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獲得延續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後，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後，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作。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於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於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於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援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餘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以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産品嚴重過剩，生産能力閒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於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於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佔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於供大於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大力促進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二、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並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産力資源相比，後兩者受短期和週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盛，則是我國一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是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對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後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豐盛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於人口基數大，且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當前10年20年又處於勞動力資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勞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餘勞動力，今後每年需要增加千萬個以上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約800萬個。並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産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每況愈下。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麼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於極大的勞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採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採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後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麼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齣路，是採取效率與就業兼顧並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麼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提高關鍵産業、骨幹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製造業為骨幹的傳統産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産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並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於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做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發佈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産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後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産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並要正名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鬆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範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複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像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説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説，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品質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餘額佔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餘額佔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佔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餘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作的基本穩定。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採取措施，消除長期性障礙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説，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於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採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採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採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明顯處於第(2)種情況。現期我國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略有回升，但與潛在增長率仍有距離，通貨緊縮趨勢是低度的，且有減緩跡象。在此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取向，以繼續實施適度從松的政策為宜。我以為，現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其擴張性實質而言）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就其鬆動的一面或防止通貨緊縮的一面而言），實際上是一種“適度從松”的政策，因此，這兩個政策目前還沒有改弦更張的必要。今後一段時間還是要繼續實施，但其內容需要適應形勢變動加以調整。

    這篇文章不擬展開這兩個政策的內容調整問題。在調整內容之際，我看正名也是有必要的。類似前幾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我們也可以稱現在的宏觀調控政策為“適度從松”或“適度擴張性”的政策。這樣稱呼可以明確政策的取向，還其政策的本來面目，與世界各國財政貨幣政策通行用法一致起來，避免究竟是從緊還是從松的猜測與爭論。

    中國網 200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