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動手做禮服

    1949年3月，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準備建立新中國。此時的王稼祥為了籌備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有關外交方面的事務，非常忙碌。而我這個在延安時整天忙碌的“朱大夫”，暫時沒有什麼工作，清閒下來。

    但我的心裏並不平靜，稼祥要出任第一任大使，我也就成了第一任大使夫人，可怎麼當這個夫人呢？我可是毫無經驗，並且我對“夫人”這個詞，總感到有些彆扭，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稼祥，他笑著對我説：“這是個文明用詞，並非叫你去當資産階級的夫人，也不叫你去當官太太。”

    “也許慢慢就習慣了。”我想。

    接下來我也必須做點準備。當首任大使夫人，穿什麼衣，著什麼鞋呢？對於毫無經驗的我來説，這確實需要費心思考一下。當時，沒有專門為出國人員縫製衣服的地方，組織上也沒有專人管理這件事。為了照顧我們，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發給我們倆200元錢，讓我們置辦服裝和生活必需品。可是，拿著這些錢，我真不知道該怎麼用，怎樣才能做到既節約又不失外交官的禮儀。

    有一天，我走出北京飯店（當時北京飯店是中央的臨時辦公大樓），發現馬路的南面（現在的東單公園）有一大片場地，人群熙熙攘攘，走過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大片地攤，琳瑯滿目的百貨任人挑選。我靈機一動，何不買點料子自己動手做些衣服呢？這肯定比買成衣省錢！我以前在學校裏學過縫紉，在延安時織過毛衣，手藝還很不錯呢！我高興地買了三塊衣料和其他的東西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稼祥。他説：“很好，你買的衣料就帶到莫斯科自己動手做西裝吧！你不要為我買什麼了，我的舊西裝和大衣還保存在箱子裏，就穿現成的出國吧！”

    就這樣，我的置裝任務順利完成。到任之後，我利用空閒時間，一針一線，終於做出了兩件漂亮的禮服。

    第一次以大使夫人身份出席宴會

    對蘇聯，我並不是全然陌生的。1946年，我曾陪稼祥去蘇聯治病，在莫斯科呆過一段時間。在稼祥出任駐蘇大使之前，我又隨他去了一趟莫斯科。那是1947年7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赴莫斯科與史達林和蘇聯當局商談我國建國等方面的問題，稼祥是代表團的重要成員。我那次隨行，主要是去適應環境的，在代表團會談的時候，參觀了一些地方。

    1949年10月20日，稼祥離京赴蘇上任時，我並沒有跟他一起去。那時我還在長沙，還是在當地的報紙上看到了關於稼祥赴任的《人民日報》社論。我是後來和應邀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的中國婦女代表團一道乘火車赴莫斯科的。

    11月4日，我到達莫斯科。其時，稼祥已經向蘇聯遞交了國書，也對各與我國建交的國家駐蘇大使進行了禮節性的訪問。我來之後，作為大使夫人，很多外交場合，我必須出現。這一切，都是我過去沒有經歷過的。為了適應這一新的環境，我時時注意，處處小心，不多説一句話。每次出去，服裝、風度、表情都要配合得恰到好處。

    7日晚，蘇聯外交部舉行宴會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32週年，這是重要的外交場合。因此，我不得不做些修飾。我穿上了一件用黑色喬其紗做的拖地的晚禮服，又穿上大紅色的襯裙，黑裏透紅，袖口細長，領圓而大。我挽著王稼祥的手臂，輕盈地步入宴會大廳，文雅而莊重——我臉上沒有拖粉，也沒有描眉，只淡淡地涂了點兒口紅，為的是要顯示東方女性樸素的美。

    這是新中國駐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來到這樣的場合，很快，我們便成了整個宴會的中心人物。我們彬彬有禮地和各國使節握手，他們也紛紛前來祝酒，宴會上洋溢著深厚的友情，我們非常自豪和激動。

    “海裏黑蟲”和“黑花蛋”的笑話

    我自從到莫斯科後，幾乎是天天宴會、拜會，送往迎來不斷。我覺得開始這樣子還可以，但不能老這樣下去，有些外交場合，大使夫人也可以不出面。我是醫生，很想利用在莫斯科的這段時間進醫科大學深造。向稼祥提出了要求，並得到蘇聯外交部的同意，我得以到莫斯科醫科大學進修班學習。

