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五年,他更像一位“嘉賓”。
（資料圖）
當一本本最新的《人民文學》在讀者手中傳遞,莫言的新作，終於又進入了大眾的視野。莫言在公眾眼中的身份,也從一個參加畢業典禮、書展、作家對話的“嘉賓”，回歸到了他最本源的角色:一個寫作者。
五年,改變了莫言的寫作,也改變了莫言的生活。對於曾經高産的莫言來説,這次新作的“密集”推出,或許只是一個回歸的開始。在寫作領域,到底是“莫言歸來”還是“莫言一直都在”,齊魯晚報記者採訪了莫言的親人、朋友、高密老鄉、文學評論家以及作品合作者等,講述莫言“在或不在”的這五年。
“高密東北鄉”回來了
6日,高密“90後”作家李君威收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包裹——2017年第9期的《人民文學》,開篇作品就是莫言的戲曲文學劇本《錦衣》和組詩《七星曜我》。很快他還將收到新一期的《收穫》,上面會刊登莫言的三篇短篇小説:《地主的眼睛》《鬥士》和《左鐮》。
這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首次公開密集地在刊物上發表作品。作為莫言十幾年的忠實讀者,李君威“很激動”,因為,這一刻他已經等了五年。
（資料圖）
在莫言最新的作品中,“高密東北鄉”再次出現了。在《錦衣》中,近代中國革命黨和封建代表在“這裡”講述了一場“公雞變人”的故事；在《七星曜我·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裏,勒·克萊齊奧走進高密東北鄉,在莫言家的豬圈東側扶著墻,滿面憂傷。
它們像一顆石子投射在文壇寂靜的湖面上。有人説,這代表著莫言的歸來。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在該期卷首語中表示:《錦衣》自然而自由地展現山東戲曲茂腔、柳腔的唱詞和旋律特色,又不局限于地方戲的表達時空的設定,民間想像、民間情趣與歷史關節、世道人心活化為一體,一個個人物的表情、腔調、動作和心理形神兼備于文本的舞臺；組詩《七星曜我》則以獨特的才情,與七位世界文學大師對話,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影響空間。
“他的價值觀,他對人性的基本觀點,他‘作為老百姓’寫作的立場是不變的。”莫言的女兒管笑笑在接受齊魯晚報專訪時,針對記者對莫言新作以短篇小説、詩歌、劇本為主是否代表其寫作風格或寫作領域“轉型”這一問題時回應説:“他變的主要是他在藝術形式上的追求,比如一種嶄新的小説結構、一種不同以往的語言風格等。”
莫言帶著戲曲劇本、詩歌和短篇小説的“回歸”,在帶來驚喜的同時,也帶來了疑惑和猜想。
管笑笑解釋,戲劇創作一直是莫言創作中的重要方面,他也始終抱有“作為戲劇家的野心”。早在1978年,莫言就寫過一個題為《離婚》的劇本,後來自己覺得不滿意就燒掉了。之後陸續創作了《鍋爐工的妻子》《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這些話劇劇本。現在剛推出的《錦衣》是他對民間藝術的致敬,也是他對從小喜愛的戲劇(戲曲)藝術的又一次繼續探索。
“關於詩歌,他寫詩的歷史很長了,多是打油詩和白話詩,一直羞于示人。所以這次戲曲和詩歌的推出並不意味著他創作方向的轉變,而是展現了他在小説之外其他文體領域裏的興趣和實踐。”
謹慎的五年
自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莫言的小説創作在外界強烈的關注下一直處於靜默的狀態。從2012年獲諾獎之後,莫言就沒再公開發表過作品。這留白的5年,讀者們似乎有些等不及了。
網上漸漸出現了假托“莫言”發表的作品,最出名的莫過於那首“你若懂我,該有多好”,委婉的表達,雖然明顯與莫言天馬行空的筆觸大相徑庭,但仍然被刷屏式地傳播。管笑笑説,對於網上假托莫言的名字發表的作品,他説過:誰的孩子誰領回去吧。
只是,暌別五年,一個劇本、一個組詩和三篇短篇小説,對以“高産”著稱的莫言來説,似乎有些單薄。
翻看莫言的創作經歷,從《紅高粱家族》開始,到2009年的《蛙》,他創作出版了11部長篇小説,甚至一年中有兩部,中篇小説更達27部之多。有一位熟悉他的人士説,莫言屬於一旦想好就寫得非常快的作家,比如《生死疲勞》四十三萬字,四十幾天就寫好了。
但諾獎之後,莫言的創作,悄悄發生了變化。
文學評論家、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在接受採訪時説,在莫言的新作中,儘管他的肆意揮灑一如既往,自信也一如既往,但其中多了一分謙遜和大度。比如,不再糾纏于過去他自己提出或別人幫著提出的口號,而尋求字裏行間的淡定；比如,誇張狂歡一如既往,但多了一分平實和素樸。
而施戰軍也表示,以往莫言筆下的石匠、鐵匠、貨郎、民間手藝人帶著較為濃重的先鋒性,文本受觀念驅動的痕跡明顯,現在更多是以情感取勝。
莫言也承認這種變化,他説,因為生活在變,人在變化。
莫言的好友、高密詩人李丹平在接受齊魯晚報記者採訪時説,他記得五年前“諾獎”公佈時,莫言在被問及“感受”時説:非常欣喜,但也有些惶恐。確實,獲得“諾獎”之後,在一片褒獎的聲音外,質疑之聲從來沒有斷過,“網友”覺得他的文字像小學生作文；文學家們聚在一起,討論著莫言“醉心性描寫”“寫作蕪雜”,甚至專門出版了《莫言批判》；他筆下讓他又愛又恨的“高密東北鄉”,也讓他背負著一些包袱。
