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前駐美外交官，各編寫了一本書，視角各有不同。曾任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館商務領事的張海洋，原來曾經是記者，所以他所著的《我們必須了解的美國》裏充斥著新聞敏感，筆觸甚廣，從經濟、人文到政治均有涉獵。而曾在中國駐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的鄭曦原則把目光投向歷史，從《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歷史報道裏編選出一部《帝國的回憶》，這本書一直列在三聯暢銷書的排行榜上。兩位外交官，一位聚焦當下，一位聚焦歷史，他們對美國的觀察和了解饒有趣味，且聽兩位外交官之間的對話

    對話人：張海洋、鄭曦原、黎宛冰　本報記者

    記者：先談談在美國的外交官生活吧，可能老百姓對外交官生活比較好奇。

    張海洋：我做商務的，這裡面接觸很多做生意的、招商引資的、招商考察的，另外還有老百姓比較關注的留學，這包括大人和小孩。實際上我的任期是到明年春天，我到美國是1998年年底，當時心情很複雜，第一感覺很激動，很高興，但是因為當時我小孩剛剛四個月。外交政策有規定，第一不讓帶孩子，這是外交官，特別是年輕外交官説起來非常心酸的一個話題。因為孩子小，所以夫人沒去，我一人去了。一人在那邊待著，獨立生活倒沒問題，那時候我們住在使領館外面，但是我住的那房子是一座公寓樓，一居室，廳很大，是建於70年代的木板樓，離舊金山市區開車半個小時。我們房子一月1100美金，租金也挺貴的。吃飯，中午在領事館裏吃，早晚飯自己解決，因為單身自己不願意做飯，就經常出去吃，再加上應酬很多，西餐吃多了反胃，紐約中餐還不錯，但是缺點味道。美國的中餐90%是廣東菜，廣東菜就是鮑魚、魚翅，這些東西説起來挺好聽的，如果一年總吃那幾樣菜，到最後一點胃口都沒有。我是山東人，一點兒都不吃辣椒，因為我喜歡吃蔥和蒜，而我現在到了沒有辣椒吃不下飯，現在不管到了什麼餐館，先來一盤辣椒，現在我們那兒的人都養成了這個習慣。

    我先講收入問題，我是800美元，我們的收入不能跟當地人比，他們全美戶均36000美金，但是跟我以前在國內工作工資是沒的比，以前我做記者，光崗位津貼2100元，基本工資1000多元，稿費2000多元，加起來也能拿到四五千塊的樣子，很輕鬆的。

    鄭曦原: 張先生對中國外交官的收入計算不夠準確。比如説他的800美金，按照美國人的概念，是凈收入。通常説來，美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交稅，三分之一要養房、養車、買保險等，而外交官是不交稅的，房和車也由政府提供，所以以美國社會的標準，張先生的收入為800美金，應該再乘以3，大概是月薪2400美金左右。當然乘了3以後也不算高，年薪也不到3萬美金，屬於中低收入水準。不過，政府對外交官收入水準低是很重視的，近年來已連續幾次提高工資標準，對去艱苦地區工作的外交官還大幅度增加了地區津貼，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外交官的收入要與美國白領比，同時也要與國內下崗工人比，外交官是政治性非常強的職業，不能不講政治。

    記者：我感覺外交官都過著上流的生活。

    鄭曦原：從外表上看是這樣。使館的公務用車都比較考究，賓士車不少，這些一般的美國人也用不起。而且，通常我們穿的也是義大利西服，貨真價實，只不過要等到商店打折時去買。

    張海洋：我以前在國內收入高一點，我老婆在外企，我收入還可以，養成了不願意受苦的習慣。所以我是全使館第一個自費買手機的人。

    我原來在報社，很多人想，在報社你這個人很一般，老在一個地方工作，也不會跳槽，工作收入也就那麼多，自己心理也有壓力，這是很多人的精神狀態，特別在都市裏面，我見到的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總想通過跳槽改變自己的生活。這種社會狀況是社會轉型期特定的一種狀態。在美國，一個人掙3000美元，交完稅、養車、養房，也剩不了多少錢，但是每個人都活得那麼踏實，一輩子當個圖書管理員一直到退休，他心情也很舒暢。

