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後的千年大運河該如何保護開發
全長1794公里、2014年6月22日申遺成功、成為我國第46個世界文化遺産項目的中國大運河(以下簡稱大運河)是我國歷史上的一項偉大工程,它的開鑿貫通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千年變遷後,大運河沿線地區逐漸形成今天獨具特色的城市群。依託運河文化衍生出來的沿線旅遊經濟帶,更是催發了多種商業形態和模式,帶動區域經濟長足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運河申遺成功並加快發展的背後,也面臨遺産保護壓力巨大、傳承利用品質不高、資源環境形勢嚴峻、生態空間擠佔嚴重、合作機制亟待加強等突出問題和困難。
為了有效保護大運河,推進運河經濟可持續發展,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2020年,文化和旅遊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大運河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規劃》。
推動旅遊物流業發展,
或需統一水域管理
隨著鐵路和公路基建設施的不斷擴充和完善,大運河的運輸功能逐漸被替代。當南水北調成為百年工程、千年大計,大運河旅遊、沿線文化帶建設也上升為國家戰略。
記者梳理資訊得知,2015年起,北運河武清段從休閒驛站至定福莊的11公里水域中,少量畫舫船和搖櫓船為遊客提供休閒觀光遊服務。
曾體驗過該項目的馮先生告訴記者,乘坐古香古色的遊船觀賞北運河美景,有種時空穿越的感覺。“如果遊船能直通北京該多好。”馮先生説。
實際上,2017年2月,“通(州)武(清)廊(坊)”三地政府曾簽署總體發展框架合作協議,其中包括:通過堤岸整修、河道治理、水體改善,探索北運河京津冀段旅遊性通航。
2020年4月,北京市發改委發佈資訊稱,北運河甘棠船閘、榆林莊船閘建設工程項目建議書已獲批,項目完工後,兩處河道通航中斷點將被打通,有力保障北運河通州段京冀界河以上全線通航。
北運河通航不僅可以帶動旅遊經濟,還能促進水運發展,但其背後依然存有深層次難點問題。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謝燮分析認為,主要體現在運河的區域協調和統一管理上。
“目前,我國在內河水運領域的管理除了長江幹線外,其他水域都沒有實現統一管理。”謝燮認為,京杭大運河的屬地管理是北運河通航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各地都從自身出發,優先考慮貨運量是否足以支撐通航;而從旅遊經濟角度看,地方投資的主動性沒那麼強。
此外,各地地方海事執法尺度不同、以罰代管的現象依然存在,會導致相關企業無所適從,經營困難;在航道等級方面,也存在不同區段航道等級不同,使得運河的綜合效益難以最大程度發揮。
謝燮建議,應該建立類似于長江航務管理局這樣的京杭大運河管理機構,主要的投資由中央財政負責,這樣才能有效推動運河連通工程,並充分發揮綜合效益,提高效率。
運河水域統一管理不僅是專家關注的焦點,也得到不少群眾關注。來自江蘇省徐州市的賈傳軍,曾三次全程走完大運河,拍下萬餘幅運河作品。
“這幾年運河通過整治在環境方面有很大提升,但由於各地管理模式不同,有的是政府管理,有的是公司運營,所以在運河上穿行,跨越不同省份會有管理不同、面貌相異的感受。”賈傳軍説,他希望運河全線能有統一協調的管理調度。
根據規劃模式與投融資
能力匹配,勿求大而全
一直以來,運河沿線文化旅遊風光帶都備受開發商關注。對企業而言,參與建設並拿到運營權,不僅能獲取經濟效益,還能提升品牌形象。但由於一些地區相關部門監管不嚴,加上企業缺乏責任與自律意識,廢真跡、建“假古董”的現象時有出現。
被譽為“江北水城、運河古都”的山東省聊城市,其古城區為東昌湖環繞,有著獨具特色的水上古城景象,備受中外遊客青睞。2009年以來,聊城市啟動古城復建工作,對城內老建築進行拆除。到2011年,聊城市大量古建築永久性毀壞和消失。
對此,201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通報批評,要求制止和糾正錯誤做法。2019年,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網公開的一份文件中再次提到聊城市,對該市古城內大拆大建、大搞房地産開發問題提出批評。
此外,運河沿線城市河南省洛陽市因對歷史文化街區違反規劃大拆大建也被點名批評。
有學者就此發表觀點認為,作為欠發達地區,財政相對拮據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既改善民生,又達到“政府不舉債”的目的,唯有運用市場化手段通過對古城內的土地運營來籌措資金。
記者了解到,類似的現象在運河沿線其他地區也存在,最為集中的就是倣古建築千城一面、建設性破壞屢屢出現,特別是在大運河成功申遺後,各地普遍加強對運河的開發利用,陸續投入資金打造景區。
對此,多年從事文旅産業研究的北京中經新媒文化産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程建強接受採訪時表示,從國內整體文旅産業發展角度看,可分為以政府平臺主導與社會資本主導兩大方式。
“兩者各有利弊,政府平臺主導難在融資和招商,需提出規模化發展願景和扶持模式;社會資本主導注重兩票經濟和地産反哺,要通過供給側産品與模式創新為二次消費助力。但總體來説,政府應將規劃模式與投融資能力相匹配,不要追求‘大而全和假而空’。”程建強建議,可運用網際網路思維,加強運河IP開發和轉化,將線上線下有機結合,讓運河文化真正活起來。
“未來的運河文化場館、景區景點正呈現數字化發展趨勢,先進的數字技術帶給我們突破感官體驗,模擬過去情境、對比現實場景,這樣更能幫助遊客了解運河歷史、樹立文化自信。”程建強説。
樹立大局意識,
確保運河文化源遠流長
大運河申遺成功後,為了加強世界文化遺産的保護管理,一些城市陸續對大運河的綜合保護管理機制展開探索和研究,並設立專門管理機構。
2017年起,浙江省杭州市施行《杭州市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産保護條例》;2020年,江蘇省淮安市出臺《淮安市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條例》,以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基礎,努力挖掘、保護、傳承大運河文化。
此外,包括江蘇省揚州市在內的多座城市也陸續推出相關措施,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
除了政府部門外,保護大運河也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尤其是在立法保護大運河方面。
記者查詢資料了解到,早在2006年,就有學者提出立法保護大運河。2020年,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所長賀雲翱也提到:“全國性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立法及國家層面的統籌工作應儘早提上議事日程,以協調存在的多方面利益糾葛的問題。”
“是否在國家層面專門為運河保護立法,我個人覺得目前暫時還沒有這個必要。當前可從省市層面先出臺相關的保護條例,而國家層面可從國家文化公園保護的角度考慮立法建設。”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朝暉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家文化形象和話語建設是這類遺産的共性,現在包括大運河在內的四大國家文化公園可以作為國家文化公園立法建設的探索點。以後還應該建設更多類似的文化公園,當然這其中需要先行研究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準入、管理、監測等系列標準。”
對於許多地區管理者將運河僅當作文化遺産來保護的思維理念,劉朝暉認為還遠遠不夠:“作為遺産的運河只有85個點/段,而運河文化的內涵和外延豐富得多。”
劉朝暉提出,各地政府從屬地性出發,通過旅遊方式增加經濟收入,再施行維護的方法固然沒錯,但更要意識到運河文化是中華文化、是國家文化,要從國家文化“在地化”建設和保護的高度,既把文化保護與社會、環境和經濟協同發展相結合,又要超越“屬地管理”的行政壁壘,保障大運河這類線性遺産保護的整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