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機後,我們需要反思的事情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在我看來,SARS危機後的改革尤為重要。主要的根據有兩條:一是SARS危機前期出現的某些失誤和問題,暴露了現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某些嚴重弊端,也反映出改革發展實踐中的某些問題和偏差。二是4月20日以後中央政府應對SARS危機採取的重大措施,包括建立嚴格的疫情公佈制度、免去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的官職、加強應對SARS危機的統一協調、主動與國際社會溝通合作、出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等,都帶有某種制度變革的因素。SARS危機給中國改革敲響了警鐘,對此我做了四點初步的概括:
之一,改革遠未到位。面對SARS危機的壓力,應當對改革的現狀做出客觀的評價;
之二,改革要更多的關注民生問題。SARS危機逼迫我們深刻地反思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取向;
之三,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SARS危機逼迫政府加快由經濟建設型轉向公共服務型;
之四,社會結構失衡。SARS危機逼迫我們積極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加快社會文明的建設進程。
經驗證明,改革需要環境的壓力,壓力對於加快改革開放進程十分重要。借用“警鐘”一詞,目的是清楚地表達SARS危機中的改革壓力。壓力之下,清醒的估計和深刻的反思,將對SARS危機後的我國改革進程産生積極影響。
一、從SARS危機看改革遠未到位的現狀
面對突如其來的SARS危機,現行體制開始表現出許多不適應性。如應對機制不健全,相關立法滯後,某些地方和部門工作不力,缺少統一指揮協調機制,社會動員與社會參與渠道不暢通等。這些問題雖然在4月20日以後都初步得到解決,但産生這些問題的制度因素還依然存在著,並反映出改革在多方面還不到位的問題。
1、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的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無論是現代政治學理論,還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具體實踐,都一再告訴人們,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産品,做好公共服務。SARS危機表明,政府把自己的職能定位在優先解決各類重大社會問題方面,是一個相當迫切和相當重要的大事情。從SARS危機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因而在應對突發性事件中難以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
2、公共衛生體制改革嚴重不到位。SARS危機暴露出現行公共衛生體制的某些嚴重缺陷,例如農村公共衛生和醫療相當落後,在某些地區農村的公共衛生和醫療的現狀甚至落後於改革開放以前的六十、七十年代。如果這次SARS危機主要發生在農村,或者是在農村大面積蔓延,後果將不堪設想。
3、資訊披露機制和傳媒改革不到位。實踐説明,應對突發性事件,及時和客觀的披露資訊比什麼都重要。相反,任何瞞著不報或者漏報、少報都會産生意想不到的後果。SARS危機使我們看到,我國在資訊披露機制和傳媒管理體制方面同應對突發性事件有嚴重的不適應性。
4、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文明建設不到位。SARS危機暴露出我國社會文明建設方面的幾個突出問題:一是各類社會組織在應對突發性事件中的作用遠未發揮出來,尚未形成政府與社會之間協調互動的良性關係;二是全社會公共衛生建設和公共衛生習慣同建設現代文明社會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城鄉二元斷裂,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處在社會的“懸空”狀態。
5、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SARS危機期間,某些官員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不負責任的行為和態度反映了現行幹部人事制度的弊端。這種只對上負責而不能對廣大人民群眾切實負責的僵化體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一個客觀事實。SARS危機是對改革的一次檢驗,也對改革提出了新的嚴峻挑戰。由此我們進一步看到,我國的改革遠未到位,還要走一段很長的路。我們説,我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我理解主要是指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改革已初步完成,但是與此相聯繫著的政府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進展緩慢、差距甚大。許多深層次的改革有的還沒有破題,有的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尤其是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SARS危機中暴露出的某些問題,都與政治體制改革有內在的聯繫。以往我們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提出政治體制改革,SARS危機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了新的層面。人們的知情權,人的健康與安全的法律保障,社會對於官員和政府的監督,包括應對突發性事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等,都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就是説,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適應,更要同現代文明社會的建設進程相適應。SARS危機不僅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而且賦予政治體制改革以新的內容。
二、從SARS危機看社會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SARS危機是一次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但在危機發生初期,由於多種因素的作用已在一定程度上産生了社會恐慌和社會危機。應當説,4月20日是SARS危機的轉捩點。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決策,在有效地抗擊SARS危機的同時,安定了民心,安定了社會。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性的突發性事件牽動全局,影響全局,搞不好很容易引發社會危機。
1、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突出,失業問題嚴重,這就使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增多,可能引發經濟風險和社會危機的不確定因素也隨之增加。在這種背景下,各類社會突發性事件都有引發社會危機的可能性。
2、經濟體制轉軌中的政府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處在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這就容易使政府在應對突發性事件之初處在一個被動狀態。從SARS危機中我們看到,如果這種被動局面過長,就會引起社會各方面的強烈不滿,並且還有可能由這種“不滿”,引發某種程度的社會危機。
3、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某些社會突發性事件大都帶有全球化的特點:國際社會的某些突發性事件會迅速波及和影響國內社會;國內的某些突發性事件也會迅速波及到國外,這是開放社會條件下突發性事件發生和蔓延的重要特點。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由突發性事件導致社會危機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
傳統體制在應對突發性事件中有它優勢的一面,這主要是指利用強大的組織系統進行社會動員,“不惜一切代價”,打一場應對突發性事件的“人民戰爭”。但是也要看到,傳統體制在應對突發性事件中有嚴重的制度缺位:一是人們在突發性事件中的知情權最為重要,而傳統體制壟斷和控制資訊,習慣於採用“內緊外松”的辦法來處理問題。這就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並且由此社會傳言四起,造成人為的社會恐慌;二是應對突發性事件要納入法治的軌道,依法保障人民的權利,依法限制政府的過度行為。傳統體制習慣於採用行政辦法甚至是軍事化的辦法處理突發性事件。這樣做能夠奏效,但也容易激發突發性事件中的社會矛盾,為社會的長期穩定製造了隱患;三是開放社會條件下,應對突發性事件需要國際交流與合作,這在傳統體制下是做不到的。由此看來,我們要把應對突發性事件納入新體制的軌道,要把傳統體制的優勢融合在新體制的建立和形成過程之中。這樣,才有利於應對突發性事件,有利於化解社會風險,有利於避免社會危機。