    鄭曦原：我有一個很感性的細節，就是有天早上去坐公車，公車司機是個義大利人，長得很帥氣，高高大大的，臉上棱角分明,長長的頭髮係成馬尾，梳得整整齊齊，臉上的鬍鬚也剃得乾乾淨淨。他制服上每顆金屬紐扣和標牌都擦拭得閃閃發光。從巴士寬敞明亮的前車窗望出去，看得到曼哈頓42街清晨的景象。這位司機一邊吹著口哨，一邊掌握著方向盤，那自豪的樣子像一個跳探戈的小夥兒，看見他從內心深處漾溢出來的那種幸福和滿足的感覺，誰能否定他不是這條大街上最重要的人物呢？

    這種文化跟我們不大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我們的社會是金字塔形的，只有極少數人高踞在頂端，而大多數人都被壓在社會的下層。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很多人，特別是有了些知識以後，有了些自我意識以後，這些人會問：“為什麼你在頂端，而我不能在頂端呢？”正可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因此，他會産生很強的要爬上去的慾望。用法國大革命的説法，這是第三等級的覺醒。但由於各種原因，這種慾望不可能一下子實現，因為社會結構本來就這樣，這就搞得許多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顯得徬徨和焦慮。

    美國文化取向多元化，給人的感覺是把壓力分散掉了。雖然照我們看來是個微不足道的職位，或是個人微言輕的小角色，但他盡力去做好本職，並且確能對家庭、對社會承擔一份責任，他為此找到人格的尊嚴，為此自豪，産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這是種很好的感覺。

    我經常從領事館步行去圖書館，都要穿越時報廣場。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原來他們是時報廣場重建工程的設計師。他們有一個創意，就是要選些來自世界各地、懷著各種目的經過時報廣場的人拍照，然後放成很大的照片挂在廣場上，他們最後把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時報廣場上，放得比真人還大，上面寫著：“一個去紐約圖書館的中國人。”

    記者：你們倆去之前，在國內都有自己的生活，到了國外有一個適應的階段，適應了三年，回來可能又有一個適應的階段，談談這前後的過程。

    張海洋：我先説回來的適應。我覺得回來不適應東西反倒很多。前幾天中央臺《實話實説》欄目，説一個話題，叫“海歸派的不適應”。

    我舉一個小例子。第一，我回來之後出了機場一上路，高速還好，一下高速，我前後左右就有很多人在按喇叭，因為在美國開了三年車幾乎沒有人按喇叭，只有你很冒犯人家的時候，比如你沒有並線的時候，人家才按喇叭提醒你，很少碰到按喇叭的情況。在這邊一聽就很緊張。我走在街上的時候，就有很多的喇叭聲。我現在回來快兩個月了，才慢慢地適應。

    在美國不管任何一個路口，只要路邊行人走下了馬路，開車的司機都要停車，司機除了看路況、看燈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行人，千萬不要惹行人，如果你惹著行人了，人家就可能告你。 第二個小例子。我住在四環邊上，四環的橋墩上密密麻麻寫著一些字，“辦證”和手機號，出國前看沒什麼感覺，現在一看，剛修起來的路就變成這樣，那你怎麼不去抓他？而且他寫了你還可以清洗。

    鄭曦原：在社會管理的層次，美國確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有很多先進的地方。但是，也要看到，你處在外交官的層次，大多數時候是在與社會的上層人士接觸，跟它那個社會比較光明的一面在接觸，而跟社會底層的一面、與弱勢群體的接觸是很少的。因為外交官有穩定的生活保障，有國際條約規定的特權和尊嚴，所以，他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具有特殊性，並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全部。我的意思是説，之所以稱之為外交官，首先他必須具有鮮明的立場，這個立場是什麼呢？

    我父親是在朝鮮戰爭當中與美國人打過仗的。在他們那一輩，雙方是通過步槍的準心在互相瞄準；而當我們作為中國的外交官走在紐約大街上時，我們是很友善的，我們是在用和平的目光看美國人民。但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確實存在著當今世界上最複雜的兩國關係。

