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的。雖然這一突破是在歐洲發生，而且只是在歐洲發生的，但這並不能證明歐洲人具有德國的神秘主義者常常標榜的所謂“浮士德靈魂”的特殊品質，也不能以此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樣堅持要把歐洲文化列為最高級的“世界性文化”。因為歐洲有許多特殊的因素必須考慮進去：歐洲歷史發展的具體條件，歐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歐洲的重商主義和工業化建設日益增長的需要，希臘人從先蘇格底時期以後對歐洲文化歷史一貫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類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釋那個“伽利略奇跡”之謎：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現代科學在歐洲的産生和成長歸之於什麼歐洲精神的神秘命運或者歐洲人的天賦才智。同時，看到其他民族對於現代科學的建立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我們更覺得不應該這樣説。對於中國本身，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仍然是：為什麼在西元8世紀以前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有利於科學的發展，而到18世紀後卻阻止了科學的發展呢？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所發生的情況：如，伽利略時代以後現代科學的蓬勃發展，數學證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這一些對於東方和西方人民的關係有深刻的影響。它所産生的後果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知道，由於現代技術的發展，西方的生活水準大大地提高；我們也知道近二三百年來由於西方人在軍事上取得統治地位，輕而易舉地懾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這多麼惡劣的影響。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夠防止由於現代科學所産生的無窮力量而自行毀滅，那麼，我們從現代科學所能獲得的利益也是無窮無盡的。（雖然中國過去在科學、數學和技術領域中已經取得了那麼多的偉大成就）為什麼現代科學的勃興發生在歐洲而不發生在東亞的文明中？在這個問題後面，牽涉到有關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的一切問題。

    我們以前已經提出一些意見，説明為什麼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歐洲文藝復興的運動。在中國，古希臘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對於現代科學的勃興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國，商人的利益是一貫受仰制的。此外，還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聖化的宗族祖先體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訓示人們認為可以用自己的數學語言勉強地演繹出來。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內在的“道”使他們自然地達到和諧；而另一方面則是原子作用和機械推動的理論。現代方式的自然科學的産生似乎需要有一種啟發性的自然淳樸的因素，而這種因素恰恰是中國天賦的智慧中所缺少的。

    就是這個問題首先促使我下決心今後要以比重的力量編纂一部關於中國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發展的全面和系統的著作。後來，我認識到，在這個問題後面，還有一個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在文藝復興以前，從紀元前200年到大約西元1400或1450年這一段時期內，中國比歐洲總是要進步得多？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官僚封建主義能夠更好地把科學（可以説，常常是一種客觀上似乎並不存在的理論科學）應用於人生事務上，在這方面比希臘的帝國主義，或者中古世紀的西方封建主義，要高明得多呢？這種情況似乎不大好解釋；但是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不一定都是在技術的範圍之內。我們且不談那著名的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過去由於弗蘭西斯培根的譽揚已經膾炙人口了。我以前還談到鑄鐵技術的發明，把鐵熔化而澆鑄的方法——在歐洲一直到西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國早在紀元前2世紀人們已經習慣用澆鑄法製造農具了。當然，我不能在這裡詳細説明如何澆鑄，我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説明在很早的年代裏中國的技術已經遠遠超過西方。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雖然在中國沒有歐幾裏特和阿波羅尼所創立的演繹法幾何學，可是早在文藝復興以前就發明瞭望遠鏡上的赤道儀裝置和機械鐘的卻是中國而不是歐洲。機械鐘的發明尤其使人驚奇，因為中國一向被説成是一個“沒有時間觀念”的農業社會。

    在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中古世紀的發明有一些是和中國文化的官僚性質密切聯繫的。我們可舉出地震儀、量雨計和量雪計作為例子。在結構嚴密的官僚體系中，那些有高度組織性和遠見性的上層知識分子集團，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時了解任何地方發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給予賑濟或者，對於嚴重的受災區，還要派遣軍隊前去。顯然，在西元2世紀就是由於這種情況促使張衡製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儀。由於同樣的原因，量雨計和量雪計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地方可能發生水災，統治集團必須要得到預報。在11和12世紀的一些數學書籍中列示關於量雨計開頭的習題，從中我們了解這種量雨計使用極為廣泛，可能設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還有一個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寫了一篇詳細的文章，那是關於一次驚人的大地測量：西元723年派遣的一個遠征考察隊進行了2~3年的實地觀測，綜合觀測結果確定了子午線。這一偉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學家南宮説和傑出的僧人數學家一行的領導下完成的。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古世紀中最驚人的一次有組織的大地測量；起自蒙古邊境直到印度支那，沿著全長達約2500公里的路線上，設立了9個主要的觀測站，系統地觀測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長度和極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紀的文明中有可能設想和進行這樣大規模的人組織的大地測量。這確實是值得紀念的，而這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開的。

    今天中國正在發掘這些古代的科學成就，科學史的編纂也在進行之中。對於科學事業現在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因為只有依靠科學發展才能使亞洲人民的生活水準趕上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但是，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他們的祖先在科學的發現、觀察和發明方面也作出了偉大的成就。他們迫切想知道幾個世紀以來被歷史的塵土所掩埋了的許多事跡，而這些事跡現代西方的歷史家們卻是不大願意揭露出來的。舉例説，西方關於幻日現象（大氣上層冰結昌體所形成的虛幻的日光、日暈和弧光）是在西元17世紀發現的，而中國的天文學家整整1000年之前就已經觀察到這種複雜現象，並對每一個組成部分加以描述，給予定名。亞洲的那些失去了歷史遺産的思想家和技術家們如果知道了這樣的事實，那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啊！又如，自從瓦特以後所有的蒸汽機以及內烯機中奇妙的連接桿和活塞桿的結構，首先發明的不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工程師，也不是里昂納多達芬奇，更不是亞歷山大港人，而是西元1300年中國的王禎，在他的冶煉水力鼓風爐中首先使用。如果亞洲的思想家和技術家們知道了這一事實，他們能不感到自豪嗎？現在甚至在中國兒童的圖畫書中也有關張衡製造地震儀，蔡倫在西元一世紀發明造紙，畢昇在11世紀發明活字版等的圖片和説明。中國的“萬向接頭”吊架追溯到西元180年的丁緩，“帕斯卡”三角形創始於西元1303年的朱世傑。所有這些成就都已經漢學家們研究證實。所以，西方人必須認識，在中國人看來，科學並不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慷慨恩賜，並不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裏毫無根基的。相反地，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有光輝燦爛而深厚的根基。這一些中國人現在愈來愈清楚地認識了。如果中國中古世紀的社會當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一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我們就無法解釋幾千年來怎麼會産生那麼多的創造和發明，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在那樣漫長的歲月裏中國總是處於比歐洲領先的地位。也許是由於社會穩定吧，但是某些大學者們卻説成是中古世紀中國文化中典型的“社會性停滯”。這是從何説起呢？

    我沒有任何意圖想貶低現在的中國政府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對於改善中國“老百性”的命運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同時，任何一個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現代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須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傳統的某些特徵；而恰恰在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識卻貧乏得可憐。確實，中國自己的學者有時為了論證新生的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往往會貶低了自己過去的歷史，低估了幾千年來哲學和藝術方面的偉大成就。這種情況只能説是自暴自棄吧！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需要滿懷虛心地向中國學習，不但向現代的中國學習，也要向歷史上的中國學習，因為從中國人智慧和經驗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醫治現代病症的良藥，以及推進今後全人類哲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