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根在廣西深山裏的“天津女醫生” 跨越半個世紀的守護

▲廣西宜山縣祥貝公社衛生院的“天津醫生”和解放軍醫生、赤腳醫生一起下村巡診。圖源《天津支邊醫生在廣西》

“馬馱醫院”的醫生們在出診路上。

“天津醫生”在隆林各族自治縣克長公社為少數民族群眾進行體檢。

“馬馱醫院”的醫生楊興蓉（右一）走村串寨探望病人。

編者按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為響應國家號召，近2000名天津醫務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屬，離開熟悉的家園，南下支援祖國邊疆廣西的醫療衛生事業，紮根廣西73個縣的176個邊遠衛生院，被廣西人民親切地稱為“天津醫生”。

近日，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採訪了三位留在廣西的“天津女醫生”，她們初心不改、不忘使命，跨越半個世紀，用青春熱血守護生命，讓醫者情懷代代相傳。

荊永琦近照。

“走了一輩子，走到廣西不走咯。”

從外形看，今年92歲的荊永琦儼然就是一位廣西老太太，但是只要一開口，便會不小心暴露她的家鄉——天津。

半個世紀過去，她在廣西紮下根來，卻始終鄉音未改，讓人對她的過往和背後的故事充滿好奇。

20世紀40年代，中國農村普遍都是舊法接生，新生兒容易因得産後“破傷風”夭折，産婦也容易因感染死亡。新中國成立前，黨中央決定培訓一批新式接生員，降低産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

家在遼寧省本溪市的滿族姑娘荊永琦被選中，在此之前，小小年紀的她已經參加過農務會和土改工作。

組織找當時只有17歲的荊永琦談話，問她：“小荊啊，現在培訓接生婆了，你敢去嗎？”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未婚的小姑娘當接生婆是會被人笑話的。

“我敢去呀！”從小就膽大的荊永琦回答道。

“你得真心為了解放婦女，保護婦女，守護婦女健康。”

“凡是對黨有利的我都去！”荊永琦毫不猶豫。

於是，荊永琦來到遼東省衛生幹部學校進行助産士學習，成為我國第一批新式接生員。讓荊永琦沒想到的是，20多年後，她會將這項技術帶到距離天津千里之外的廣西農村，挽救了那裏數以千計的婦女兒童的生命。

1969年，為全面落實毛澤東主席關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26”指示精神，近2000名天津醫務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屬，遠離條件優越的大城市，紮根廣西73個縣的176個邊遠衛生院，為廣西各族人民群眾的健康做出了積極貢獻。廣西人民將支邊援桂的天津醫務人員親切地稱為“天津醫生”。

“天津醫生”中，女性醫務工作者的數量並非少數。她們滿腔熱忱，帶上丈夫和孩子，克服重重困難，在廣西邊遠農村揮灑汗水、治病救人、傳播健康知識、開展疾病防控……跨越半個世紀，用青春熱血守護生命。

奔赴

從遼東省衛生幹部學校畢業後，荊永琦便在遼寧省本溪縣立醫院工作，24歲入伍，抗美援朝期間在後方醫院工作，後轉業到天津，先後在公安醫院和婦幼保健院工作。

當得知要去支援廣西時，39歲的荊永琦沒有絲毫猶豫就同意了。組織考慮到她有四個孩子，提出她如果有困難，可以留下。荊永琦説自己已經寫了申請，還是決定去。

荊永琦的丈夫是天津人，在工廠當工人。他對荊永琦説：“你走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這讓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

她把傢具送給親戚朋友，沒給自己留退路，和丈夫帶著四個孩子登上了去廣西的火車。

一家六口先是坐火車，然後坐汽車，再坐船才到了河池羅城仫佬族自治縣。荊永琦的小兒子孫慶革當時還只有13歲，因為坐了太久的車，下車時已經暈頭轉向，但看到敲鑼打鼓歡迎他們的當地群眾，一下子就被熱鬧的場景吸引了。在經歷了十來天的路途後，他們終於到達了天河衛生院。

