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中的牛郎織女

    　 過去，大家抱怨配偶、孩子隨任探親政策太死板，現在政策放寬了，但並不等於外交官的所有家庭問題都解決了。據統計，在目前駐外人員中，配偶、子女一起隨任的仍然屬於少數，外交官們的生活中還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多數外交官仍然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

    　 在計劃經濟時代，外交官的配偶如果要出國隨任，只要憑著外交部或者其他部委的一張信函，不費什麼週折就能獲得所在單位的批准，不僅保留人事編制，而且還能繼續領工資。但是，在當今商品經濟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時代，這種好事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即便是最講情面、最通情達理的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一走就是幾年，單位很難為你保留工作崗位，要領工資就更不可能了。至於公司、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基本是借調沒門，要走就徹底辭職。這些新情況的出現，對外交官配偶的隨任造成很大障礙。

    　 也許是大男子主義的影響，也許是另有原因，反正，女外交官的丈夫一般很少有人出國隨任的，頂多在妻子任期內領著孩子來呆上一兩個月。即便是那些克服種種困難出國陪同丈夫的外交官夫人，她們的心理也是非常矛盾。在使館裏，編外、編內分得很清楚，作為隨任家屬，雖然與丈夫拿的是一種護照，但在自己名字下面還有一行註釋：某某之妻（夫）。這一行字，決定了自己的家屬地位。丈夫出門上班，夫人呆在家裏，看著丈夫忙忙碌碌，自己卻幫不上什麼忙。如果外交官的夫人們在國內沒有什麼職業，倒也沒有什麼反差，但新一代外交官的妻子不僅在國內有工作，而且學歷、職稱往往不比丈夫差，有些人的職務還比丈夫高。到了國外以後，就要按照新的身份調整自己的角色，這對很多夫人是很不適應的。

    　 此外，現在國內單位人事方面的變化太快，經常進行精簡、重組，夫人們呆在這裡，心裏也不安生，經常要和單位聯繫聯繫，生怕丟掉來之不易的工作崗位。

    　 教育孩子成問題

    　 儘管現在政策允許外交官的未成年孩子隨任，但要真的把孩子帶到國外讀書，還會遇到很多回避不了的問題。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地區條件比較好，不少中國外交官最近兩年真的把孩子接到當地上學，看著孩子在當地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既高興又憂愁。一個初中學生的家長説：“如果我能在這兒長期幹下去，哪怕是七年八年，孩子考上大學，我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可是按照慣例，外交官的任期一般不超過4年，到我該回去的時候，孩子還在讀高中，是把孩子留下還是帶走？這就是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把孩子留在國外吧，既沒有監護人，也不符合政策；在國外讀書讀到一半回國，也很難重新適應中國的教育體系體制，弄不好最後出鍋的就是一碗夾生飯。”

    　 如果説在發達國家工作遇到的是進退兩難的問題，那麼，在更多的“艱苦地區”工作的外交官，倒是想都不用想這個問題。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生活條件十分惡劣，教育水準能有多高可想而知，中國外交官説什麼也不會把孩子帶到這兒來上學，就算政策允許的探親待遇，他們的孩子也很少有人享用。按照目前的慣例，從北京前往非洲大部分地區，要從法國的巴黎或者德國的法蘭克福轉机，一些外交官捨不得放棄探親機會，又不願讓孩子到非洲，於是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給孩子辦好去非洲探親的全套手續，利用轉机的機會讓孩子在歐洲轉一轉，然後就讓孩子打道回府。

    　 在黑非洲：久病成醫

    　 同樣是外交官，一個到歐洲的法國，另一個到非洲的幾內亞，説的都是法語，但他們過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了解外交官的生活，不要眼睛只盯著歐美，也應該多看看那些常年戰鬥在艱苦地區的外交官，這是記者在採訪中不止一次聽到的感慨。

    　 那麼，到底哪兒最艱苦呢？老劉今年50多歲，曾經在非洲幹過兩任，最後一次是在一個西非國家。提起那段經歷，老劉至今感慨萬千。老劉告訴記者，到非洲尤其是到黑非洲地區去工作，生活條件差一些、氣溫高一些、商品缺一些，這都算不了什麼，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是肆虐的瘧疾和傷寒等病菌病毒。由於常年高溫、潮濕等原因，在那些地方，要擋住蚊子的襲擊實在難以做到，即使沒有被蚊子叮上，也保證不了絕對安全，因為瀰漫在空氣中的瘧原蟲細菌，不知不覺就會侵入人體，進入血液之中，這種細菌的繁殖能力很強，一旦病菌侵入，過不了多久就會出現或冷或熱的異常反應，就是通常所説的“打擺子”。