    從我個人的經歷看，美國人民是善良的，友好的。美國是移民國家，有很好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民族的大熔爐，可以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融合為一個共同的民族，這一點非常偉大。但是，美國老百姓也有被輿論誤導的一面，總認為“老子天下第一”，對中國確實也存在很多的偏見和誤解。

    我們要促進兩個偉大的國家之間、兩國人民之間有更多的相互了解，這是外交官的天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首先要堅守住自己的立場。你去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官，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是哪個？他都會毫不遲疑地説是他的祖國。

    張海洋：這是作為外交官的基本素養。

    鄭曦原：應該講我對美國的感覺是蠻複雜的。我去美國時，懷裏揣著我父親一封珍藏了50年的英文信。這是當年他參加抗美援朝時得到的。那是一次戰役以後，我爸和其他中國戰士清理戰場，當他走近一片灌木叢時，從裏面扔了支槍出來，原來裏面藏著個受了重傷的美國人。因為我爸在老家上中學時學過一點英語，就簡單問了一下他的情況，並招呼衛生員對他進行了戰地護理。

    這個美國人沒料到我爸會説英文，還給他做了護理，很感動。可能他意識到自己活不了了，就把這封信從懷裏的貼身口袋內摸了出來。這是封情書，上面還有他愛人用口紅留下的唇印。他説：“我希望你能活到戰爭結束，如果可能的話，請轉告我的家人，告訴他們中國人對我很好，我死得很平靜，我永遠愛他們。”我父親對這件事很重視。他想要是自己的子女能把這封信還給美國人的話，也是一個很好的了結。

    我揣著這封信去美國的時候，我們還是在追尋50年前和解的精神，就是希望在以後的時間裏，雙方應該是尋求和平、尋求合作的。50年沒有褪色的唇印，表達的是和平和愛的心願。至少從中國人這方來説，我們沒有要跟美國人較勁的想法，所以我去觀察美國的時候，有一個很強的感覺，就是兩個民族互相凝視的視覺要從步槍的準心後面轉換為朋友之間目光對目光的真誠交流。

    另外還有件事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經常從領事館步行去圖書館，都要穿越時報廣場。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原來他們是時報廣場重建工程的設計師。他們有一個創意，就是要選些來自世界各地、懷著各種目的經過時報廣場的人拍照，然後放成很大的照片挂在廣場上，體現出廣場是“世界的十字路口”這麼一個主題。他們最後把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時報廣場上，放得比真人還大，上面寫著：“一個去紐約圖書館的中國人。”總之，我本人確實感覺到了美國人民的友好和創造力。從朝鮮戰場的生死搏殺到時報廣場上的真誠微笑，兩代人之間發生的這種變化是深刻的，真是值得人好好地回味和珍惜。

    一個人參加紐約的企業家代表團，他背上背著乾糧，背著帳篷和一些用的東西，他來中國之前，他妻子給他準備了此類東西。因為他要從北京到上海去，他聽説要騎著騾子、馬，所以準備了很多野營的東西。他到了中國之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這是完全真實的故事。就是説對中國認識還是這種狀態的在美國不佔少數。

    記者：我感覺美國人對中國人了解還是非常少。

    張海洋：非常少。我有一個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國外的一個人參加紐約的企業家代表團，他背上背著乾糧，背著帳篷和一些用的東西，他來中國之前，他妻子給他準備了此類東西。因為他要從北京到上海去，他聽説要騎著騾子、馬，所以準備了很多野營的東西。他到了中國之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這是完全真實的故事。就是説對中國認識還是這種狀態的在美國不佔少數。

    鄭曦原：美國普通老百姓主要還是通過媒體來了解世界上的事情，但是美國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總是更熱衷於報道中國負面的東西。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即普通美國人民對中國的看法確實有偏差的一面。

