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博士于 3 月 24 日黃昏逝世于康橋，享年九十四歲。《紐約時報》 3 月27日所登載的訃文説他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生前不只一次對我説過：“我的宗教觀念不容許我尊奉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確曾自認為“左派”。有一次他在康橋演講，他説及聽眾可以視他為“毛派基督徒”，或為“道家社會主義者”，各隨尊便。這也就是説除了硬性教條主義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諸子百家各種政治思想理論之間，表示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自由主義者。

    我作此文時面前堆放著李公與我來往函件，內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緘柬約四十件。長信超過三五千字，短柬只數行，他對我的影響無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與他接觸的話，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與現狀有甚大的差別。

    初識與交誼

    我第一次與他接觸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剛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準備秋間赴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副教授的新職，我的孩子培樂英文名傑佛遜（Jefferson）也在當年7月誕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長信，簽名人自稱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即《中國科學與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謙遜地問我：“不知道你聽説過我們數年來出版的系列書刊否？”他從富路德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處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寫信的目的，則是探詢數年之後我是否可能前往康橋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屬是《科技史》的卷七，針對中國社會經濟背景與科技的影響。他更向我解釋：他自己的研究證實中國在14個世紀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將自然的知識施用於人類，滿足人類的需要，勝過於歐洲。為何現代科學出現于歐洲，而不創始於中國？是否社會經濟的條件，有特殊促進科技和遲滯科技的影響？

    信中又説及：他需要的幫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總在70年代，因為他刻下還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據經驗要及早綢繆。

    我尚未閱及全文就向格爾呼喚著：“嘿，有人請我們到歐洲去！英國康橋！”

    我回信給他的時候即比較沉著。我知道他是左派；這對我無所忌畏，因為我年輕時從軍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為我自己在國軍服務逾十年，不知對方如何看法，與其日後生出波折，不如開門見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説及我曾畢業于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在旁人看來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長處是能在短時間瀏覽大塊文章，勾畫其重點，但是生性魯莽，不計細節，“極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長”。至於聽説過《科技史》與否，則是毋庸提出的問題，我在教書的時候早已宣揚過李約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義，譬如15、16世紀之交中西科技尚在並駕齊驅的地位，日後歐洲突飛猛進，方使中國相形見絀，又如道家則在尚未産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學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當時除了教書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總攬明代財政稅收及有關明代最後一個戶部尚書倪元潞的思想之論文各一篇，已經在學界宣讀即將收入專書；此後兩三年內，尚望將稅收一部分擴展為單行書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後，對我的環境更為合適。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後，好像諸事定妥。他説我的習慣個性與觀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幫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後我不斷地收到他寄來的書刊文字。現在看來他在這段時間給我以越洋的訓練，使我熟悉于他的歷史觀，我注意著他在寫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為並非支援共産主義，而是中國的工業化採取集體行動“避免西方工業化所犯的錯誤”，亦即在初期存積資本時不用販賣奴隸、虐待重工、構成貧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這一點我至今無法忘卻，也已收入我的論文之內。

    其實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對越南戰事到尼克松之“開放中國”，早已將西方“左”“右”的觀念重新訂正。李約瑟在1950年間尚被視作叛徒，至此則被尊為有先見之明。1972年我用參加李約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請求支援時，各文化基金有求必應。 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將我提出的預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據章程自動將重復一部分備案刪除，自此之後再無此好運也。

    所以為尼克松再次競選，涉及水門事件，奧林匹克競技在慕尼黑舉行，發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進入選手村綁架以色列選手時，我已實現李約瑟之五年計劃，全家橫渡大西洋，卜居於古色古香之康橋。李公給我的指示則是他的書籍檔案之中有無數資料涉及中國歷史與科技的關係，我不妨全部翻閱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讓一塊石頭不翻轉”（leave no stone unturned）。 這對我而言當然是絕好的讀書機緣。我對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劍河河畔散步，討論讀書心得。當日沒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後對我著書大有裨益，遠逾于我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貢獻。

