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餘年間，中、日體操男隊在奧運會、世錦賽甚至亞運會中從未停止相互比較、彼此競爭的步伐。眾所週知，團體冠軍是一個國家和地區體操整體實力最鮮明的成績象徵：從2003年到今年的南寧體操世錦賽，男團的金牌幾乎都是在中、日之間産生。這次世錦賽，中、日體操在男團上的成績差距僅為0.1分。而這種在男團上的“競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

除了男子團體外，在標誌著一個運動員全面性的個人全能項目中，長期處於弱勢的中國運動員如今也開始有了挑戰統治這個項目長達5年之久的日本隊的信心和難度基礎。這又是一個中、日體操之間“見賢思齊”的體現方面。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中、日男子體操在培養人才機制上存在不同，甚至可以説是差異較大，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互相從對方的身上學習優點、取長補短。這種學習不僅是學習某些難度動作這般簡單，而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深入到選才機制、選拔標準等方面的相互借鑒、融會貫通。與此同時，兩者也在與對方的丈量中找準自己所處的位置，並尋求各自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戰爭”從團體發展向全能

男子團體的比拼，在過去十多年中，中、日體操都是“主角”：除了2003年和2006年兩屆體操世錦賽，中國男隊都是第一、日本男隊位列第三外，兩支隊伍分別在2007、2010、2011年世錦賽、2008年和2012年奧運會上，均是第一和第二，這足見兩隊之間針鋒相對的程度。

倫敦奧運週期無疑是中國男子體操非常困難的一個時期，當“鑽石一代”楊威、李小鵬等名將退役後，中國男隊不得不開啟以鄒凱、馮喆等人組成的“馬鈴薯一代”，這批隊員在身體條件、項目全面等方面和前輩相差不止一個檔次。但即使這樣，中國男子體操仍然將最主要的成績目標放在了團體項目上，因為這事關隊伍的士氣和日後的發展。

而日本體操同樣如此，雖然過去十年間在團體的交鋒中成績處於劣勢，但這支隊伍從始至終都在積蓄力量要站上團體的最高領獎臺。即便這次世錦賽仍然沒有成功登頂，日本體操名將內村航平説：“這不會更改我們今後發展的目標，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直到完成冠軍目標。”

而在另外一個也具有象徵意義的個人全能項目上，中、日體操之間的對決還遠沒有達到像團體那樣的“針尖對麥芒”，但無疑我們正在向這個目標發奮努力。這批中國隊員像是鄧書弟、林超攀、周施雄等，都是以能挑戰並戰勝內村航平為自己在個人單項上的最大目標，而部分隊員像是鄧書弟甚至在六個項目的動作難度上已經超越了內村航平。

人才培養差異明顯

不可否認的是，中、日體操在很多方面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差異性，最明顯的莫過於人才培養機制：中國體操是好苗子最先進入業餘體校，然後是市、省隊，最後到達頂層國家隊，在長期集訓的模式中，人才是“練”出來的，這也使得中國體操人才數量快速萎縮，目前註冊運動員只在2000人上下。

日本體操人才最先是在業餘體操俱樂部中“玩”出來的，然後是進一步的培養，接受專業訓練，參加比賽。日本體操人數相對充沛，全日本光體操俱樂部就超過了100家，更不要説從事日常訓練的體操人口了。當然，到了國家隊層面，日本體操隊也會對優秀選手進行集訓，他們主要分為夏訓和冬訓，但一次集訓最長也只是一個月左右，短則只有一週。這和我們的常年集訓有著很大不同。

此外，兩國體操培養出來的運動員類型也有明顯不同，尤其是在2008到2012年間，日本男隊幾乎是一水兒的全能型人才，以內村航平為典型代表；中國男隊則是以單項運動員居多，這一度給我們在團體的排兵布陣上造成極大的困難。

取長補短不局限在難度

過去幾年間，中、日體操在較量的同時，也在互相學習、逐漸自我調整。中國體操隊領隊葉振南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説：“這種學習是相互的，像是對手的動作難度和品質，好的地方肯定要借鑒過來。”這方面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單項世錦賽時，日本男隊的白井健三在自由操上高難度轉體動作甫一亮相，就深深刺激了中國隊的教練們，這讓去年冬訓動作難度發展的緊迫性變得無比強烈。

中、日體操相互取長補短絕非是在某些具體難度動作上，更深層次是培養人才的方向和選拔制度的調整。今年參加世錦賽的日本隊，和以往有著非常大的變化，6名主力中只有3到4名是全能運動員，而像龜山耕平和白井健三則絕對是單項運動員。這是日本男子體操選拔隊員的一次重大變化，在以往大賽前，日本體操選參賽隊員必須要男子六個項目全比，並選派全能項目排名前24名中的選手。但今年日本體操則加入了單項選拔賽，如果選手達到某個單項分數，則可以直接入圍，龜山耕平和白井健三就是這樣獲得今年世錦賽資格的。

而中國體操在最近幾年中也在調整著自己的選拔賽規則，為的就是著力培養全能型運動員，這和此前的日本體操選拔賽機制有些相近：在各年齡段的全國比賽中增加了“全能規則”，雖然並不完全是日本體操那樣要求每個運動員都要比全能，但是已經規定運動員要想參加單項決賽，必須在至少三個項目的預賽得分要達到該項每人平均得分的80％，這增加了對運動員在多項、全能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