    這是一種媒體的不對稱，中國媒體對美國的報道總體説來比較客觀、比較全面，涉及的層次也比較深，所以中國老百姓對美國事情的好壞知道得比較清楚。而美國老百姓對這種看法完全不對稱，這種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張海洋：再比如從商務角度講，美國商人對中國的了解和想了解中國的慾望都是非常強烈的，而且他對中國的了解都是很多的。最近這一兩年，我每個禮拜都要到一些不同協會、企業作演講，作報告，我們都要不斷地跟他們講中國的投資環境，政策，哪些地方有什麼情況，分産業、各行業地講。我認為把中美關係拉到一起的根本就是商業利益。我在舊金山管著四個半州，這四個州情況就很明顯。在加州沒問題，走到哪兒都知道中國，再往北，到俄勒岡州，這地方主要都是農民，很純樸，對中國也不了解，但是也沒有敵意，還挺友好。如果再往北，到了西雅圖，就是華盛頓州，那又是工業化了，對中國又很了解。再往北到阿拉斯加，那又不知道中國怎麼回事了。現在這種媒體不對稱的確存在客觀的影響，特別是從政治上、文化上特別明顯，但是從商業角度就好一點。

    戴爾電腦是全新的銷售方式，它提倡零庫存。它通過電子商務在全世界接單，但把生産基地設在昆山。只要戴爾接到訂單，昆山保證在48小時之內把戴爾電腦從上海運出。昆山的秘密就在於它已經把自己先進的電子製造業納入了全球經濟鏈的運作之中。

    記者：你感覺美國想對中國投資的人最關心、最想要了解的是什麼？

    張海洋：從商業角度講，現在美國商人裏面對中國情況比較了解的，已經基本沒有疑問的，達成了一種共識，就是中國在未來50到100年之內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而且這個市場的好處是新興的，就是開發之中的市場，所以商機無限。這個大家都共識了。

    大家顧慮的、擔心的是什麼？就是政策的不透明和運作的不透明。是對中國社會中期和遠期的預測有一種不確定性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是他們最大的擔憂。商業這一塊他找一個市場調查公司給他們做市場分析報告，很簡單地就能做出來，中國證券市場、汽車市場什麼情況，他能做出很漂亮的報告。但是他們要找我們談，談的是對中國未來變化的預期。

    我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義在哪個地方呢？是給中國自己買了一張保險單，這張保險單不是給中國用的，是給外國保險家看，他們知道中國納入了國際經濟體系之後，至少確定性就明確一點，就不用預測你將來好不好。如果按國際慣例辦事，所謂國際慣例往大的往小的説都可以，比如商業歸商業，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這是最大的國際慣例，國際慣例往大的講就是市場是市場，政府是政府，這是加入世貿組織真正的意義所在。照這個方向走，市場的東西讓市場自己解決，政府的事情政府管去，剩下的經濟問題讓經濟自己去做。如果中間界線很清晰了，他們就感到放心了。因為只要你把界線弄清晰了，他們認為中國市場沒問題了，將來商機擺在這兒，所以他們就會進來。所以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很多投資商敢往裏投錢了，就是這個原因。

    鄭曦原：我剛剛參加外交部一個“經濟與外交”的專題調研組從江蘇回來。我發現在實際的商業運作中，在經濟的層面，中、美兩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建設性的夥伴關係。緊鄰上海有一個昆山開發區，這兩年發展十分了得，現在昆山市政府的財政平均進賬每天高過1000萬元人民幣。昆山的秘密在哪兒？

    以戴爾電腦為例。戴爾電腦是全新的銷售方式，它提倡零庫存。它通過電子商務在全世界接單，但把生産基地設在昆山。只要戴爾接到訂單，昆山保證在48小時之內把戴爾電腦從上海運出。昆山的秘密就在於它已經把自己先進的電子製造業納入了全球經濟鏈的運作之中。

    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明，很難想像，類似于戴爾和昆山這種緊密的商貿關係，隨著合作範圍的擴大和合作層次的加深，它不會從政治層面反映出來。正如列寧説的：“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表現。”所以，中美之間日益擴大和加深的經濟關係必然推動兩國政治關係的不斷深化。事實上，這種共同的經濟利益已經成為了穩定中美兩國關係的基礎，而且是牢不可破的基礎。

    張海洋：我覺得從文化交流上確實很重要的。其實商業還是比較淺層的東西，再往深挖就是文化。像政治交往、外交交往、軍事交往、商業交往這些最根本的就是文化交往，文化交往是基礎。

