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在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同義詞；也許認真閱讀過李約瑟所主編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人只是少數，但我們都深信他的結論————中國科學技術曾經在很長時間處世界領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現代才落後於西方————為什麼會落後即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可能會令我們感情上一時難以接受，近幾年來，國內一些從事相關研究的中青年學者紛紛對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觀的認識，並逐步匯聚成一個聲音：“李約瑟難題”是一個不成立的偽問題。

    為什麼説“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李約瑟研究的真正價值何在？重新評價李約瑟，給公眾一個真實的李約瑟本身有什麼意義？４月１７日，記者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教授。

    媒體對李約瑟的“過濾”　

    記者：提起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自然就會想到李約瑟。幾代人，包括學習過科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懷疑過他關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地位的結論，主要原因是什麼？

    江：自１９５４年在康橋出版《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起，在西方孤立中國的背景下，有李約瑟這樣一位西方知名學者一卷卷地編寫、出版弘揚中國文化的巨著，還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當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關於李約瑟，多年來媒體給公眾造成的印象並不正確，至少很不全面。

    李約瑟的不足之處

    記者：那麼，冷靜、理性地分析，李約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學術上有什麼不足呢？

    江：對於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本身，海內外許多學者曾指出各種具體錯誤，這些錯誤絲毫不能否定李約瑟的巨大成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是這樣浩大的學術工程！

    就全書整體而言，李約瑟出於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熱愛和迷戀，在不少問題上有對中國古代成就的拔高傾向。影響所及，難免造成國內一些論著在談論祖先成就時夜郎自大般的虛驕情緒。如果説這種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為大病，那麼近年坦普爾著書談“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有很多穿鑿附會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李約瑟和中國文化的淵源，從他和魯桂珍相遇開始————有些學者還注意到當時魯年輕貌美，此後他的思想和興趣發生了巨大轉變。魯後來成為他終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侶，最終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約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説：“後來我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記者：假如李約瑟沒有與魯桂珍相遇，假如魯不是那麼“年輕貌美”，那麼這種“皈依”很可能就不會發生？

    江：假如李約瑟不遇到魯桂珍，這種“皈依”就不會發生，多半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年輕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們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問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測了。

    李約瑟對中國文明的熱愛既已成為某種宗教式的熱情，難免會對研究態度的客觀性有所影響。而李約瑟的“硬傷”更具體的根源是他對中國道教及道家學説的過分熱愛————熱愛到了妨礙他進行客觀研究、誇大道家在中國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約瑟工作的另一個方面“硬傷”，可以參考我國台灣學者朱　源的意見：李約瑟雖然在生物化學方面早有成就，３７歲時便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但他並未受過科學史或科學哲學的專業訓練，因此，未能把什麼是科學加以定義成為李約瑟的一大困境。而實際上，李約瑟有時拔高古代中國人的成就，也和不對科學加以界定有關係。

    朱　源指出：由於沒有定義，哪些學問、哪些材料應該納入，哪些不應該納入，就沒有客觀的標準，從事抉擇的時候，較難劃定統一的範圍。結果原來計劃寫一本書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要寫幾卷，再後來每卷又有分冊，編撰工作攤子越鋪越大，分冊越出越多，達到７０多冊；到李約瑟去世時，他的構想要想完成看來遙遙無期。

    “李約瑟難題”到底成不成立

    記者：説“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依據是什麼？

    江：如果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觀照近現代科學的來龍去脈，不難發現，所謂的“李約瑟難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可以有啟發意義）。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裏世界領先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著另一條路，而在後面並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中國“領先”又從何説起呢？這就好比一個人向東走，一個人向南走，你不能説向南走的人是落後還是領先向東走的人————只有兩個人在同一條路上，並且向同一個方向走，才會有領先和落後之分。

    記者：您的意思是，這種領先————譬如説，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類機械裝置領先於歐洲的同類裝置幾個世紀————是沒有意義的？

    江：這倒不是。就某種具體的裝置而言，比較先進落後，可以是有意義的（當然也要看怎麼比法），因為這可以看成雙方是在同一條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體裝置或知識，不能等同於整體。如果找到若干具體裝置方面中國領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國在整體上領先的結論，那麼同樣還有具體裝置方面中國落後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西方科學史家那裏也多的是，只是我們通常絕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學史權威認為，機械鐘錶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了），難道就要得出中國在整體上落後的結論嗎？

    記者：李約瑟在探討近代科學何以不能在中國誕生時，比較強調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縛及商業刺激的影響。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真的能出現與歐洲相對應的社會變化和經濟變化的話，那麼某種形式的近代科學也會在那裏出現。您認為這種探討是否有意義？

    江：我看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事實上這種社會變化和經濟變化並未在古代中國出現。

