誕生於諸暨楓橋的“楓橋經驗”,這段日子一直處在“高光時刻”——
20多天前的11月6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週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20週年大會在北京召開。會前,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會見了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勉勵他們再接再厲,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為推進更高水準的平安中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就在兩個多月前,習近平總書記親赴楓橋,參觀楓橋經驗陳列館,了解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
早在20年前,習近平同志就曾兩赴楓橋實地調研,並在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0週年、50週年之際,分別親自出席紀念大會或作出重要指示,為創新發展“楓橋經驗”舉旗定向。
新時代“楓橋經驗”,正是在習近平同志一以貫之的親切關懷和科學指引下,孕育形成併發展成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金名片”,還寫入了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黨的二十大報告。
日前,我們來到楓橋鎮,追尋習近平同志留給楓橋、留給浙江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感悟這一中國特色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從“一鎮之計”上升到“一國之策”背後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
直面“煩惱”,問計于基層
歷史的走向,有其必然的規律。
走進楓橋派出所正在擴建升級的“楓橋經驗”公安陳列館,我們仿佛回到了那個對楓橋、對浙江,都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年代。
21世紀之初的浙江,在率先發展中也遭遇“成長的煩惱”:經濟增長“弓張弦滿”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和代價陡增,社會治安、公共安全等問題凸顯。從1992年到2002年,全省信訪總量年平均增幅達7.3%。
當時,習近平同志告誡大家,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不能蹲在機關裏,而要深入基層調研,問計于基層,問計于群眾,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
在廣泛而深入的調研中,土生土長的“楓橋經驗”,受到了習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視。在2002年底召開的省委十一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上,他明確提出,進一步總結完善和學習推廣新時期“楓橋經驗”,切實加強基層基礎工作。
作為“楓橋經驗”發源地,楓橋鎮當時也確實表現不凡:改革開放以來,GDP保持著連年超25%的增速,在2002年達19.34億元,成功躋身全省百強鄉鎮;民事糾紛調解成功率達97%,其中80%以上在村裏和企業得到調解,連續多年成為信訪“三無”鄉鎮。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03年5月30日,習近平同志首次來到楓橋考察,參觀了設在楓橋派出所的“楓橋經驗”史跡陳列室。
當時負責講解的女民警宣偉麗回憶説:“在這個面積不到100平方米、略顯簡陋的陳列室,習近平同志不時駐足,看得非常仔細。”
參觀結束後,情況彙報會也在派出所召開。“會上,習近平同志表示,‘楓橋經驗’是與時俱進的,誕生以來,每一時期都能圍繞中心工作,很好地解決了各類矛盾,從而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起到了總結經驗的示範作用。”楓橋派出所所長陳偉鋒説。
面對省委書記,楓橋幹部也把他們的思考和做法全盤托出: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楓橋的矛盾糾紛也有所增加。為從源頭上維護社會穩定,楓橋正率先開展“平安楓橋”建設,摸索總結了“四先四早”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即:預警在先,苗頭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控制在先,敏感問題早防範;調解在先,矛盾糾紛早處理。
“楓橋鎮的探索,得到了習近平同志的認可。臨走前,他還勉勵大家做好深化發展的文章。”浙江新時代楓橋經驗研究院執行院長丁光飛介紹説,“從後來省裏的一系列決策可以發現,面對‘成長的煩惱’,習近平同志的解題思路更具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必須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諧社會運作機制。”
高瞻遠矚,胸懷“大平安”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敬佩與感動。
2003年11月25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0週年暨創新“楓橋經驗”大會在諸暨召開。當天上午,習近平同志再訪楓橋,諸暨市文旅局幹部阮箏負責此次講解。
“從參觀的點滴細節中,我感到習近平同志對‘楓橋經驗’的了解很全面,也很深入。”一直從事文旅工作的阮箏,感觸特別深的是,習近平同志對“楓橋經驗”的文化淵源同樣瞭如指掌。
對時任楓橋鎮司法所所長周關穆來説,習近平同志對基層情況的熟知讓他印象深刻,“他當時就站在調解室裏,圍繞矛盾糾紛司法調解,與大家對話了20來分鐘。”
作為“楓橋經驗”首次全國性紀念大會,40週年紀念大會的召開,是“楓橋經驗”創新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
在大會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
隨著習近平同志對社會治理的思考與認識不斷深化,“楓橋經驗”這個傳家寶也隨之不斷迭代升級。
2004年5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設“平安浙江”的決定,要求樹立“大平安”的理念。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僅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狹義“平安”,還是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寬領域、大範圍、多層面的廣義“平安”。
推進“平安浙江”建設,總抓手正是創新發展“楓橋經驗”!
