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體制改革（1978—1998年）
科技體制改革是關係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中也處於關鍵位置。圍繞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科技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學技術成果迅速地廣泛地應用於生産，使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大大解放科學技術生産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央通過恢復高考、召開全國科學大會（1978 年 3 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年 12 月）、發佈《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推行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實施《有效保護及實施智慧財産權的行動計劃》等系列舉措，分步驟地推進改革，激發體制活力，擴大人才隊伍，縮小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差距，科技成果的數量與品質均有切實提升。
科技體制改革的背景因素與觀念變革
科技體制改革存在內、外雙重的背景因素。一方面，全面規劃的科技體制，完全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已不能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此前，研發活動的全部流程由政府在計劃模式下組織規劃與實施，體制比較僵化，科研機構的人力、經費、物資等完全由政府按計劃統一調配，科技與經濟脫節比較嚴重，知識分子地位下滑，人才的管理限制過多，學術研究的氣氛不濃，過於強調自力更生而忽視引進吸收先進技術的重要性。當國家事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原有的體制機制呈現出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世界科技前沿，特別是半導體與積體電路、電腦、分子生物學、空間科學與環境科學等領域日新月異。自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持續加強基礎研究，而 20 世紀 70 年代高技術産業在矽谷等地也開始獨領風騷。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蘇聯雖不甘落後，但在總體狀況下滑之後，一度出現“科學與科學家對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不是必不可少”的錯誤觀念。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已建立起科研與生産的體系，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準的差距，但在基礎科學與高技術領域卻拉大了差距。
科技體制改革，首先是一場觀念的變革。“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論斷，確立了新的科技體制指導思想，將科學技術的地位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鄧小平關於科技與生産力關係的論斷，最早于 1975 年聽取中科院工作彙報時提出——“科學技術叫生産力，科技人員是生産力”，這針對的就是“文革”中的弊端。在 1978 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他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産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産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 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鄧小平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在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還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與“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論斷。這 3 個重要論斷，明確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起到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排除認識上的障礙的作用，直接影響了黨和國家發展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的大政方針，解放了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在全國形成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與尊重科學的氛圍，對整個社會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都奠定了基礎。可以説，“科學的春天”奏響了全國改革開放的先聲。
至 20 世紀末，科技體制改革大體經歷了 2 個階段。
面向經濟建設，解決“兩張皮”問題（1985—1992 年）
第一階段開始的標誌為 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由此，科技體制改革從全國科學大會以來科技界自發與探索的狀態，正式進入到全面展開的階段。文件指出，科技工作必須緊緊地圍繞“振興經濟、實現四化”這個中心，服務這個中心。此階段的指導思想為“面向—依靠”，即“科學技術要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要依靠科學技術”；目的是使科學技術成果迅速廣泛地應用於生産，使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通過改革運作機制、組織結構和人事制度，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
在運作機制方面。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克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學技術工作，國家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全國各類科研機構，根據科技活動特點與分工，進行分類管理。在對國家重點項目實行計劃管理的同時，動用經濟杠桿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覺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此後，國務院提出要放活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鼓勵科研機構引入競爭機制，鼓勵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通過為社會創造財富和對科技進步作出貢獻，來改善自身的工作條件和物質待遇。撥款制度是科技運作的關節點和難點。科技體制改革以撥款制度為起點，旨在克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辦科技的弊病，改變科研對行政主管部門的依附關係。