三、從SARS危機看建設開放型社會的重要性
SARS危機把我國的對外開放提升到新的層面。以往,我們講開放,主要是國家層面的對外交往和經濟開放,不大重視全球化背景下社會開放的重要性。SARS危機告訴我們,應對突發性事件離不開國際交流與合作,否則就容易使自身的國際形象受到損害。4月20日以來,我國政府在應對SARS危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採取一系列措施,變被動為主動,得到國際社會的好評。
1、及時客觀的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實現疫情防治和治療的資訊共用,建立中國同國際社會的疫情通報機制。
2、高度重視國際組織在抗擊SARS危機中的作用,積極配合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的相關活動。
3、鼓勵和支援科研機構和社會組織在應對SARS危機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並主動採取若干措施形成兩岸四地在抗擊SARS危機中的協調合作機制。
4、積極推進和參與中國與東盟、中國與國際社會共同抗擊SARS危機的聯合行動,併為此做出自己的貢獻。
5、以開放的胸懷、坦誠地向國際社會通報中國應對SARS危機的經驗和教訓,主動尋求國際社會的理解和合作。溫家寶總理在中國與東盟會議上的講話,吳儀副總理在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的講話客觀坦誠,由此受到國際輿論的讚譽。
SARS危機再次説明,全球化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客觀現實,建設開放社會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發展趨勢。有效地應對突發性事件,離不開地區性和國際間的資訊溝通,離不開地區性和國際間的相互合作。
四、從SARS危機看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迫切性
無論是我國的現實,還是國際經驗,都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在全球化和建設開放社會的進程中,由於各種不確定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使得各類突發性事件的出現不僅是難以避免的,同時也有逐步增多的趨勢。這包括,各種瘟疫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各種嚴重的自然災難事件,各种經濟、金融的危機事件,各種由社會矛盾引發的社會危機事件等。清楚地認識這樣一個趨勢,自覺地把握和積極應對這樣一個趨勢下的各類社會突發性事件,首要條件是政府要成為能夠有效地應對和處理各類突發性事件的主導者、責任者。SARS危機後,我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應當加快建立和完善應對突發性事件的治理結構,並由此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過渡。
五、從SARS危機看改革發展實踐中的某些偏差
處理好經濟與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是SARS危機向我們提出的嚴肅課題。過去,對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的重要性,不是沒有認識,而是在具體的實踐中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SARS危機暴露了我國在公共衛生和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嚴重欠帳,逼迫我們對這些年改革發展具體實踐中的得與失做出深刻的反思。
1、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GDP增長。這些年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存在一定的觀念誤區。例如,一提發展,首先看GDP指標,評價一個地方官員的政績,也主要看GDP增長指標。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經濟發展的實踐難免存在著一些偏差:第一,過分看重GDP的增長指數,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各項指標。第二,在注重每人平均GDP水準時,忽略了實際收入水準的變化。第三,注重短期的經濟增長指標,忽視可持續發展指標,以致于不斷發生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第四,國家財政支出中,相當一大部分用來直接投資項目,用來支援國有企業。SARS危機逼迫我們對此要做出深刻的反思: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GDP增長,而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增加全體人民的公共福利,不斷滿足全社會的公共需求。因此,改革不僅要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産力,而且也要有利於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
2、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不是“軟道理”。我們説發展是“硬道理”,就在於經濟發展是民生的基礎,是民生的保障。在這裡,需要搞明白的幾個問題是:第一,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SARS危機告誡我們,經濟發展既要滿足人們的利益需要,更要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要服務於人的健康和安全。第二,經濟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公共衛生建設、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其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第三,我國的社會事業發展已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如果不能夠採取相應措施,儘快解決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經濟發展遲早要出問題。第四,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增多,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都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妥善地解決各類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迫切要求。
3、不能簡單地把公共産品推向市場。SARS危機不僅暴露了我國公共衛生和醫療體制存在的嚴重問題,而且也暴露了政府在公共衛生和醫療等社會事業中的“失職”。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衛生,特別是農村公共衛生和醫療方面的投資嚴重不足,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在於把公共産品的提供簡單地等同於一般商品推向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國家財力的約束下,支援和鼓勵社會各方面投資于醫療衛生事業,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不能用市場行為替代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公共衛生和醫療是重要的公共産品,是政府的主要職責之一。政府必須不斷地加大對公共衛生和醫療的財政投入,明顯地提高公共衛生支出在國家財政預算中的比例,並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醫療保障體制,大大提高醫療保障的社會覆蓋面。我國農村公共衛生和醫療的“倒退”,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應當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關注。此外,要加快公共衛生和醫療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進程,既有利於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又有利於規範和約束各類衛生醫療機構和醫療服務人員的行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供稿)
中國網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