    　 俗話説：久病成醫。中國使館內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經驗，教會了外交官一些自我診治的基本技能，吃什麼藥，打什麼針，大家一清二楚。一旦發現病情嚴重，使館就會趕緊把病人送到中國醫療隊去，注射對付瘧疾的專用藥物喹寧。老劉説，他在出國前，能打的預防針都打了，但一個任期下來，還是沒有躲過“打擺子”，而且還不止一次。在那個地區工作的中國外交官，沒有染上傳染病的實在是太少見了。一位年輕外交官結婚不久被派到非洲工作，他的新婚夫人隨後來探親，結果沒過多久她就染上了瘧疾，不得不提前回國。

    　 不過，在艱苦地區工作並非一無是處。在非洲工作兩任時間，給老劉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當地人對中國的真誠感情。老劉説，別看中國離非洲距離遙遠，但中國在這裡的影響非常之大，在很多地方甚至超過因歷史原因對非洲擁有傳統影響的個別歐洲國家。中國政府援助的體育場、醫院、政府大廈等標誌性建築，是中國人民對非洲人民無私幫助的真實寫照；中國醫療隊深入基層，與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當地人非常清楚，中國對非洲提供援助從不附加任何條件，沒有什麼功利的目的。所以，多數非洲人總把中國人當“自己人”相處。在黑非洲，不管你遇到什麼麻煩，只要周圍的人知道你來自中國，就會熱情地伸出援助之手。

    在拉巴斯：隨時準備吸氧

    　 老劉對記者説，所謂的“艱苦地區”，並非只有非洲，實際上，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非洲”，只是各有各的苦法兒罷了。比如南美的玻利維亞，也是外交官們公認的艱苦地區，原因是那裏的海拔實在太高，首都拉巴斯的海拔將近4000米。對於來自中國的外交官來説，高原缺氧是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最大障礙。據説，從平原上來的人，在這裡連呼吸都費勁，要是患了感冒鼻子不通氣，只用嘴呼吸會感到非常吃力。時間一長，肺部會發生變形，就是身體健壯的年輕小夥子，時間長了也受不了。

    　 為了解決大家的“呼吸”問題，使館專門配備了吸氧設備，如果誰感覺不對勁兒，馬上吸上幾口，多少也能緩解一下當時的情況。

    　 在戰亂中建使館

    　 其實，要找外交官生活、工作艱苦的例子，不用到非洲，也不用去美洲，在中國的周邊地區隨處都可以找到。中國駐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8個使館，都是在蘇聯解體以後新建的，用一句話來形容建館初期的條件，那就是“一個比一個差”。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亞塔吉克、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等國，局勢動蕩，時不時真刀真槍地幹仗，坦克、裝甲車在首都的大街上對射的場面也不鮮見，暗殺更是猶如家常便飯。

    　 1992年春天，中國陸續與這些從蘇聯剛剛獨立出來的國家簽署了建交協定，第一批中國外交官就在戰火的伴隨下踏上了這片土地。肩負建立大使館神聖使命的外交官抵達目的地以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個安全的落腳之地。據一位當時在這裡工作的同志回憶：“這裡哪有什麼星級飯店，能找到一個有水有電的地方就算不錯了。白天還好過些，到了晚上，街上一片漆黑，偶爾還能聽到槍聲，真挺嚇人的。”由於當地條件的限制，選定使館房舍很難達到我們的要求。比如，中國駐亞塞拜然使館在1999年以前，一直是在巴庫的一個旅館裏辦公，由於沒有獨門獨戶的院子，國旗只能插在一個房間的窗戶上。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在中亞、外高加索地區的使館館舍不管是臨時的還是長久的，總算有了著落，但大部分外交官還是不得不在當地居民區裏臨時租房，用的是房東的傢具，睡的是房東的床，説不定房東手裏還有一把鑰匙，隨時都有破門而入的可能，乞丐、醉鬼半夜敲門就更是家常便飯。這位外交官對記者説，那時候就盼著有機會到莫斯科出差，一是可以順便採購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二是可以在那裏痛痛快快地洗個熱水澡。

    　 外交官沒有隱形收入

    　 説起外交官的工資待遇，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説，1994年出臺的駐外人員工資體制改革，是改善外交官生活待遇的一個里程碑。一個外交官對記者説：“過去，我們中國外交官的工資少得可憐，人家提起這個問題，我們怕人家笑話，都不敢説實話，上街喝杯咖啡都得先看價格再作決定。”那時，一個中等級別外交官的外匯補貼，每月只有幾十美元，4年任期結束的時候，用從牙縫裏省下來的那點錢到免稅商店買個電視機，就算是不錯了，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積蓄。

    　 剛剛實行外匯工資制的時候，外交官的工資比國內機關幹部的工資要高出不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外交官工資與國內同類人員收入水準的差距在不斷縮小，駐外工作的工資優勢也隨之一天天降低。

    　 據記者了解，使館工作人員除了工資，就再沒有其他任何收入了，甚至連醫藥費、房租、水電都要從工資中支出。駐外人員沒有獎金，沒有什麼補助，也沒有任何創收的途徑，更不像國內一些單位動不動就發點東西什麼的。

    《青年參考》2002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