在組織結構方面。放活科研主體，改變過多的研究機構與企業相分離，研究、設計、教育、生産脫節，軍民分割、部門分割、地區分割的狀況。改革撥款制度、減少事業費後，促使研究院所和科研工作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同時，開放技術市場，加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與開發能力和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産力的中間環節，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學校、企業之間的協作和聯合。應該説，這樣的改革舉措對原有科研機構和企業形成了不小的壓力。中科院據此提出“一院兩制”的構想，“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同時保持一支精幹力量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術跟蹤”，讓科研力量主動向研究與開發兩個方向分流，形成新的研發體系與運作機制。1980 年，陳春先等科技人員，借鑒矽谷的新技術擴散模式，走出原機構，投入“下海”創業潮，創立中關村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開一時風氣之先。
在人事制度方面。放活科技人員，主要是克服“左”的影響，扭轉對科學技術人員限制過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動、智力勞動得不到應有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目的在於更好地釋放出科研人員的活力。恢復技術職稱制度（1977 年）、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1986 年）、規範科技獎勵制度（1993 年）等舉措，著眼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與長遠需要，探索與營造有利於激發科技人才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環境。
在高技術與産業發展方面。隨著國家的開放，積極調整技術的引進與消化吸收、産業分工與競爭、人才引進與流動等新問題。通過建立開放實驗室，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引進生産線和生産設備、填補中國裝備製造和耐用消費品等行業的技術空白，實施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等舉措，進一步建立和健全科技體制。王大珩等科學家提出的《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反映了科研人員對當時國際科技競爭以及我國主要差距的判斷，為跨越式發展尋求途徑。這一建議與國家層面的改革需求十分契合，因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的高度重視。該計劃帶動了前沿技術和部分重點領域的發展，一度引領了新興産業的發展。
“攀高峰”，力爭國民經濟更好地上一個新臺階（1992—1998 年）
第二階段的科技體制改革，在前面基礎上做了深化。在指導思想上，圍繞中央提出的“要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力爭國民經濟更好地上一個新臺階”的要求，在上一階段“面向—依靠”的基礎上，增加了“攀高峰”——科學技術不僅要面向經濟建設，而且要攀登科學技術高峰，進一步深化改革。
在科技系統結構改革方面，科技政策的調整思路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促進了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和企業化轉制。1992 年出臺的《關於分流人才、調整結構、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要穩住基礎研究性研究、基礎性技術工作和科技人員這支隊伍；同時放開、放活技術開發機構，社會公益機構和科技服務機構，面向社會，面向經濟建設。絕大多數技術開發機構逐步由事業法人轉變為企業法人。1999 年，內貿局、煤炭局、機械局、冶金局、石化局、輕工局、紡織局、建材局、煙草局、有色金屬局等 10 個國家局所屬的 242 家科研機構轉變為科技型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和轉為技術服務與仲介機構等。科研院所的管理體制改革和企業化轉制，進一步推進了科學技術面向市場的轉變，明確了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的定位。
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家重大科技問題的諮詢與重大項目的實施，顯得愈發關鍵。1991 年，中科院恢復了中斷 10 年的學部委員增選，並實現制度化。1993 年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國工程院，中科院學部委員改稱“院士”。兩院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和工程科技的最高諮詢機構，為我國科技進步、重大工程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1991 年與 1997 年，國家分別啟動“攀登計劃”與“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這兩個計劃以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分別聚焦重大基礎性研究和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學問題，並在世界科學發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創性成果。
科技體制改革的歷史功績
科技體制改革準確地把握住了國際科技發展的基本態勢，改變了以往相對封閉與僵化的運作模式，將中國科技帶入到快速與高品質發展的新階段。代表性的成就有：①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合肥同步輻射加速器、“銀河”系列巨型電腦、中國空間環境監測子午鏈工程、南極科考站、第一口大陸科學鑽井的實施與研究等；②一批世界領先的原創成果，如釔鋇銅氧超導材料、糧食産量預測、高解析度水稻基因組和豬瘟兔化弱毒疫苗等；③一批重大技術裝備的關鍵製造技術，如 2 000 萬噸級露天礦主採設備、30 萬千瓦火電機組、50 萬伏高壓輸變電設備、20 萬噸合成氨裝置，以及家用轎車與日用電器等方面。
科學技術體制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科技體制的轉變。改革以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為導向，釋放了科研人員的活力，解放了生産力，提高了科技與産業的競爭力，增強了綜合國力。科研實力從跟蹤和引進，逐漸轉向部分領域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