這一全新提法,即使是楓橋幹部群眾,也深感意外。
“‘大平安’的提出,讓我們明白原來‘楓橋經驗’還可以做那麼多。”楓橋“老楊調解中心”負責人楊光照還清楚記得,當時大家備感驚喜之餘,都在思考和討論接下來怎麼幹。
最直接的變化,是老楊的辦公室很快就搬到了鎮綜治中心,和工商、城管、司法、公安等多方力量一同開展大調解工作,“這樣能集中力量,更快更好地解決各式各樣的矛盾糾紛。”
曾給楓源村集體經濟帶來上百萬元收入,也帶來環境污染和破壞的高嶺土礦區,也是在這個背景下主動關停的。家裏世代以開礦為生的村委會副主任駱銀鋒,指著復綠的舊礦區説:“‘大平安’是完全不一樣的高度與格局。我們由此真正明白,與一時的得失相比,更應該在乎的,是謀求如何穩定可持續的長遠發展。”
如果説“平安浙江”的創建,使“楓橋經驗”的功能得到全方位拓展,那麼隨著2006年在習近平同志提議下,省委作出建設“法治浙江”決定,則推動著“楓橋經驗”的發展邁上了法治化軌道。
蹲點中,我們見證了一起交通事故調解的全過程。
來自遼寧本溪的劉某,在楓橋駕車時,不慎撞到了橫穿馬路的村民。交通事故責任還未最終認定,雙方卻只用了不到半天時間,就已在鎮綜治中心初步達成調解協議。讓劉某驚嘆的是,整個調解過程就像在法院打官司一樣正規,程式一目了然,文書一應俱全,“調解員的話有法有理有據,我對調解結果心服口服。”
“事故責任認定有一個過程,等待的過程中特別容易發生糾紛。雙方通過調解提前達成共識,有利於預防糾紛的發生。”80後俞振華是鎮綜治中心最年輕的調解員。他告訴我們,“楓橋經驗”的法治化,使調解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明顯提升。
與時俱進,創新無止境
有一種距離,雖遠猶近。
習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後,一如在浙江工作時,仍時常在重要會議、地方調研時提到“楓橋經驗”。
201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週年大會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還專門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總書記每次有關‘楓橋經驗’的指示批示,大家都會很認真地學思悟用。”楓橋鎮黨委副書記蔣銘夫介紹説,作為“楓橋經驗”發源地和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率先實踐地,楓橋的幹部群眾始終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擔當。
20年來,楓橋幹部群眾時刻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託,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率先探索形成了一條“群眾唱主角、幹部來引導、德法加智治、有事當地了”的基層社會治理新路徑。至今,楓橋先後獲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集體、全國鄉村治理示範鄉鎮、全國文明村鎮等國家級榮譽20多次。
從化解三波大規模矛盾糾紛到“零陳情”,楓橋鎮永安社區是創新踐行“楓橋經驗”的一個生動縮影。
2011年,永安水庫移民拆遷,社區500多戶村民中有137戶陳情。新上任的社區幹部陳桂成並沒有被嚇到,在調查發現主要原因是“村民有誤解”後,一方面把相關政策一一到戶講清楚;另一方面做通7個領頭村民的思想工作,使村民從“對立”轉為“合作”。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不肯拆的“外部矛盾”,變成了補償家庭分配的“內部矛盾”。這次,已經當上社區黨委書記的陳桂成,採取的措施是抓源頭:全村人一起協商,定統一的規矩,“有了大家都認可的規矩,誰都沒話説。”
歡歡喜喜入住後,第三波矛盾又來了——村民不適應社區生活習慣。陳桂成的對策,則變成了“對症下藥”:村民愛種地,就建一個水塘,洗乾淨再回家;獨居老人吃飯成問題,愛心食堂中晚餐都管了,蔬菜都是村民志願認種送來的。
“新形勢下,基層治理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層出不窮,總書記總是在關鍵時刻給我們指明方向。”2017年9月19日,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作為先進集體代表,時任楓橋鎮黨委書記金均海參加了會議,“總書記在會上提出,要著力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慧化、法治化,讓我們深受啟發。”
以“智治”為支撐,不斷提升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也成為這些年楓橋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又一新亮點。
在楓橋鎮政府,我們看到,依託新時代“楓橋經驗”開發、最早在楓橋試點應用的基層治理整合應用“浙裏興村治社”,通過全量歸集落到村社的任務事項、實時感知處置民情民意,實現高效智慧的鎮街—村社—網格協同聯動治理,構建起黨建引領、上下貫通、條塊一體、整體智治的基層治理新格局。
應用運作以來,在村社網格一級解決事項佔比超過95%,群眾滿意度超99%,入選2022年浙江省數字化改革最佳應用。
位於杜黃新村的躺鹿露營基地,客流眾多,但也暴露出不少基礎設施的“硬傷”。今年3月,村幹部將這一情況通過“浙裏興村治社”上報立項,市鎮逐級網上審核。
“不論是充電樁安裝、道路‘白改黑’,還是污水處理、池塘美化,每一個項目、每一步進展都會在平臺上實時晾曬,全程公開透明。”村黨委委員王建光説,有了這個平臺,項目少了糾紛,群眾多了理解,幹部沒了顧慮,只要一心幹事就可以了。