楊興蓉和荊永琦有著相似的經歷。

1951年6月，14歲的湖南湘西姑娘楊興蓉考取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軍醫衛生學校。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後，楊興蓉跨過鴨綠江，被分配在四十七軍醫療二所，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經歷了三年血與火的洗禮。此後，她又參加了“金門炮戰”，最後轉業到天津。1969年，聽聞廣西農村缺醫少藥，傳染病一來，一個寨子的人都不能倖免，楊興蓉覺得很痛心。

“我説，不行，我要去救！我是在軍隊鍛鍊過的醫務人員，我要去祖國最艱苦，最需要我的地方！”為此，32歲的楊興蓉放棄了在天津的好工作，來到到廣西隆林各族自治縣德峨公社，並帶上了兩個分別只有12歲和6歲的兒子。

曹來斤近照。

同樣主動申請去廣西的還有曹來斤。當時，醫院考慮到曹來斤的哥哥和妹妹均已在外地工作，弟弟正在上學，家裏需要人照顧，沒有把她列在支援名單裏。曹來斤知道後，主動寫了兩次申請，終於得到單位的批准。

“我覺得年輕人就應該有那種熱情。”那一年，曹來斤21歲，是“6·26”支邊隊伍中年齡最小的姑娘，“就是響應黨的號召，所以當時走的時候，我一滴眼淚也沒流，覺得很光榮。”

曹來斤被分配到了南寧隆安縣的布泉公社衛生院。因為當地沒有通車，只能由卡車把她們一行人送進去。作為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曹來斤之前對山並沒有概念，直到來到廣西。“坐卡車上山的時候，我們也跟著用力，下山的時候，心好像噔的一下，掉了下來。”

融入

初到廣西，荊永琦雖然有許多不習慣的地方，但還是很快融入其中。那時候，農民吃的是玉米稀飯，有的時候稀飯放了兩三天，已經發酸，荊永琦也跟著他們一起吃。配菜基本是搗碎的，加了一點鹽的辣椒，喝一口粥，蘸一口辣椒。一開始，荊永琦經常拉肚子，後來好些了，又總是生病，很長時間都沒痊癒。

為了照顧來自天津的醫生，當地讓他們住進了最好的用磚砌的房子（當地普遍住竹樓），但是屋頂只有瓦沒有棚。房子會落灰，也會漏雨，於是吃飯或者包餃子的時候，荊永琦和孩子們便躲在蚊帳中進行。儘管如此，一家人卻其樂融融。“我家孩子總説，困難？咱想想兩萬五（指長征），咱不苦。”

吃住以外，荊永琦最怕的是當地一種叫“小咬”的墨蚊，“腿和手都被咬爛了，一年多才好。”到大隊巡迴醫療，爬一次山要三四個小時，晚上再原路返回。有一次荊永琦累得不行，躺在竹椅上就睡著了。睡醒後，她的臉已經被墨蚊咬得腫了起來。

回想起以前，曹來斤記得那時的自己總是又累又餓。

一次，曹來斤和同事到20公里外的一個大隊，為一位難産的産婦接生，忙到傍晚開始往回走。回來的路上，雨越下越大，天也已經完全黑下來，道路又窄又滑，一邊峭壁一邊懸崖，如果掉下去，非死即傷。同事緊緊抓住曹來斤的胳膊，兩人搖搖晃晃走在山間。晚上九點多，他們碰到一位農民，得知需要再翻過兩座山才能到家，兩人一下子癱坐在地。

做“四病”（麻風病、婦科病、鉤蟲病、絲蟲病）普查和宣傳時，一個工作隊有好幾個人，但一天只吃兩頓飯，一頓飯只煮半斤米，曹來斤常常餓得眼冒金星。後來，她炒了一點兒麵粉放在罐子裏，餓了就抓一把麵粉吃。

山區缺水，曹來斤回憶自己到大隊巡診，10天沒洗過澡。“一個飯盒裝的水，洗臉漱口加上喝水，得用一天。”