    不容否認，在唐朝時，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但在世界的歷史長河中，國力最強盛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領先的國家，兩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們從今天世界科學的現狀出發回溯，我們將不得不承認，古希臘的科學與今天的科學最接近———恩格斯曾經説過，當我們要討論精密科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回到古希臘人那裏去，這話至今仍是正確的。考察科學史可以看出，現代科學甚至在形式上都還保留著極強的古希臘色彩，而今天整個科學發現模式在古希臘天文學那裏已經表現得極為完備。

    記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釋直到伽利略時代之前，科學發現基本上是緩慢進行的，至少沒有以急劇增長或指數增長的形式發生？

    江：這個問題涉及近來國內科學史界一個爭論的熱點。有些學者認為近現代科學與古希臘科學並無多少共同之處，理由就是古希臘之後為何沒有接著出現近現代科學，反而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這一質問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辯，似乎一棍就可將對方打悶，其實只是不能傷人的虛招，用中國一句成語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長的寒冬看上去已經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漸生新綠，盛夏而枝茂葉盛，你當然無法否認它還是原來那棵樹，你怎麼能質問：為什麼寒冬時它不現新綠？

    事物的發展演變需要外界的條件。中世紀歐洲遭逢巨變，古希臘科學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條件（限于篇幅，這個問題不作展開），直等到文藝復興之後，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時。

    李約瑟在西方科學史界的遭遇

    記者：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學科，您已經提到西方學者普遍不同意李約瑟的一些觀點，李約瑟在西方科學史界的真實地位如何呢？

    江：對國內大部分公眾來説，多年來媒體反覆宣傳造成了這樣一個概念：李約瑟是國際科學史界的代表人物。這個概念其實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論，出自李約瑟身邊最親近的人。魯桂珍曾坦言：李約瑟並不是一位職業漢學家，也不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不曾受過學校的漢語和科學史的正規教育。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學過科學史，只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餘，順便涉獵而已。

    正因為如此，在西方“正統”科學史家———從“科學史之父”薩頓一脈承傳———中的某些人看來，李約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還不能算是科學史家共同體中的一員。李約瑟還曾抱怨：康橋東方學院的學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墻之隔”的康橋大學科學史係也把他拒之門外，他感嘆“這一現象何其怪異啊！”所以在西方科學史界，對李約瑟不那麼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説，李約瑟在西方科學史界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排斥。

    李約瑟的真正價值

    記者：那麼李約瑟的真正貢獻是什麼？李約瑟的真正貢獻也有被“過濾”掉的嗎？

    江：窮數十年之功，研究中國古代科技與文明，李約瑟貢獻巨大，即使西方科學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勞。李約瑟貢獻的一個最明顯的方面是，在他的組織下，包括華人學者參與，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資料進行了規模宏大的發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約瑟的巨著雖然得到中國學者普遍的讚揚，但並不是書中所有特色都為我們所熱烈歡迎。

    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開始。而李約瑟作為一個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紹和引用了西方漢學家的成果。可惜這一點至今仍然很少被國內學者所注意，他們對這些成果很少接觸和引用。

    李約瑟在著述時，經常能夠浮現出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廣闊背景，這就避免了一些國內研究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在這個基礎上，李約瑟經常探討和論證中國古代與異域科學技術相互交流影響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其筆下不免出現一些“西來説”。這類交流、影響和“西來説”都為國內許多學者所不喜愛————他們通常只字不提，只當李約瑟沒説過。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選對自己有利的結論加以引用，少數學者甚至嚴重歪曲李約瑟的觀點來證明自己説法。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至今為止，在中國自己的專家學者中，還沒有人展示過如此廣闊的視野。李約瑟用他的著作架設起來一座橋梁————溝通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橋梁————這是李約瑟最重要的貢獻。

    為什麼要重新評價李約瑟

    記者：重新評價李約瑟及其研究，這一學術行為本身有什麼意義？

    江：以往的“過濾”之法，使國人普遍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對李約瑟本人，對若干相關問題産生了不準確、不全面的認識，科學史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依據翔實的事實材料，給以重新評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眾傳媒，堅決地試圖“過濾”關於李約瑟的真實材料，理由是“維護李約瑟的形象”。其實他們要維護的所謂形象，是“過濾”之後的形象，這並不是真實的形象，也不是李約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國人呈現的形象。

    當年一些英國的歷史學家站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的立場上進行寫作，將歷史寫成對自己政治理念的頌揚，或者至少是認可。這種做法被稱為“輝格史學”。“輝格史學”的情結在許多中國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儘管他們不一定知道輝格黨人。我認為，李約瑟本人絕對無意將他的巨著寫成一部輝格式的科學史著作，但是許多中國人卻戴著“輝格眼鏡”去看待李約瑟，盡力將李約瑟的工作塑造成一個“輝格史學”的中國版本。我們今天盡可能客觀地重新評價李約瑟及其工作，就是為了不再繼續誤導公眾。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