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是：財政政策應稍穩健一點，金融政策應稍積極一點；

    □金融政策方面還有許多該做之事、可做之事、能做之事沒有去做；

    □應適當調整資金結構，縮小財政性資金所佔比重，增大金融性資金所佔比重，並且通過更加積極的金融政策把金融市場搞活；

    □這些年最不該做的就是大幅度增加稅收，稅收的無謂損失已經顯現，中國經濟在擴大內需的同時要改善供給；

    □國家應當趁著通貨緊縮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拿出一點錢來，為銀行不良資産兜底做好準備；

    □不規範是中國證券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上市公司品質不高，操縱市場嚴重，證券市場結構不合理，政策性風險依然較大，股市面臨嚴重的誠信危機；

    □證券市場要全方位發展，應繼續擴大股票市場的規模，讓更多民營企業上市，儘快設立創業板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與投資基金市場，要解決全流通；

    □證券市場需要規範，上市公司要真正做到公司化、市場化，應規範上市公司的並購行為，規範無成本收購與關聯交易，加快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創新，加強證券市場的監管與制度建設；

    □證券市場需要直面國際化，要繼續對外發行股票融資，引進境外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引進境外股權參股中國上市公司，在QFII規則正式出臺後，應當繼續推出QDII及CDR。

    十六大的召開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契機，此刻，2002年的經濟運作也已經基本接近尾聲，隨之而來的是明年即將進行的政府換屆。在此情況下，我國今後的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尤其是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成為人們格外關心問題。學術界對此爭論也十分激烈。本報記者特意在近日採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金融問題專家魏加寧博士。

    財政政策應稍穩健一點

    金融政策應稍積極一點

    記者：1997年亞洲危機以後，中國一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的配合，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人們一直在關注積極財政政策的限度問題，央行戴相龍行長也曾表示，貨幣政策將支援積極財政政策淡出。您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在未來幾年中還會執行下去嗎？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應當是什麼？

    魏加寧：關於今後的宏觀經濟政策走向，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穩健”與“積極”的定義談起。在經濟學教科書當中，從來都只講“擴張性”與“緊縮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而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這是我國政府的一大發明，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一種短期應急措施。

    從近幾年來的實踐來看，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從總體上看是相當成功的，不僅使我國經濟渡過了難關，而且維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這是有目共睹的，毋用多言。

    然而，其中“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一種短期應急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夠長期化，長期化不僅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還會帶來巨大的財政風險。所以我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只是遲早的事情，而一旦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那麼，貨幣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也是必然的。我想，在這一點上，恐怕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是一致的，目前的分歧主要在於“積極的財政政策”究竟應當何時淡出，以及貨幣政策應當如何作出調整的問題上。

    關於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進行重大政策轉換的時機尚不夠成熟，但是做“早期微調”還是應當的，也是可能的。我個人認為，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似乎應當是：財政政策應當稍微穩健一點，而金融政策則應當稍微積極一點。

    記者：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呢？

    魏加寧：首先，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從政策潛力的角度來看，應當承認，這些年，我們在財政政策方面，該做的基本上都做了，比如説增發國債；不該做的也做了，比如説大幅度增加稅收；只有一件大事還沒有做，這就是為處置不良資産做好兜底的準備。而在金融政策方面，目前還有許多該做之事、可做之事和能做之事都還沒有去做。這就是為什麼我主張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應當做“早期微調”的主要原因。

    其次，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做出適當的政策調整，不僅是必須的，而且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大特點。而當前經濟形勢變化中，最主要的特點我認為有兩個，一個是從積極的方面講，經濟的自主性增長因素在不斷增強，再一個是從消極的方面講，就是財政風險在不斷增大。這兩個方面的變化都要求我們對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做適當調整。但是，由於這種變化又都還沒有大到足以讓我們徹底改變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因此我主張做“早期微調”，以防患于未然。

    再次，從資金方面看，我既不大贊成説當前資金總量偏緊的説法，也不大贊成“資金過剩”的提法，我認為，目前資金問題最主要的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第一，從目前資金的結構上來看，就全國而言，近年來主要是依靠財政資金，最近一個時期引進外資增長很快；但是就地區而言，各地情況又有所不同，比如，西部地區主要是依靠財政資金；而廣東、江蘇等東南沿海地區引進外資佔了很大比重；但是在發展最快的浙江地區，既不是靠財政資金，也不是靠引進外資，而是靠民間資本和非正規金融。

    第二，從資金餘缺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商業銀行存在著鉅額的存差並且還在不斷擴大，對於大量的富裕閒置資金商業銀行的做法是，要麼上存至中央銀行，要麼去購買國債，就是不願意增加貸款；而另一方面，廣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卻普遍感到資金緊張，疾呼貸款難。

    第三，從資金在企業間的分佈來看，目前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現象，少數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以及IT通信産業中的壟斷企業，資金多得不知道往哪投，而廣大的中小企業卻資金嚴重不足，嗷嗷待哺。

    因此，應適當調整資金結構，縮小財政性資金所佔比重，增大金融性資金所佔比重，並且通過更加積極的金融政策把金融市場搞活，通過搞活金融市場促進資金流動，調劑部門間、企業間、地區間的資金餘缺。

