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最近有消息透露，迫於加入世貿後的競爭壓力，中石化等巨型企業的裁員規模將達到120萬人。與此同時，被譽為“鐵飯碗”的銀行也開始了裁員行動。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計劃2002年裁員3萬人，相當於員工總數的7％，最終工行員工數將從57萬降至40萬人。中國銀行繼去年關閉141家分行、裁員5200名後，今年亦將關閉88家分行、裁員5000人。這些資訊都顯示出我國的就業壓力日益增大。

    趙曉：是這樣。中國已進入一個非常時期，飯碗正成為“過剩年代”最為緊缺的物品。

    記者：是否能夠量化分析一下就業形勢是如何緊張的？

    趙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創造了1.7億多個就業崗位，然而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從“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看，1992年以來的變化趨勢近乎直線上升（見圖）。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393.9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3％；到了1999年，失業登記人口增長到600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2％；到2001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到3.6％.

    記者：2002年的形勢如何呢？

    趙曉：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預計，由於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此消彼長，失業總量還會增加，如果能新增就業800萬人，登記失業率也將上升至4.5％左右，比上年高出近一個百分點。

    記者：這一指標能夠完全地反映我國的就業壓力嗎？

    趙曉：“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其實是冰山之一角，或者説僅僅是最低程度的一種口徑計算，不能完全反映出當前的就業壓力。“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加上下崗職工是分析失業壓力的第二種口徑。2001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681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15萬，兩者加起來約1200萬人，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7％。如果再加上非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00萬人，全國大概是18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10％。

    有關失業的第三種口徑是再加上現有企業的冗員。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摸底統計，預計僅需要退出市場的資源枯竭的礦山，其在職職工就將近400萬。這部分人員將隨著企業的陸續關閉而進入市場。最終估計，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之前完成，大約要向社會釋放1／3以上的冗員。考慮到下崗分流人員中約有20％因年齡可以提前退出勞動力市場，還有約3000多萬人需要社會為他們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平均每年需就業人數為300萬。

    第四種口徑是再加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目前，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有4.7億（一説是鄉村從業人員為4.99億），全國耕地19億畝，若按每個勞動力耕種10畝地計算，僅需農業勞動力1.9億，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1.3億，有3.2億的農村勞動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

    如果全盤考慮就業壓力，還要加上新增勞動力。我國現有人口12.6億，若人口自然增長率按1.1％計算，勞動力人數佔人口總量的比例按50％計算，則每年新增勞動力700萬。因“十五”期間為勞動適齡人口增長高峰期，城鄉每年實際上可能會有1000多萬新成長勞動力進入勞動大軍。

    綜上所述，先不算需轉移出來的富餘人員，我國需就業的勞動力數量為1.77億人，相當於全部勞動力總數的1／4。再加上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富餘人員2000萬，我國需就業和再就業的勞動力就達到1.97億人。假設今後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為8％，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則每年對勞動力的新增需求為800萬。兩者相抵，我國還將有1.89億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隱性失業的狀態，相當於全部勞動力人數的1／4。這意味著未來五年造飯碗的壓力相當於過去50年。

    記者：這樣的就業矛盾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趙曉：有關研究表明，中國勞動力總供給近10年內將會從7.1358億增加到7.8193億的峰值，此後緩慢下降，到2020年可下降為7.7574億。而按照7％—8％的經濟增長率以及較高的就業彈性系數0.1707測算，20年內勞動力總需求將從5.761億增長到7.414億。這也就是説，大概在15—20年後中國的就業矛盾才有望得以緩解。

    在“十五”期間，全部需就業人數約1.62億人左右。而從勞動力需求情況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估計，按目前的就業彈性，如GDP年均增長7％—8％，每年僅能提供800萬個就業崗位，再加上企業自然減員騰出的就業崗位大約4000萬個，兩項合計總供給為8000萬個崗位。這樣，“十五”期間勞動力供求矛盾將十分突出，每年需就業人口總數約2000萬人，而每年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1600萬人，再加上現有失業大軍，五年下來累積的失業人數有可能達到4000萬人，意味著中國的失業率有可能超過國際警戒線12％，接近於14％。這在新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就業問題之嚴峻，不僅在總量，還涉及到結構性就業矛盾。在城市，下崗失業人員由於受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制約，再就業已越來越困難，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率越來越低，失業人員的失業週期也越來越長，逐漸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難保、再就業十分困難的弱勢群體。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也是這樣。據零點公司的調查，有67.3％的農民居然不知道“入世”，這樣的農民怎麼能夠適應加入世貿後激烈的職業競爭？

    記者：我們一直認為只要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就能解決就業問題，是不是這樣？

    趙曉：不完全是這樣，促進增長並不一定意味著充分就業。比如國債投資對就業增長就功不可沒。國家計委根據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匡算，四年來國債投資直接創造新就業崗位約500萬個。這意味著，過去四年，每解決一個人就業財政平均背負10萬元的債務。假設就業對國債投資增長的彈性系數不變，並且繼續靠國債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帶動就業增長的話，“十五”期間，解決約1／5的新增就業崗位（也就是1600萬人左右），至少需要16000億人民幣。這將是中國財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重負。

    因此，單純促進增長的宏觀政策取向事實上無法面對未來的就業壓力。國內外的實踐都表明，經濟高增長、資本高投入並不一定必然帶來較高的就業增長，也不會自動地轉化為就業機會的擴大。

    記者：那麼就業增長取決於什麼呢？

    應該如何促進就業呢？

    趙曉：就業增長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因此，一是要經濟增長，二是要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綜合考慮，則宏觀政策取向有必要從當前的“增長優先”轉向“就業優先”。

    眾所週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以及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理論上應該同時兼顧，但實際上，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往往各有其偏重。在“軟著陸”時期，我國的宏觀政策取向基本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年以來則轉向了“增長優先”，我認為，未來幾年有必要轉向“就業優先”。

    記者：強調促進就業或控制失業成為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這非常重要嗎？

    趙曉：國際經驗表明，國家在戰略目標上的選擇不同，在宏觀調控的手段和力度上的差異會是巨大的，其結果也將是截然不同的。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鋻於中國人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和資本短缺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未來我國應該選擇就業增長優先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把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首要的發展目標，讓就業政策成為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優先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成為宏觀政策的根本取向。

    經濟日報 200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