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書名，是不確切的中譯名。李約瑟在他的研究中，雖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為主要對象，但他更保持著對中國古代整個文明的觀照

    ●李約瑟確已成為一種象徵，但這不是阿Q式的“我們先前闊多了”的象徵，而是中西方文化溝通、交流的象徵

    在中國大眾心目中，李約瑟成了“中國科學史”的同義語。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卷帙浩繁，從1954年起出版，已出數十巨冊，至今遠未出齊，而李氏已歸道山。考慮到公眾閱讀上的困難，康橋大學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請科林羅南將李氏巨著改編成一種簡編本，書名《中華科學文明史》。《中華科學文明史》篇幅僅為李氏原著幾十分之一，從1978年起陸續出版，共得五卷。不幸的是，羅氏也已在數年前謝世。

    此簡編本的中文版，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隆重推出，第一卷已經上市，其他各卷將在年內陸續出版。此書的翻譯主要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係的教師承擔，也有一些其他單位的專家學者參與。記者近日採訪了叢書的策劃人江曉原教授。

    記者：李約瑟的巨著被翻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什麼這套書被冠以《中華科學文明史》的書名？

    江：李約瑟的巨著本名《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這個書名既切合其內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請冀朝鼎題署的中文書名卻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結果國內就通用後一書名。其實後一書名並不能完全反映書中的內容，因為李約瑟在他的研究中，雖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為主要對象，但他確實能保持對中國古代整個文明的觀照。然而這個不確切的中譯名在那部書上沿用已經很久，也就只好約定俗成了。

    現在我們科學史係翻譯的這部書，原名是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著的簡編本之意。我們當然不應該將錯就錯，再繼續沿用先前不確切的書名。所以《中華科學文明史》這個書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順便也是一次“正名”——儘管是已經遲到的“正名”。

    由於是簡編本，這部書的讀者對象，自然要比李氏那計劃中有七十余冊的皇皇巨著廣泛得多。書中略去了大量繁瑣的考證，閱讀起來也比較流暢。

    記者：您兩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觀點：李約瑟給中國人民、給中國科學史帶來的最寶貴的禮物，是他的著作中寬廣的視野。在“簡編”中，這種“寬廣的視野”是否受到了影響？

    江：關於李氏書中視野寬闊的問題，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經多次談到過。這部書雖然經過了科林羅南的改編，但這一特點仍然得到保持。書中論述中國古代科學文化時，經常能夠展現出東西方文明廣闊的歷史背景，而歷史上中國與歐洲之間科學與文化的交流及比較則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線，李約瑟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在談到中國古代的水運儀象之類的天文觀測——演示儀器時，就介紹了起源於拜佔庭的“阿拉伯自鳴水鐘”（第1卷，76頁），而以前國內的讀物大談中國的水運儀象臺時，從來不提西方歷史上的同類儀器，好像它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又如，即使是在論述中國歷史上的偽科學時，李約瑟也不忘記進行中西方比較，在談到中國十四世紀時的一幅星命圖（算命用的）時，李約瑟立即將它與西元初幾個世紀西方“系統化的古希臘占星術中的十二宮或十二所”聯繫起來，認為兩者的實質內容是一樣的（第1卷，205頁）。

    這樣的做法對於中國讀者來説是極為有益的──因為我們以前有太多的讀物向我們描繪過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虛幻圖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國的科學技術獨步全球，別人都在蠻荒世界。雖然李氏有時不免有點拔高中國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體論述時則都是實事求是的。

    記者：“李約瑟難題”是一個眾多學者試圖解答的問題。所謂“李約瑟難題”，據我所知是指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明朝以前科學技術水準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領先於世界，但令人困惑的是，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這就是難題所在。對這樣一個公認的問題，近年來，您卻堅持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對此能再談一談嗎？

    江：關於“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我在去年5月24日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已有比較全面的論述。

    如果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觀照近現代科學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發現“李約瑟難題”確實是一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可以有啟發意義。因為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裏領先於世界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著另一條路。而在後面並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領先”又從何説起呢？這就好比一個人向東走，一個人向南走，你不能説向南走的人是落後還是領先於向東走的人——只有兩個人在同一條路上，並且向同一個方向走，才會有領先和落後之分。

    在唐朝時，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但在世界歷史長河中，國力最強盛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是科學最先進的國家。國力強盛有共同的、相對簡單的衡量標準，科學文化先進與否的衡量標準卻要複雜得多。而且，科學史意義上的科學先進同我們現在通常意義上的科技發達，考量標準也不一樣。

    記者：長期以來，很多人誤讀了李約瑟，那麼，《中華科學文明史》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簡編本，會不會造成新的“誤讀”呢？

    江：我相信不會造成任何誤讀。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這部書的論述是實事求是的——實事求是的論述是不會誤導讀者的。如今媒體或書刊上，特別能誤導讀者的，是一種“真實的謊言”——這是一種高明的説謊技巧，其中每一個成分都是真實的，但是合起來就構成謊言。比如，向兒童談科學史，説我們今天講兩個科學家的故事，一個是愛因斯坦，一個是黃道婆，所講的事都是真實的；但小孩子聽過後就獲得這樣的印象：中國古代有一個像愛因斯坦那麼偉大的女科學家黃道婆，而這個印象卻是一個謊言。因為黃道婆即使歷史上真有其人，也不能被稱為科學家，更無法和愛因斯坦相提並論。

    從李約瑟的研究工作一開始被介紹進來，就是按著這樣的邏輯來認識的：李約瑟作為一個外國人，為我們中國人説了話，説我們中國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公眾誤解了李約瑟，繼而影響了公眾心目中的中國科學史。

    我認為，李約瑟的工作和精神，都有永遠的價值。事實上，他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但這不是阿Q所説的“我們先前闊多了”的象徵，而是中西方文化溝通、交流的象徵。——《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