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勞力資源的浪費和農業生産率的低下是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最根本原因，這一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就無法得到根本解決。

    多年來，農村剩餘勞動力也在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向非農産業轉移，但這種轉移大多是農民自發地、無序地甚至是盲目地進行，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45.07％的外出打工農民是自己盲目尋找機會，有36.68％的是通過親友介紹，只有不到10％的人是有組織的流動。這種盲目流動不但轉移規模小，而且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很難穩定下來，始終處於不斷的流動之中，造成多方面的社會問題。政府有必要制定相應的政策，使他們不但可以順利“流得出"，還要“穩得住"，才能實現農民剩餘勞力的有序轉移。首先，應取消各地對農民工的歧視政策，使農民工在城鎮有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如在戶籍管理上能否借鑒類似“綠卡"這樣的制度，即在一個城鎮居住一段時間之後，將取得長期居留證，享受與這個城鎮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子女受教育權利，這樣的制度可以使這部分農民工在這個城市穩定下來，不但可以使這些人增強對這一城市的認同感，減少諸多社會問題，而且這些人穩定下來，就會吸引和幫助他們的親朋好友不斷地向城鎮轉移，增加轉移規模。第二，相應城鄉之間建立相對固定的勞動力引進合作，由勞力輸入城鎮政府定期提供一定的就業崗位，並提出對勞力的具體要求，由勞力輸出地政府組織符合輸入城鎮要求的勞力，這樣可以避免勞動力個體的盲目流動，也可以為城鎮提供合格的勞動力；同時兩地政府可以協商解決一些具體事宜，如輸出地將從輸出勞力匯回家鄉的款項受益，也就可能為輸入城鎮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承擔一定的義務，這將有效緩解城鎮對外地打工者的排斥。

    唐任伍（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化”任重而道遠

    中國要增強綜合國力，首先必須儘快實現現代化。按照系統學研究測算的結果，如果以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標準的傳統現代化來衡量，中國已經走過了3/4的路程，即實現了72.3％；如果以國家的資訊化、知識化、全球化、社會公平化、文明程度和道德水準、政府效率指數等作為標準的資訊時代的現代化來衡量的話，中國整體的現代化則只實現了40.4％;而更高標準的現代化目標，則主要從“動力、品質、公平"三大要素來評價其程度，同時也要考察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否接近零，能源、資源消耗的彈性系數是否接近零，企業在社會科研經費投入中是否佔絕對優勢，資訊化水準滲透到傳統行業的程度是否穩定上升，社會腐敗指數是否穩定下降。因此，中國要增強綜合國力，必鬚髮揮後發優勢和實施跨越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加快城市化進程，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城市化率水準的差距。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只有32％，美國高達70％。即使到2020年中國城市人口達到50％，仍然低於那時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準。因此，中國力爭在2050年使城市化率達到70％～80％，加快實現資訊化時代的現代化步伐，把中國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

    陳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的假賬與技術進步無關

    中國“銀廣廈”們的造假賬和技術進步的挑戰無關。我們當前面對的是兩方面制度缺陷：一是社會利益平衡機制存在著不合理的傾斜。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國有投資者與非國有投資者之間、與舊體制相連的企業職能與出資人利益之間，對一方利益的過度偏袒導致了制度對造假的容忍甚至縱容。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幫助、支援企業造假上市，相當多的國有大股東靠欺騙公眾投資者來獲取利益，一些從舊體制延續而來的企業為了維護局部勞動者的就業、職工福利最大化等利益要求而不惜犧牲出資人所要求的利潤目標等；二是對非法利益缺乏有效的抑制機制。一些公司在上市過程中發生的利用行政權力的“尋租”腐敗、利用違規入市的銀行資金操縱市場的“莊家”與上市公司的合謀串通、上市公司的“內部人”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等現象之所以屢現不絕，關鍵是這些非法利益的存在成為了相當普遍的現象。當前我們最迫切要問的，其實不僅是否存在著制度“真空”，也不僅是違規成本是否足夠大，而是哪些人，哪些利益群體從制度缺陷、從造假中獲取了好處。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全社會來回答。

    李曉西（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司長）：金融體制改革重於貨幣政策改進

    今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在穩步發展，一些重要指標超過預期。這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也包括貨幣政策作出的貢獻。貨幣政策方面，最為各方關注的指標是：上半年貨幣供應量總體看有提高，對支援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貨幣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但貨幣政策目標並不能順暢實現；潛在的資金供給量很大，但並不能靈活地轉化為現實的貨幣供應量。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出現體制性梗阻。比如説，國有商業銀行出現體制性的貸款乏力，偏好于持有大量國債；利率沒有市場化，貨幣政策傳導信號失真；金融市場不健全，貨幣政策傳導路徑偏窄等。這些問題都表明瞭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病症"，需要醫治。總之，金融體制改革比貨幣政策體系改進更為重要。

    金融體制改革早已經形成了全面規劃，但付諸實施不是很容易的。近期有什麼辦法？我認為，可以借入WTO之力，推動金融機構競爭；借各方對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要求，培育、扶植有信譽、有競爭力、有市場發展前途的各類金融機構；借強調民間投資重要性的共識，強化金融市場調節功能；借各方對金融體制性萎縮的批評，反思在清理、整頓金融秩序中的方式、力度和效果。總之，金融體制改革，既要防範金融風險而強化監管機制。

    魏加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揮大眾傳媒在金融監管中的作用

    大眾傳媒可以對金融監管起到巨大的積極作用，但如果缺乏規範也有可能産生一定的消極負面影響。在改善對金融財經類大眾傳媒的管理和加強自律的基礎上，有必要採取適當措施，更好地發揮大眾傳媒在金融監管方面的正面作用，以代表社會公眾和協助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

    首先，應當讓金融傳媒積極參與金融政策的決策過程，包括收集資訊、徵求意見、參與政策諮詢以及實施效果反饋及監督等。在進行重大金融決策時，應當充分聽取大眾傳媒從業者的意見，因為他們對金融市場的情況最了解，對投資者的心理需求最了解，對政策實施效果也最為清楚。

    其次，注意發揮金融傳媒的“雙刃劍"作用，既讓其積極協助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秩序進行監督，又使其能夠對金融監管者進行有效監督，起到“一舉兩得"之功效。

    最後，更好地發揮金融傳媒的溝通作用，使之成為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資金供給者與資金需求者之間、政府與投資者之間的橋梁和資訊仲介，使金融市場相關資訊能夠更加及時、更加準確地傳遞和傳播，為進一步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透明度、資訊化程度和維護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作出其應有的貢獻。

    《中國經濟快訊週刊》 200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