    喜居領導地位愛排場

    然自1966年（我和他開始通訊之前一年）始，李約瑟為凱思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長（Master）。康橋大學的體系，本身可算國立，愛丁堡公爵為名譽校長，校本部也由國家預算開銷，可是大學只主持教室演講、統籌考試、委任教授、頒給學位文憑。其他管理事項概屬此間之三十個書院。書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創建遠者已數百載，近者乃本世紀産物，各懸挂其院旗院徽，個別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當然也各有其傳統與章程，凡學生入劍大，概由書院申請錄取。因此書院具有宿舍餐廳、圖書室及運動場所，也維持紀律，主持個人教讀。院長每週與院自治會（College council） 集會一次，他享有院長官邸（Master's Lodge），不僅廳房俱全，而且有男女傭工、廚師、園丁侍候。

    李公對訪問者言及，他做院長擔當了不少枯燥冗長的工作，也見於《紐約時報》的訃文。我想這只半係由衷之言。院長對外接待賓客， 對內主持儀節宴會（凡研究員（fellows）每學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學生三年之內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職員也經常飲酒聚餐，由院長以拉丁文作頌詞）。李公喜居領導人地位，愛排場。他做院長期間正是全世界學生造反期間，但是他連續的被選連任，並且在法定年齡外得破例連任兩次，必有他掌握著年輕人的魅力，也不能與他左派的聲名無關。所以我不能想像此公對做院長全無興趣，只是院長是一個專任之職位，十年時間確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見面後不久即稱他為Master，這倒是門徒對老師之尊敬，以後也為格爾及傑佛遜沿用，垂二十年。老實説，我初入凱思書院時覺得非常孤單，也非常畏怯。此間人士外表非常輕鬆隨便，可是處處都有成規，又無人詳細指點，故不知成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何處的洗手間我能用，何處不能用。一方面即門房（head porter） 也一身嘩嘰服裝，鬚髮修飾，態度文雅，大有權威模樣；對面來的一位有博士學位之專家卻又開領敞袖，手挽頭盔，似乘機車而來，反具勞工色彩，見面時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們在大大小小會議全部人員袍服登場，這已經令人眼目昏淆，而這時期最令人害怕的還是李約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長書房工作；在二樓，我只去過一次，內中只有少數現用參考書籍。另有研究員書房二間，分別標明K-1及K-2，每間約十八英尺見方， K-1所容納為社會科學書籍與一般參考資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書也容納在內。這一年內， K-1成了我的書房，對面 K-2所置多自然科學書籍，為他的書伴魯桂珍博士所用，桂珍這時在幫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醫藥部分，有時李公也往K-2和她對著古籍商討。

    當李博士交結我K-1 的鑰匙的時候，他尚沒有言明，後來從桂珍處聽到鑰匙絕不能遺失。如果遺失學院內的一把鑰匙，則整個庭院的門鎖都要重換，可能花費數百鎊。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內長坐，幾十分鐘後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間，或只是閒步側面觀察旅遊者。（凱思書院每日總有旅遊團體一二十人一群的來觀光，一望即知屬於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本身即是有趣的觀察之對象。）也不願來去每次鎖門用鑰。每在早上進室之後，即將彈簧鎖上彈簧扣住，原來此亦是這種鎖鑰設計之妙，可以暫時廢而不用。不料這也犯規矩，魯博士告訴我，彈簧鎖不能扣上，因為進時扣上，出時忘記放鬆，鎖鑰形同虛設，非此間法度。自此之後，我每一進室即把自己鎖入K-1， 以後再進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鑰匙三五次。

    這還不算，李約瑟也偶爾來K-1 查考資料，我知道他手中總是挾有書籍文稿，既聽得門上鑰匙轉動，不免跳離座椅前往幫他開門。只是這樣也犯禁忌。原來李公規矩：凡讀書必集精聚神，不顧側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鑰匙，又何必我來協助？要是一見面即起身問好，家人無恙，國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時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鐘？以後我從側面觀察：他和桂珍每日開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時半或十時不開工。一動手之後即再不放鬆。固然下午的茶點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為不屬於他們的時間集團），但也不超二十分鐘，以後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時，即有如機器開動持續八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