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世界工廠”有多遠?  
薛涌

    如果10年後中國的工資水準還是像現在這樣低、這樣“有競爭力”,説明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如果中國能夠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工成本的優勢就會被削弱。因此,中國必鬚髮展出其他的優勢來吸引外資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投資紛紛涌向中國。人們驚呼:中國正在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更有人將這一發展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廠”從英國轉移到美國所引起的世界經濟的重組,認為這是中國在未來趕上美國的轉捩點。

    中國發展引起美國震撼

    這一變化,在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引起了強烈的心理震憾。最近,在美國商業界有廣泛影響的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傑弗裏加滕在《商業週刊》上撰文指出,中國正在變為製造業的超級大國。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的位置,很快就會相當於沙烏地阿拉伯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地位。世界經濟對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一旦中國經濟受到戰爭、恐怖襲擊、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的打擊,美國經濟的“生命線”就可能被掐斷。

    美國的這種“警惕中國的崛起”的呼聲,一方面會刺激中國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也會在中國人中導致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覺得自己很快就會取美國而代之了。僅僅是在不久以前,許多人還相信中國的GDP將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然而,如果冷靜地審視這兩個彼此相距100多年的世界工廠的大轉移,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根本不可能像當年美國取代大英帝國那樣取美國而代之。相反,如果中國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目前在製造業上的優勢就會維持不住,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將漸漸減弱。

    美經濟崛起靠制度建設

    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實際上也是財經制度的建設過程。19世紀末,美國的西部開發帶動了以鐵路為標誌的新經濟(或者可以説是鐵路帶動了西部開發),與最近的IT經濟頗有些類似之處。

    也正是在這一時刻,美國出現了一代制度建設者。其中有兩個人在最近常常被人們提起。一個是大銀行家約翰摩根,一個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當時的“牛仔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政府沒有能力和授權來控制新經濟的混亂的發展,而摩根通過固定資産的抵押和他所謂的“道德責任”來保證投資者的利益。當他所支援的公司破産後,他馬上把公司接過來,重整財政,清還債務,了結官司,解雇經理,雇用新人,監督公司的財務運轉,有時不惜捲入其中幾十年,直到公司重新開始營利、投資者得到回報。

    1901年上臺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另一位制度建設者。他身為共和黨總統,卻敢於對支援本黨的大企業開刀,前後以反壟斷的名義興訟45次,懲罰不法的大企業。他的名言是:“我們要求大企業給人民公平的交易(squaredeal),同時,我們堅持所有那些誠實的大企業也應該得到公平的交易。”他因此得名“壟斷的破壞者”(trustbuster),嚴厲禁止大企業操縱市場,對富人收財産稅,甚至最早採取措施保護環境,馴服了野性十足的“牛仔資本主義”。

    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建設,我們很難想像美國僅僅靠自己的資源就可以把大英帝國的“世界工廠”搬到自己的家裏來,因為資本只會往安全、可靠的地方流動。大量投資者需要“公平的交易”。目前中國面臨的局面,與19世紀末的美國頗為類似。中國自身沒有足夠的資本來支援目前這樣迅猛的經濟擴張,外資因而成為增長的關鍵因素。但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否有摩根那樣的信譽?中小投資者是否能夠在中國獲得“公平的交易”?這是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工廠”的先決條件。

    中國必須深化改革

    199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吸引400億美元的外資,加入WTO後,吸引外資的水準還會進一步提高。中國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得益於勞工成本低;另一因素則是近年社會相對穩定。然而,從長遠看,這兩個因素是相剋而非相生的。如果10年後中國的工資水準還是這樣低、這樣“有競爭力”,説明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如果中國能夠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勞工成本的優勢就會被削弱。因此,中國必鬚髮展出其他的優勢來吸引外資。

    另外,中國的外資,大多是隨著跨國公司而來。這些大公司有力量和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捍衛自己的利益。但一般中小投資者則遠沒有這樣的信心。1900年,美國製造業的資本總額有100億美元,但投放到美國經濟中的歐洲資本竟達33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還遠遠沒有像19世紀末的美國那樣,成為國際資本的聚會之地。

    而從長遠的經濟戰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中國要防止外國大企業在本國政府的政治壓力下撤資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目前很小),就必須具備繞開這些跨國公司、讓自己的企業在海外具有直接吸引中小投資者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企業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具有極為深遠的戰略意義。反省19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工廠”的轉移,既決定於國際資本的流向,又決定於這一“世界工廠”所在國的本土企業的成長。當年美國靠的是歐洲的資本,但建立的是自己的企業。中國的外資,則是外國的資本、外國的企業。中國的國內企業,還遠不具備從國際中小投資者那裏直接吸取資金的能力。而這一點不僅將決定中國的企業能否與國際企業競爭,更決定了“世界工廠”是否能夠在中國建立起來。

    為了把中國企業的股票推向國際市場,中國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特別是要認真研究美國近來的金融醜聞和其應對之策。傑弗裏加騰在年初預言,華爾街金融醜聞使投資者強烈要求制度改革,要求企業界有更多的透明性和公信度。這種要求,早晚要跨出國界。

    這一前景,對中國經濟不能説不是一個新的挑戰。目前,中國企業的運營還遠遠不夠透明,企業對媒體的監督甚有敵意,乃至頻頻出現企業把媒體送上法庭的事件。企業告倒媒體,雖然短期內得分,但從長遠來看,將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公信度和透明性,妨礙其在海外上市。因此,中國政府與企業界應該具有長遠眼光,進行一系列深度改革,給媒體以更多的自由,給投資者更多的資訊。只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夠充分吸收國際資本,維持持續的增長。(作者單位:美國耶魯大學)

    《國際金融報》 (2002年08月20日第四版)


“中國造”在國外系列報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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