“那時候生活確實很艱苦，但是心情很愉快。”曹來斤説。

楊興蓉近照。

到公社後，楊興蓉每天都要出診救人，只能將兩個孩子留在家裏。一天，弟弟的肚子疼得不行，哥哥手足無措，哭著給因工作留在天津的爸爸寫信：“爸爸，弟弟肚子疼，我不知道給他吃什麼藥，我給他揉揉肚子，他還疼，媽媽已經出診了，我真沒有辦法。爸爸，我們想你，你快來吧！”

接到這封信以後，楊興蓉的丈夫顧忠會淚流滿面，心疼不已，決定去廣西，和妻子一起。經過幾次申請，他終於得到批准。1970年7月份，一家人得以團聚。

楊興蓉所在的地方是雲貴高原的最邊緣，大多是原始部落或深山老林，住的小窩棚四面透風，沒有汽車、沒有電燈。

因為沒有米飯可吃，有的寨子也沒有鹽，楊興蓉和村民一起吃著野菜，喝點玉米細湯。“把鍋蓋一打開，蒼蠅撲面而來，你吃不吃？我們就閉眼睛，吃！”楊興蓉一邊説，一邊笑著比畫當時的場景。

“我沒感覺到困難，因為我是戰場上出來的，戰場上我一口炒麵一口血，能比那個困難嗎？”

為了能更好地給村民看病，和他們溝通，得到他們的信任，楊興蓉很快便學會了苗語，和村民們成了朋友。如今，楊興蓉依舊能隨口説出一些苗語。

守護

20世紀60年代，地處西南邊陲的廣西山高林密、交通閉塞，傷寒、麻疹、流腦肆虐，八桂兒女飽受病痛折磨。“天津醫生”的到來，極大提升了廣西農村醫療衛生水準。

荊永琦的日常工作是下鄉接生和出診，不分晝夜。那時候的她不知道害怕，半夜兩個小夥子喊她去接生，她拿起東西就走。荊永琦帶來的新式接生法，使得許多産婦都能順利生産，一來二去，她把天河公社100多個生産隊走了個遍。

“就一心想著為群眾解除病痛，群眾需要我，我就得義不容辭地去。”慢慢地，荊永琦從一名助産士變成了一名全科醫生。“這是工作上比較難的地方，因為什麼病群眾都找你，我只能不斷地看書和學習。”

因為缺藥，她就跟著當地的草醫學習採藥和認藥，學會了之後再辦學習班，帶著赤腳醫生一起學。不知不覺間，荊永琦學會了100多種草藥的使用，也自學了針灸。荊永琦還培訓了兩三批新法接生員。“我去的那些年沒有出現過嬰兒破傷風。”荊永琦引以為豪。

除了日常的出診，曹來斤還會進行婦科病的普查和防治宣傳。當地婦女基本在家由接生婆或老人接生，婦科病比較多，月經期也沒有保護。她們便定期舉辦赤腳醫生學習班和婦女接生員培訓。

因為是衛生院最年輕的醫生，許多任務曹來斤都主動請纓。她跟著解放軍衛生隊一起去原始森林中採過草藥，參加過“三夏”（夏收、夏種、夏糧入庫）工作隊，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還支援過6927鐵路工地。

不管條件如何艱苦，只要能治病救人，楊興蓉便覺得一切都值得，因為她“把救死扶傷當作最有意義的事情”。

一次，楊興蓉看到一位村民因病導致腸子外露，“如果不救，他必死無疑。”她想救他，但手上只有血壓計、聽診器和手電筒。怎麼辦？楊興蓉想了想，把手電筒綁在頭上當無影燈，找來針，為村民做了一個小手術。手術意外地很成功，楊興蓉也為救活村民而高興。

一個寨子裏有幾個孩子出麻疹，楊興蓉在寨子住了下來，叮囑村民不要外出，也不要讓人到寨子裏來，避免傳染。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治療，幾個孩子全部治愈，沒有一個出現並發癥。

瘧疾肆虐的時候，寨子裏很多人發高燒，倒地不起，楊興蓉和同事翻山越嶺前去救治。擔心病人不吃藥，楊興蓉每天把藥放在病人嘴裏，再把水遞到他們手上，看著他們吃完藥才走，連著來三四天，直到病人完全好起來。“好多傳染病，我們都是這麼根治的。”