改革不停步,創新無止境。蹲點中,我們了解到,致力爭創中國式現代化鎮域治理樣板的楓橋鎮,正在推進新一輪的自我革命——
取消片區劃分,將鎮駐村指導中心重新規整為法治、環境、産業等3個分中心,以扁平化、專業化助力基層治理提質增效。
美好期待,引領善治路
從寫入《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到寫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黨的二十大報告。這些年,“楓橋經驗”歷久彌新,愈加散發耀眼的光芒。
在“楓橋經驗”發源地之一的楓源村,前來參觀學習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少還是來自外國的。楓源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駱根土每天都很忙碌,一天接待10多批團隊是常有的事。
一遍又一遍地講解之後,駱根土心裏有時會産生一種困惑:全國各地都在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發源地跟不上怎麼辦?這一困惑,在2023年9月20日得到了解答。
這一天,楓橋幹部群眾企盼了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習近平同志第三次來到楓橋考察。
重溫“楓橋經驗”誕生、演進、發展的歷程後,總書記一錘定音:“這裡面有我們黨處理問題、化解矛盾的政策策略,就是要走群眾路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時代在變、形勢在變、社會矛盾的內容也在變,但依靠人民群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始終沒有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沒有變。”回憶起在楓橋經驗陳列館外小廣場上聆聽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情景,駱根土心潮澎湃,“這是‘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我們要永遠傳承弘揚下去。”
同樣身在現場的志願者組織“楓橋大媽”負責人陳佩英,更加堅定了心中的信念——
如今的楓橋,社會組織發展迅猛,目前已有368家。陳佩英特別活躍,一個人就參加了五六個,且都成為骨幹成員。但時不時也有人會問她:你們做的事情各不一樣,為什麼都打著“楓橋經驗”的名頭?
“聽了總書記的話,我真正明白了:‘楓橋經驗’的最終目的,就是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今,陳佩英正在實施一個“大計劃”:發揮婦女“半邊天”的作用,來一次家事糾紛大排查,以最近的距離,盯緊苗頭,防牢風險。
完善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是總書記一再強調的,也是楓橋在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中一直努力踐行的。
一提起“楓橋經驗”,陽春山月·楓FUN遊樂度假村負責人王劍波就直豎大拇指。
別看這個95後小夥子現在很風光,遊樂項目超級火,開業一年就能回本,其實當初項目還未開工就曾差點夭折——兩年前他意外發現這塊位於楓橋鎮陽春村的荒地後,就急不可耐地和相關的107戶村民一戶戶簽合同。結果租價前後難統一,陷入僵局,準備投資三四千萬元的項目有可能打水漂。
駐村指導員許璐斐聞訊後主動到府服務。隨即,鎮村幹部緊急動員,迅速協商決定由村集體出面對150畝項目用地進行統一流轉,所有村民一個標準簽合同。
我們來到陽春村黨群服務中心時,正好遇到村民在有説有笑地續簽合同。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郭洪勇樂呵呵地説,雖然村幹部多了不少事,但這樣做,“企業、村民都安心,我們累一點也開心。”
共建共治共用,才能共贏共富,把治理優勢轉化為發展勝勢,這已成為楓橋幹部群眾的共識。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幾乎人人都在努力把這個‘家’建設得更好。”紹興樹寶紡織有限公司負責人吳彥把企業從外地搬遷到楓橋的過程中,剛好遭遇新冠疫情,“3年來,一旦遇到什麼問題或困難,無論是鎮村幹部,還是供電所、銀行工作人員,總是有求必應,比我們自己都想得週到。”
在楓橋,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還有一支特殊的隊伍——“民情110”。這是一支負責全鎮非警務事件閉環處置的鎮、村專業力量,其中村級事件由村書記組織村幹部、駐村輔警、網格員、社會組織等村級力量進行處置,以分鐘為標準,快速回應百姓訴求。
北京那場大會結束已有20多天,楓橋幹部群眾在喜悅之餘,有了更多的思考。
“作為發源地和率先實踐地,我們更要把總書記的親切關懷轉化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強大動力,全力以赴,加快走出新時代基層治理的善治之路,不負關懷不負信任不負重托。”鎮黨委書記傅海林表示。
蹲點調研中的所見所聞,也使我們堅信,集中體現了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楓橋經驗”,在浙江奮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勇當先行者、譜寫新篇章的新進程中,必將煥發更加彭勃的生機與活力,向世人呈現更加亮麗的新“楓”景。
來源: 浙江日報 | 撰稿:朱海兵 陸樂 幹婧 共用聯盟·諸暨 李伯儉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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