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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藝術家與人民共命運（文論天地）——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5週年
75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圓滿結束。75年來，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思想的重要文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産生了重要的指導意義，催生了一大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講話》提出了許多富有創造性的理論觀點，其中的核心論斷是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講話》所確立的人民群眾對於文藝的多重意義，歷久彌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溫《講話》，要求我們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同時結合實際，將“人民性”的思考發展下去。
——編 者
作為一份影響深遠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20世紀的中國文藝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文藝的“人民性”是這份文獻的核心觀點之一。《講話》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時至如今，這個觀點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無論是文藝的專業生産者還是文藝的普通愛好者，每一個人都可能保持自己的興趣方向，熟悉特定的藝術門類，例如文學、電影、戲劇，或者音樂、書畫、雕塑，如此等等。然而，作為一種根本的追求，文藝與人民大眾的關係是許多藝術家心目中首屈一指的重大問題。“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藝術家必須時刻關注文藝如何最大限度地産生正面的社會功能。
中國古代的藝術家曾經對不幸的底層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然而，儘管我們可以發現“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這些嘆息，但是，藝術作品中的人民往往僅是形象模糊的配角和背景。《講話》的深刻洞見在於，將人民視為真正的歷史主體。因此，對於藝術家來説，“人民性”意義遠不止于吸引觀眾，拓展市場，贏得聲望；“人民性”的命題與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有機地聯繫起來了，文藝與人民的結合成為革命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的確，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事業不斷地從各個方面證實這個觀點的遠見卓識。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語重心長地要求藝術家，把立足點徹底轉移到工農兵之中來。五四時期，一大批知識分子曾經以啟蒙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儘管他們表露出關注民間的強烈意願，但是，真正熟悉人民大眾的藝術家並不多，居高臨下的姿態或者自以為是的觀念可能成為藝術家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無形障礙。《講話》的一系列觀點改變了藝術家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之後的成長道路。迄今為止，大多數藝術家對於“人民性”的觀點已經耳熟能詳。無論是深入社會生活、關心人民的疾苦還是追求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講話》的主張很大程度上已經轉化為藝術家的實踐。儘管如此，我們沒有理由忽視每一個歷史階段“人民性”包含的具體內容。“人民性”並非僅是一個響亮的口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口號必須與一個時期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換言之，藝術家必須熟悉人民的喜怒哀樂産生了什麼變化，觀察人民正在重大歷史活動之中承擔什麼角色，甚至思考人民的內涵出現了哪些擴展。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某些藝術家尚未跟上今天人民的步伐。新的歷史條件之下，他們的文藝作品仍然不盡如人意。
因此，我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習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時隔大半個世紀，習近平同志的講話與毛澤東同志《講話》一脈相承，把“人民性”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再度闡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於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這些觀點是毛澤東同志《講話》主題的繼承與創新。與此同時，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又顯示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新的歷史時期，習近平同志特別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現今的文藝有高原而缺高峰。這些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藝術家與人民之間仍然存在距離。在批評了抄襲模倣、快餐式消費、調侃崇高、扭曲經典、低級趣味、胡編亂寫、粗製濫造、追求奢華、炫富擺闊、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等諸種不良傾向之後，習近平同志總結説：“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事實證明，為什麼人的問題深刻決定藝術家的精神資源，進而決定文藝追求什麼以及如何選擇發展的方向。
對於藝術家來説，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必然要求相應的文藝形式。當前，藝術家需要高度關注的一個突出的歷史現象，即新型的傳播媒介體系正在崛起。傳播媒介體系的急速演變對於傳統的文藝形式産生了巨大的衝擊。當年，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十分重視通俗文藝形式，例如大眾之中的壁報、通訊文學、小劇團演出和群眾歌唱。從當時的文化氣氛和文化條件來看，這些通俗文藝形式具有特殊的魅力。《講話》曾經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普及”與“提高”的關係。鋻於當時普遍的文化水準和急迫的革命任務，毛澤東同志更為重視“普及”。《講話》指出，人民大眾“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75年過去之後，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有了很大的改觀。“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重新認識。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人們對於新型的傳播媒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相當的範圍內，電影、電視、網際網路正在衝擊以文字為中心的印刷傳播體系。尤其是對於年輕一代，網際網路小説、視頻或者電視連續劇産生的影響可能遠遠超出了預期。必須認識到，各種新型傳播媒介不僅是文藝的表現工具和手段，同時正在深刻地改變文化生産、傳播以及接受機制，種種傳統的邊界可能遭受瓦解和重構。這些傳播媒介的聯盟隱藏了巨大的潛力，新的文化生態呼之欲出。人民大眾正在與這種文化生態積極互動，並成為這種文化生態內部極為活躍的組成部分。因此，對於富有責任心的藝術家來説，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如何使用新型的傳播媒介體系強化“正能量”的傳播與接受？這一切必將轉化為文藝形式的探索和突破。換言之，人民大眾豐富的精神世界與創新性地開拓文藝形式的表現空間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講話》發表75週年。75年過去了，時代發生了滄海桑田的巨變。儘管如此，“人民性”的命題歷久彌新。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與人民共命運，這是藝術家必須始終銘記的信條。
（作者單位：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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