莫言在當時也表示:諾獎公佈以後,剛開始確實有點不適應。包括在網路上很多對我的議論和批評,我也感到很生氣。後來我漸漸感覺到,大家關注議論批評的這個人,跟本人沒有什麼關係,於是跟大家一起來圍觀大家對莫言的批評與表揚。
但是在筆下,莫言卻並不是把自己當做一個“觀眾”。在今年8月參加“中國文學與全球化時代——莫言作品國際傳播”沙龍時,莫言透露,其實五年來,他一直在從事創作,比如《收穫》發表的三篇短篇小説,早在五年前就已經有了初稿。他説,之前寫得差不多了,就會拿去出版。但現在要反覆地修改,能讓錯誤儘量少一點,起碼讓自己感覺到比較滿意,才會拿出來。甚至在定稿的前一天,莫言還在改動著。莫言説,得獎之後,下筆更謹慎。
乾脆不説
“諾獎”改變的不僅是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也變得“謹慎”起來。莫言説,五年的空白,原因除了下筆的謹慎,還有各種各樣的演講、活動。儘管十個活動只會挑一個參加,但仍然佔據著他大量的時間。有時候一週內,要飛三四個城市。“莫言的狀態很痛苦,一些活動不參加,大家就説他架子大,但是參加,他又很煩。”莫言的老鄉、山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守森説。
李丹平説,他很懷念過去跟莫言一起在高密喝茶、寫字的時光,“諾獎”之後,他幾乎斷了和莫言的聯繫。“他的手機換了一個又一個,沒辦法,他在躲避干擾,而且這干擾很多。”在今年的北京圖書博覽會上,莫言吐露過這五年的煩惱。他説,出來一趟太緊張,到處都在拍你,到處都在錄音。當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最想做的事,莫言説,那就是現在結束採訪。李丹平記得,莫言是喜歡安靜的。“他的話很少,很多想法都表達在文字裏,即便是在莫言文學研討會的現場,莫言也只是坐在那裏,並不説話。”而“諾獎”之後,莫言隨口而出的一句話,有時都會成為輿論的焦點,甚至有些國外媒體,不斷追問莫言一些敏感問題。李丹平説,當他走上國際這個舞臺時,他就不僅僅是一個作家。所以,他刻意躲避著聚焦,這幾年的全國兩會,作為政協委員的莫言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他拒絕了所有的採訪,在獲獎後最初的幾年,有時參加活動,他也提前告訴主辦方,不要通知媒體。他用“莫言”,對抗著突如其來的“熱鬧”。
“魔咒”被打破？
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傑曾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在獲獎以後,莫言説,他要用作品,打破以往眾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之後再無作品的魔咒。
“獲獎後,社會活動的增多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佔用了他的寫作時間,外界喧囂一直在。”管笑笑説,“但對他而言,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凈土。獲獎後他一直在抓緊時間閱讀、寫作,有些作品都開了頭。”
翻看莫言的微網志,仍然有不少散文和打油詩,有對創作的回憶,有家鄉的故事,有老友的往事,還有一些雜感,以及參與對作品的改編。
眼下,《檀香刑》歌劇劇組正在為9月份的山東巡演而緊張地復排著。山東藝術學院音樂學院院長、《檀香刑》歌劇編劇李雲濤在電腦中為《檀香刑》建立的文件夾中,保存著《檀香刑》劇本的每一次修改版本。不少文檔文件名特別標明為“與莫言老師交流修改”。莫言會在每一次的修改稿中,會將修改潤色過的地方標為紅色和藍色。
“出手太快了!”李雲濤回憶與莫言的交流時説,“我把頭一天的《檀香刑》首演的光碟給他,他第二天就把新寫好的唱段給我了。他很看重這個劇。”
為了修改劇本,莫言經常忙碌到深夜,與李雲濤探討細節。一個不押韻的唱詞,一個可能有異議的唱段,他都要反覆較真兒。比如在7月4日深夜發來的郵件中,莫言把改動的唱段一個一個給李雲濤解釋。“眉娘唱‘家中有個擋風遮雨的丈夫……’這一段比較容易引起爭議,改寫了”。還有,“把一些不押韻的唱段改得儘量押韻,這樣演員好唱,也符合中國戲曲的規律。”一個段落一個段落地反覆打磨,莫言説“要努力成為經典唱段”。
但是,對於一個嚴肅文學作家來説,這些或許是遠遠不夠的。很多人仍然在期待著莫言的長篇小説。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麗軍説,長篇對於作家更為重要,這是毫無疑問的。“推出這些作品對莫言來説是一種新的嘗試,因為一個人寫出大東西後總要經過一個喘息期、休息期,這是他個人創作的一個調整,保持一種寫作狀態。”莫言也曾表示,長篇小説不能為了迎合這個煽情的時代而犧牲自己應有的尊嚴。長篇小説不能為了適應某些讀者而縮短自己的長度、減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難度。
管笑笑説,關於大家最關心的長篇小説,莫言正在構思。“從這樣的盛譽之下走出來是很不容易的,在今天這個大眾圍觀的文化下,成功也會帶來巨大的考驗。”張麗軍説:“他正在努力跳出諾獎的魔咒。”（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陳瑋 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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