    同時我抓緊時間學習俄文。過去沒有俄文基礎，學起來當然費勁，但我刻苦看書、查字典、學會話。上課的時候，我只能邊聽邊用中文記筆記。其實，就這樣我也只能記下一半，剩下的一半，只好回來翻閱字典，把書上所講的那一段中的俄文生字找出來，然後用中文記在筆記上。

    由於有講俄語的環境，我在日常口語方面進步很快。一時間我信心備增，向稼祥誇口説，以後有使節夫人來拜訪，我可以自己應付，反正講來講去不就是那些我已經會説的客套話嗎。可沒有料到；為此還鬧出了點兒笑話。

    有一天，天氣晴朗，某東歐國家大使新上任，大使夫人按外交禮節于上午10時來我們大使館拜會我。

    在小會客廳裏的古典式圓形茶桌上已經放好了水果，這是從中國運來的産品——柚子、香蕉、蘋果和梨。還有兩碟子瓜子和花生，也是中國自己的土産。服務員已經將柚子剝去外皮，一瓣瓣擺好。

    施禮之後，互問健康，互談天氣，互道職業與興趣。

    我請大使夫人吃柚子，並介紹説這是中國南方的産品。她遲遲不動手，我又勸她，説這東西很甜。看著她的表情，我才想起外國客人吃東西時總是主人先吃，然後客人才一起吃的習慣。但那時我胃不舒服，怕生冷，不能先吃。我告訴她用刀子切開一道口，分開細皮，就可以吃裏面的肉了。她依法吃，説從來沒有吃過這黃色的大桔子，而且竟如此之甜。

    隨後，我請她嘗嘗香蕉。她也許只知其名，卻並沒有吃過。吃時竟也用前法——用刀子去剖香蕉皮。我便親自為她剝了一隻。

    當我請她吃瓜子的時候，她搖搖頭拒絕，她説他們國家的葵花子特別多。她的俄文不好，葵花子説成花瓜子，西瓜子説成黑瓜子。

    我們又談起中國的名茶。她的眼睛充滿嚮往，比劃著説：“在海裏的黑蟲太美味了。”

    海裏的黑蟲？是什麼奇怪東西？但我又不好追問，只好點頭附和著説：“是，是好吃。”

    接著她又神奇地問我：“黑花蛋是怎麼刻出來的？”

    這可更難了，我無法回答，因為我確實不知道她説的“黑花蛋”是什麼。我只好答非所問地説：“是，是很具藝術性的産品。”

    回來後我向稼祥説：“今日我大出其外交禮節之醜。”我把和那位夫人談論海裏的“黑蟲”和“黑花蛋”的經歷告訴了他。

    他仰面大笑，指著我説：“你，你太缺少一些國際上的生活知識。海裏黑蟲就是人參，外國人很喜歡吃中國人烹飪的人參。俄國人俗稱為海裏黑蟲。所謂‘黑花蛋’，外國人普遍讚不絕口，實則是我們日常吃的皮蛋，就是松花蛋。蛋白上的鹼性結晶，就像松花一樣，初嘗的外國人都詫異煮熟的雞蛋怎麼能變黑，怎麼能藝術地刻上花紋，殊不知這是化學作用。”

    他講完，我忍不住大笑起來。是啊，語言不通會阻礙文化的交流，如果我和來訪大使夫人俄文好的話，就會避免這個笑話了。

    主席批評我“不肯走出繡樓”

    我們在莫斯科使館期間，最大的事件就是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為了保證訪問成功，稼祥在外面忙個不休。我以前就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這次更要承擔起照顧他的任務。尤其是當中蘇之間的談判出現僵局的時候，史達林不照面，把毛主席冷落在郊外的別墅裏，氣氛比較壓抑。對此，稼祥非常著急，他讓我停止學習到別墅去專門照顧毛主席，蘇方雖有醫生，但可靠的醫生還是我。

    下午上課後我就向教授請假。翌日，我就驅車來到了史達林別墅（毛主席訪蘇期間下榻於此）。工作人員給我在樓上準備了一間房子。這時主席還沒有起來，我就上了樓，接著讀自己的書。一會兒，工作人員請我上街按蘇聯醫生給毛主席開的藥方去買藥。他們開的藥很簡單，無非是些維生素和安眠藥。我們一會兒就買好回來了。這時，毛主席也起來了。我忙找了一個玻璃杯，放進去飯後服用的四粒維生素C，在工作人員的房間裏等待。

    一會兒，我看見毛主席和費德林（他是史達林的翻譯，在毛主席訪問期間，他每天來別墅陪伴毛主席）一起到餐廳共同進餐，便拿著玻璃杯，走到餐桌邊請毛主席服藥。同時禮貌地向費德林問好。

