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中國扶貧基金會時任副會長何道峰與蘇丹副總統、比爾特瓦蘇組織主席塔哈夫人簽署合作備忘錄。

延伸的國際化之路

雖然成功邁出了國門，但要讓公益項目在海外生根發芽，産生持續性效果，卻是更加艱巨的課題。2013年，扶貧基金會發現，前兩個階段的對外援助，就如同撒哈拉沙漠裏的雨水，影響並不持久。參照國際民間組織的做法，扶貧基金會開始嘗試成立海外辦公室。

根據預算，一個國家辦公室運作下來可能得上百萬，這個費用誰掏?基金會這種性質也掏不了。而要讓一個員工在駐地安心工作，至少需要二三十萬元成本。“二三十萬對於一個企業來説真不是個事兒，但對於我們慈善機構來説卻是一個天大的數字。慈善組織的管理費不能超過10%的硬性要求，是最大的攔路虎。”扶貧基金會國際發展部主任助理鄒志強説。

“要想把這個辦公室真正催生出來，就需要有政府、企業和公眾的支援。”伍鵬表示。由政府購買援外項目是一條最可行路徑。中國政府每年的對外援助規模都非常大，在2011年對索馬利亞的援助中，由於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國內公益組織在境外又缺乏實力，最後中國政府只好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採購糧食並分發給災民。

然而，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對於民間組織的獨立性會産生某種牽制，因此，公眾的捐款是最好的資金來源，更代表了公眾對該機構宗旨的最大認同。

為了喚起公眾的捐贈意識，扶貧基金會設立了獨立的自主品牌“國際饑餓兒童營養餐”公益項目。鄒志強來到民間公益最活躍的成都，希望借助公益機構的網路平臺向社會推廣該項目。在和當地媒體人及公益人交流的過程中，鄒志強拿出了在非洲拍攝的饑餓兒童的照片，照片上凸著水腫大肚子的非洲兒童全身骨瘦如柴。

然而，交流的結果卻並不樂觀。當地媒體和同行告訴鄒志強，本地還有很多窮孩子，如果能把這些孩子的問題解決好就算不錯了。對此，鄒志強感到十分遺憾與無奈。即便是媒體和業內人士也無法理解海外慈善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又何談普通百姓。

在伍鵬看來，公益組織國際化的前期，只能寄望于和企業尋求平衡。“企業剛好和公益機構的宗旨是契合的，也想做這方面的事，但是中國民間組織的重心還是要放在公眾上，喚起國民的國際化慈善意識，否則民間組織很難保證自身的獨立性。”與扶貧基金會有過多次合作的國際美慈組織，其50%的資金就是來自公眾，另外50%則來自於政府和企業。

缺乏資金支援，使得扶貧基金會的海外辦事處遲遲不能落地，與此同時，扶貧基金會在海外的薄弱實力，也很難吸引到企業與之合作。

“我們的國際化之路還處於起步階段，企業會考慮你的實力綜合判斷。所以我們首先要在海外紮下根來，成立一個辦公室，就會形成一個磁場效應。如果以年費的性質，每家捐一點，同時我們在國內公共領域再籌一點，兩方面若能達到50%對50%的比例的話，那就非常不錯了。”伍鵬説。

志願者派遣也是國際化路途上的一大難題。在蘇丹阿布歐舍友誼醫院項目中，扶貧基金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很難在社會上招募到合適的醫生到援建醫院做志願服務。在中國目前的醫療體制下，醫生如果離開半年或一年，回來以後，之前的待遇將很難得到保障。

現在，扶貧基金會在蘇丹有一個長期的留學生志願者，專門負責協調關係、配合調研和考察等具體工作。“眼下有個好的現象是，一群熱心公益的留學生幫了我們很多。比如我想上網找肯亞教育類的資料，由於網際網路管理限制，有時可能需要‘翻墻’，而且我英文也不熟練。而他們一下子就把我要的資料發過來了，而且特別精準到位。他們有他們的圈子，一呼就有人應，大家都是義務幫忙。”伍鵬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