改變

楊興蓉和丈夫還創辦了“馬馱醫院”。

德峨公社海拔大都在1600米左右，屬於“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的高寒山區，交通極為不便。經常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被從幾十里外翻山越嶺抬到衛生院，楊興蓉很難過。

她和丈夫萌發了用馬馱藥箱，將藥送到田間地頭的辦法。特製的藥箱，不僅能裝藥品和醫用器具，展開還能當手術床，就地實施手術搶救，被當地百姓稱為“馬馱醫院”。

“病人這麼遠這麼難地走到這裡來，我寧願自己辛苦點，帶點醫療器械走出去，哪有病人，我就去哪。”“馬馱醫院”搶救了許多危重病人，控制了瘧疾、傷寒、麻疹等傳染病的流行，普查了婦科病，並在全公社15個大隊建立了衛生室，每個大隊培養了1～2名赤腳醫生，在351個生産隊中都分別培養一名衛生員和一名新法接生員，配給了接生包，普及了新法接生。初步形成農村基本衛生網路，逐步改變了當地缺醫少藥的狀況。

楊興蓉還和同事跋山涉水，對學齡前兒童進行體檢，寫成了論文《德峨公社6239例各民族學齡前兒童健康普查報告》。

因為楊興蓉和同事做的種種工作，當地人把他們稱為毛主席派來的“涌姑扎”（好醫生）。剛好那裏的苗族人也姓楊，他們便將楊興蓉看成“自己人”。

“你出去學了本事，毛主席把你派回來為我們治病，是我們的恩人。”1978年6月，德峨公社在第一屆“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上榮獲“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獎”。

有人因“天津醫生”獲得新生，而有人因“天津醫生”改變了人生。

楊文升是隆林各族自治縣土生土長的苗族孩子，7歲時得了急性腸梗阻，楊興蓉將他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得了這個病基本上是等死，‘天津醫生’來了以後，楊興蓉走在最前面，我心裏好像有種亮光，所以我也要學醫，救更多人的生命。”後來，楊文升成為當地苗寨的第一個本科生，並填報了醫學專業，現在是百色市人民醫院的醫生。如今，他還會時不時去探望楊興蓉。

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黨委書記吳鋒耀對“天津醫生”也有著很深的感情。在他上小學時，他和“天津醫生”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學。他記得小時候吃的“打蛔蟲”的寶塔糖，便是“天津醫生”給的。大學畢業後，他也在荊永琦待過的衛生院和縣醫院工作過，和老人緣分頗深。

“那個年代，他們在鄉下走村入戶，走山路，半夜三更都去接生、救病人，從來不説一個‘不’字。我下鄉的時候，碰到一些老農民，一講到‘天津醫生’，個個都説‘天津醫生’最厲害。”在吳鋒耀心目中，當醫生就要像“天津醫生”那樣。

有感於“天津醫生”的奉獻，吳鋒耀專門作詞，寫了一首名叫《天津醫生》的歌，表達了八桂鄉親對他們的感謝和思念。他歌曲中這樣寫道：

一條路一顆心全心全意

一把草一根針救死扶傷

踏破千山走千寨

蹚水過河進萬家

不畏風塵妙手回春

天津醫生如下凡的天使

伴隨著悠揚婉轉的曲調和一張張老照片，這首歌讓人仿佛回到了那個艱苦卻又激情燃燒的歲月。

紮根

支邊十年後，按照有關政策，大部分“天津醫生”和家屬告別廣西，陸續返回，但約40名“天津醫生”留了下來，在這裡成就事業，結婚生子，頤養天年。

1976年，曹來斤和一個壯族小夥喜結連理。1978年調到南寧時，曹來斤放棄了更吃香的工廠衛生室的工作，選擇去醫院，並提前半年就開始自學看書。

在當護士時，曹來斤幫病人擦澡、洗頭和喂飯，並時常寬慰病人，給病人改善食欲、調節情緒，得到了病人的好評。1988年，曹來斤被衛生廳評為優秀護士。前兩年，曹來斤被查出胃癌，怕老伴兒承受不了，怕女兒擔心，她便自己一個人去做了手術。