    “這是我們的大使夫人，又是我們的醫生。”毛主席笑著對他説。接著毛主席請我坐下來吃早餐。費德林向招待員示意擺上一份食具。

    我回道：“不，主席，我已經吃過了。”説完，準備走。費德林目瞪口呆地望著我，又回頭觀察毛主席的神態，大概他認為，一位大使夫人，怎敢不聽國家元首的命令？可我還是離開了，回到了工作人員的房間。

    不一會兒，主席就又差人來請我。我執拗著不去。工作人員回去不久後又返回來，説：“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

    我勉強地走了過來。毛主席用不尋常的眼光看著我。

    我對主席説：“我已經吃飽了。”

    “你這個人，真是閨房裏的小姐，三催四請、千呼萬喚不肯走出繡樓。”

    毛主席這番話，惹得費德林一陣大笑。他恭維毛主席説：“毛主席，您真是出口成章，寬宏大量。”

    “我就是寬宏大量，大量又寬宏，宰相肚裏能撐船嘛。”毛主席見我坐下，立即夾了一塊火腿放在我的盤子裏，又挑了一點黑魚子，放在我面前的一塊麵包上。

    我吃了一口，看一眼毛主席，他也意味深長地看著我。我點了點頭，是啊，我明白了，毛主席明是在説我，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對目前的僵局，他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露聲色，這正是他方才所説的“寬宏大量”，而史達林則是“三催四請、千呼萬喚，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宮”。費德林是聰明的，他看著我們的表情，大概心中也明白了。

    周總理率領的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後，毛主席住的別墅熱鬧起來。為了毛主席和周總理訪問蘇聯，我駐蘇大使館在2月14日這一天，在莫斯科的大都會飯店舉行盛大宴會，招待蘇聯黨政和各界人士。這天，史達林也出席了，氣氛很熱烈。2月16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宴會，宴請毛主席和周總理。

    在宴會上，坐在我左邊的是赫魯曉夫，坐在我右邊的是米高揚。當時，他們都是政治局委員。

    愛説話的米高揚問我：“你是知識分子，是大學生吧？”

    “是，而且是醫生。”我微笑著回答。

    “噢，是道克特（醫學博士）！”他抬高眉毛，表示驚奇，“你多大了？”

    “34歲了。”我以矜持和坦白的口吻説。

    “我以為你只有20多歲呀！”米高揚笑著説。

    坐在旁邊的赫魯曉夫聽見了，側過頭來也問我：“為什麼你這麼窈窕？30多歲的人應該發胖了。”

    我不懂俄語“窈窕”兩個字，發怔地聳著肩表示不懂。

    米高揚用兩手比劃道：“就是這樣。”他劃了一個“S”形，我這才明白，這是讚美我的身材。我微笑著向他道了聲謝。

    在宴會進行中間，毛主席突然感到不舒服，提前退席了。我也趕緊向左右兩位主人告辭，緊跟在毛主席後面出了宴會廳，上了自己的汽車。

    汽車駛向城裏的住處。進屋後，大家請主席躺在臥室長榻上，等著我給他量血壓、試體溫。

    大家心裏都很不安。稼祥讓大家在外邊休息，只讓我一個人進去。我心裏很緊張，怕毛主席有腦血管或心臟病之類的疾病。我走進臥室，見毛主席臉面通紅，氣喘吁吁，嚇了一跳，便躬身輕聲問道：“主席，哪不舒服？”

     　他不回答我。

    “可以量血壓嗎？”我不等他回答我，先摸他的脈搏。一分鐘，兩分鐘，每分鐘84次，沒有發現心律失調和間歇脈。我放心了，説：“主席，脈搏正常。”

    我又量血壓，也是正常。説：“主席，血壓正常，和往常一樣。”

    毛主席對我笑笑，説：“剛才我是多喝了一點，神經興奮了。”

    “主席，請你閉眼休息一會兒，有事請按電鈴。”我退出來，到另一間小客廳裏，等在那裏的稼祥他們把焦急的眼光轉向我。“一切都正常。”我説，“診斷是疲勞加興奮，也許有什麼心事呢？”大家放下了心，但沒有再説什麼。是啊，中蘇會談結束，毛主席這次訪蘇可以説是成功的。但其中的微妙關係——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我雖説不太清楚，但總有感覺。

    第二天，毛主席和周總理離開莫斯科回國。1951年2月，稼祥和我也從莫斯科離任回國。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