    所以説，在金融政策方面目前有許多可做之事。比如説，一方面，通過繼續下調存款準備金利率直至徹底取消，以及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加大而不是減少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風險等手段，想方設法把商業銀行裏的富裕資金逼出來；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健全企業徵信系統和信用擔保體系、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等措施適當降低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風險，使得商業銀行自己覺得給企業發放貸款更為划算，風險相對更小，從而引導商業銀行增加對企業的貸款。

    增加稅收首先應降低稅率

    記者：許多學者傾向於今後應該將拉動經濟增長的重點從增加財政投資為主轉向減低稅負為主，今年以來，似乎也有許多醞釀稅改的跡象。您認為，從刺激經濟增長的角度考慮，今後稅務政策應該如何調整？

    魏加寧：這方面我是贊成推進稅制改革、降低稅率的。事實上，我們在1999年做有關通貨緊縮的課題時就曾經提出過減稅的政策主張。這種政策主張主要來源於供給學派的理論。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改善供給與擴大需求同樣重要。

    記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説中國經濟在注重擴大內需的同時，更應該注重改善供給？

    魏加寧：剛才我説了，這幾年，最不該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幅度增加稅收，連年增稅的緊縮效應將增發國債的擴張效應抵消了許多，否則，我們的經濟形勢還能夠更好。

    “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短期政策現在已經中期化，並且還有長期化的趨勢，隨之，這種政策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逐步顯現，並且産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為了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又不至於財政風險過大，這些年，對企業的徵稅力度在不斷加強。現在，企業的潛力已經挖得差不多了，自然又轉向了個人所得稅。

    記者：增加稅收的政策是不是已經産生了稅收的無謂損失？

    魏加寧：如今，大企業之所以不願意增加投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企業管理比較規範，監管也比較嚴格，所以逃稅漏稅的可能性比較小；而中小企業目前尚有一些投資積極性，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多數中小企業還有偷稅漏稅的可能；這背後，説明企業的稅負過重，投資的預期收益不高，已經嚴重抑制了企業增加投資的積極性。

    如果説對企業徵稅過度會抑制投資的話，那麼，強化對個人徵稅，搞得不好就會抑制消費，並加速資本外逃。

    需要説明的是，我並不是不贊成加強對個人徵稅，問題是目前的稅制和稅率，比如説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制訂的，這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個人收入水準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因此稅制是不是也應當改一改了呢？

    記者：您認為稅制改革降低稅率會産生什麼樣的良好效應？

    魏加寧：我們主張稅制改革，主張在降低稅率的基礎上加強稅收徵管，這樣可以産生三種效應：一是從近期看可以減少逃稅漏稅；二是從長期看可以增加稅收，因為企業的生存能力提高了，盈利能力提高了，繳稅能力也自然會提高；三是信號作用，鼓勵投資，刺激消費。也就是説，要想增加稅收首先要降低稅率。

    此外，還應當注意的是，要想給企業“減負”還必須給政府“減負”，這就要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減少不必要的政府開支。

    國家財政應當為處置

    銀行不良資産兜底做好準備

    記者：您剛才講到，在財政方面有一件該做還沒有做的事情就是為處置銀行不良資産做好兜底的準備，為什麼這樣説？

    魏加寧：前幾年，美國所謂的“新經濟”時期，除了泡沫因素的教訓我們應當吸取以外，也有兩點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這就是此前美國政府所做的兩件重要事情，一個是上世紀80年代裏根執政時期根據供給學派的理論實行減稅政策搞活了企業，再一個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積極處置不良資産搞活了銀行，這兩項重要措施為上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經濟高漲奠定了基礎。

    另外，從我國的經驗來看，1991年年底，我們曾經作出過當時我國經濟已處於“新的一輪大起之前夕”的判斷，其根據之一是1991年人民銀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事情就是注入資金，解開“三角債”，當時注入的資金與解開的債務鏈之比大約是1：4，隨之市場開始復蘇，投資開始活躍，為1992年的經濟高漲奠定了基礎。

    記者：政府為處置不良資産而建立了資産管理公司，但有許多人認為似乎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

    魏加寧：我認為這不是資産管理公司本身造成的，這些年資産管理公司的同志們工作非常努力，如今所遇到的問題我認為主要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本應同步推進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一直沒有跟上，當然這比成立資産管理公司要困難得多；二是遲遲未能賦予資産管理公司比一般商業銀行更強有力的討債追責手段和更加多樣化的資産處置手段；三是國家財政方面一直未做出兜底的準備，致使資産管理公司在籌資方面遇到不少困難。

    記者：您的意思是國家財政應該為不良資産“埋單”嗎？

    魏加寧：之所以説，國家財政應當為處置銀行不良資産兜底做好準備，因為，無論是從所有者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債權人的角度或債務人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欠國有銀行的債所形成的不良資産，最終都只能由國家財政來兜底，這件事情財政是遲早都要做的。

    當然，這並不等於説現在就通過財政撥款將不良資産一筆勾銷，因為這樣做又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和資産管理公司出現道德風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主張國家趁著通貨緊縮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時候早一點拿出錢來，建立一個處置不良資産的專項基金，為資産管理公司融資提供有限擔保和做好最後兜底的準備，這樣可以減少財政的未來風險和無限責任。

     （魏加寧博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1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