52年過去，如今的曹來斤已經完全融入廣西的生活，但一些飲食習慣還是保留了下來。家裏吃飯是南北結合，丈夫會蒸饅頭，包餃子和做麵條，也會做許多北方菜。在“天津醫生”的群裏，大家經常討論家鄉的美食，如果知道南寧哪個地方有煎餅馃子和老豆腐，曹來斤就會約人一起去吃。

“我的整個青春都在那裏，我的余生也會交付給這片土地。”曹來斤現在還會偶爾回到曾經“戰鬥”過的衛生院。時光荏苒，如今的布泉已經從“窮山惡水”變成青山綠水。衛生院住房也改善了很多，有了門診、病房和化驗室等。

回想來廣西的這段經歷，曹來斤沒有遲疑地説：“它豐富了我的人生。”

但是不可避免的，曹來斤也有遺憾，那便是“沒有辦法陪在父母身邊”。

曹來斤的父親心梗四次，但都挺了過來。對於在廣西結婚的決定，父親堅定地支援曹來斤。

1997年春節，曹來斤回家探望因心跳過緩昏倒了好幾次的母親，母親非常開心。正月十六，她出發回南寧，母親在窗口跟她招手，沒想到那卻是母女倆的最後一面。

“我在病房裏面給很多人做了臨終關懷，但是對我父母，我沒有盡到女兒的責任。”一生努力“征服自己”，克服困難的曹來斤，在聊到父母時，淚光在眼中閃動。

1980年，荊永琦被調到羅城縣醫院擔任副院長。離開時怕村民來送，她沒敢讓村民知道，偷偷地走了。

對於自己對當地醫療環境帶來的變化，荊永琦很是謙虛。“都是我應該做的，我也沒有什麼大本事，就是盡力了。”

但村民卻都記著他們的好。孫慶革記得，小時候到同學家裏玩，同學父母知道他是“天津醫生”的兒子，直接拿出了為子女結婚準備的新被子給他睡，把那個年代少見的臘肉做給他吃，這讓他記憶深刻。

1988年退休後，荊永琦一直想再回天河衛生院看一看，但無奈身體不好，始終沒能成行。

事實上，到廣西一段時間後，身邊也有人陸續離開。但荊永琦沒有動搖，繼續做著自己的工作。“我每次下鄉回來，累得不行，哪還有精力想走的事？而且我也沒想回去，如果説這是‘傻’，我就‘傻’到底。”

沒有精力顧及的還有荊永琦自己的身體，前些年，她的身體總是不好，有段時間甚至癱瘓在床。聊起和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荊永琦很是淡定，“我好像從小就不怕死”。退休後，經過長久細緻的調理，荊永琦身體有所恢復，現在能在室內活動。1984年，因為一次大出血，荊永琦一度休克，後來不得不到天津做手術。這是時隔多年後，她第一次回天津。

荊永琦如今四世同堂，當初的六口之家已成為一個有著仫佬族、毛南族、白族、壯族等成員的多民族大家庭，家庭氣氛一如既往的融洽，她也依舊樂觀、平和。

“只要祖國需要，就是我應該去的地方。”1978年，楊興蓉和丈夫被調到成立不久的廣西職業病防治研究院，此後便一直留在南寧。“這裡需要我，我就留了下來。”

今年85歲的楊興蓉很有活力，聲音洪亮，笑聲爽朗，精氣神十足，做什麼事情都堅持親力親為，不讓年輕人幫忙。她始終保持著對學習的熱情，堅持上老年大學，且從不缺課。

楊興蓉的孫子決定像爺爺奶奶一樣，成為一名醫生，今年如願考上哈爾濱醫科大學。為此，楊興蓉很是欣慰，並決定將多年前丈夫參加第一屆中國醫學倫理學學會上的紀念章送給他。紀念章上是一位護士和一名醫生，兩人在雨天撐著傘。

“這寓意著不論白天黑夜，颳風下雨，只要有人需要急救，醫生都要趕過去，希望他以後能成為這樣的醫生。”這是楊興蓉對孫子以及新一代年輕醫生的期許，更是對自己一生奉獻的醫療事業的初心。

（除資料圖外，本版圖片均為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黃婷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