    我順便也講為什麼寫這書。商業文化也是很重要的，説你對中國很了解，其實也是了解一些表面的現象，知道一些大城市，對一些真正的東西也談不到了解。正是因為看到太多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的東西，我想寫一些東西。舉一個小例子。某市市長到紐約去招商引資，帶著一個代表團去。某市外辦給我們使領館發一個傳真，他在安排方案裏提了很多要求，其中有一條要求寫著：“請安排少年兒童到機場迎接，並安排女青年獻花。”這是某外辦發來的傳真。我當時覺得這幫人沒睡醒，這都什麼時代了？你到了美國，要求少年兒童接機？要求安排女青年獻花？這是什麼狀態？這説明對美國文化的不懂。在東方文化裏面，老美來了我們也是少年兒童迎機，我們是表達心意了，但是老美不歡迎，他感覺少年兒童不上學，還要在這兒曬著太陽。這就是一個小例子。

    再比如去接了很多代表團，一年接100多個團，帶著去大公司，惠普、思科、英特爾，我們説這是個省長，你們得副總裁、總裁出來。人家百忙之中出來，出來談了兩句，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談不下去了，都睡覺了。開始我感覺實在看不下去了，我覺得這幫人素質偏低。後來我想想，素質是一方面的問題，這裡面又是對西方文化不太懂了，這種睡覺是時差問題，有幾個是不睡覺的：第一，私營企業的老闆不睡覺，他能克制住，因為那是關係著自己的利益；還有代表團的頭兒不睡覺，因為他有面子問題，他底下的人在看著他；底下那些人、政府官員，又不是頭，又不是他發言，坐著坐著就睡著了。其實不見得他素質特低，就是時差。你説讓你24小時不睡覺，再讓你去談判，沒有不睡覺的！應該怎麼辦？

    記者：講一講你們的職業生涯裏印象比較深刻的事。

    張海洋：西雅圖年會那是1999年年底，那時我去了還不到一年，那次會議還是很重要的，美國希望1999年開始新一輪的貿易談判，而且由美國主導，因為克林頓和巴爾舍夫斯基都要下臺了，中國代表團非常大的規模，當時中國的石廣生、龍永圖、李肇星都去了，代表團非常龐大。我們商務處一共五個人，去了四個，我們在那兒接待多少人？國內去了30多個人，日內瓦去了10多個人，華盛頓大使館去了10多個人，加拿大去了五六個人，舊金山總領事大使又去了，五個方向來的人，那次本來我們就覺得壓力特別大的。

    西雅圖年會當中就出現暴動。後來完全失控，最後發展到完全戒嚴。開始晚上戒嚴，後來白天戒嚴，開始時示威，後來發展到示威者形成人墻堵住會議入口，不讓代表入場，再後來毆打代表，其中把一個國家代表團的代表打傷了，再發展就是打砸搶，完全是暴亂了。開始是武裝警察，後來正規部隊上來了，完全荷槍實彈，把所有街口都封鎖，每個代表團只讓一輛小車、就是團長的坐車在飯店和會場之間開，限定路線。我們代表團60多個人住在一個飯店裏面，有一些雙邊談判還要進行，後勤保障還要跟上，跟雙邊談判代表接洽好了，後來都亂了，就是哪個代表團的電話通了就商量，談，然後把部長送過去，把談判人員送過去。部長們還要吃飯，代表團也要吃飯，這種時候急得每天晚上不睡覺。

    那時候在那兒待了一個禮拜，就基本上沒睡著覺。吃飯，我們就訂盒飯，部長也吃盒飯。從遠處訂盒飯，用大車拉著，車停在戒嚴圈之外，我們商務處的幾個人去扛，要跑兩趟，一次扛不完。在那地方365天有200多天下雨，天天飄著零星小雨，非常艱苦。一個禮拜下來，感觸非常非常深，那種時候能過來了，以後幹什麼活都不用擔心了。

    張海洋：1999年赴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館任商務領事至今

    鄭曦原：外交部二等秘書，曾在中國駐美國紐約總領事館工作三年

    《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