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獲化學獎的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隻有43歲，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圖為他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情景。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評選結果已經全部揭曉。從近年自然科學的幾個獎項看，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自2000年到今年，生理學和醫學、物理學、化學這三項獎大都是由三人分享。按照諾貝爾的遺囑，這些獎項最多也只能由三人獲得。一些專家認為，這種跡象表明，諾貝爾獎的評選規則已經落後於現代科學研究的方式。

    獲獎人數限制太死

    現代科學研究的方式與諾貝爾時代已大不相同，它的特點之一就是集體研究、成果共用。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也越來越強，一項重大的發現往往是許多學科的科學家或者是幾代科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把獲獎者限定在三人，當然就會使不少應該得獎的人得不到獎。正因為如此，有的科學家會在獲獎後對前輩和同事的幫助表示真誠的感謝。199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美國賴斯大學教授斯莫利在得知獲獎的消息後説，他為和他一起做實驗的兩位研究生沒有被列入名單而深感遺憾。二戰前，猶太女科學家梅特納在德國凱撒威廉化學研究所工作，她領導的一個小組在核能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由於納粹的迫害，她不得不中斷研究，離開德國，轉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到瑞典之後，她仍設法與小組聯繫，指導小組的研究。可沒想到，就在她離開德國半年後，她原來所在的小組取得了關鍵性突破。她的後繼者、小組負責人哈恩教授因此而獲得了194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斯德哥爾摩大學的英雅教授與梅特納女士是好友。她回憶説，梅特納到瑞典後，為不能繼續進行她的研究而感到十分痛苦，常常一個人獨自落淚。特別是哈恩來領獎時，竟連梅特納的名字提都不提。因為哈恩害怕人們知道，他曾同一個猶太婦女一起共同工作過30年。

    諾貝爾獎最多只能發給三人的規定也使中國科學家與之擦肩而過。記者在瑞典工作時曾聽説過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20世紀60年代初，有資格參加生理學和醫學獎評選的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波隆貝克教授在澳大利亞工作。有一天，有個同事突然跑來對他説：“他們搞出來了！他們搞出來了！”一開始教授不明白同事説了些什麼，後來才知道是中國人搞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而他的那個同事自己也搞了好多年，沒有成功。波隆貝克教授認為，這在當時是個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説，中國人後來還搞出了人工合成胰島素，早在70年代，就有人提名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瑞典方面也願意把獎發給中國的科學家。但是中國方面提出的得獎者名單是一個小組，有14個人。這是不符合諾貝爾獎最多只能發給三人的評選規定的。瑞典方面就此和中國方面有過交涉，但是中方不肯更改名單。一直到80年代初，評委們還討論過這個成果，都是因為這個問題被卡住了。

    如果諾貝爾獎可以獎給某個研究機構或團體，也許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瑞典著名的物理學家巴拉尼不久前就發表評論説，今後自然科學獎項也應該像和平獎一樣，可以獎給一些研究團體。

    獲獎成果明顯滯後

    近年來，諾貝爾獎獎項的設立和評獎過程也引起了不少批評。不少人認為，諾貝爾獎所包括的學科已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科學的發展。英國《新科學家》雜誌曾發表文章説，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新學科、邊緣學科不斷涌現，而諾貝爾獎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水準，學科分佈過於嚴謹。許多科學家很早以前就建議增設一個環境保護學獎，因為這門新興學科對人類的發展來説太重要了。但對於項目的增設，基金會一直十分謹慎。很多人認為，這不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1969年由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至今仍遭到一些人的非議。

    還有一些專家認為，諾貝爾獎的評選往往過於保守，獲獎成果明顯滯後。英國《新科學家》雜誌説，諾貝爾獎大都是獎給10多年前，甚至數十年前的科學發現或理論突破。美國一位自然科學基金會的負責人因此説，獲得諾貝爾獎並不能充分説明一個國家科學事業現在的活力，因為被授予榮譽的那些科學突破往往平均落後時代15年。愛因斯坦早在1905年就創建了自己的主要理論，而1921年才獲獎。美國科學家魯斯曾發現過濾性病毒是引發癌症的原因，但他在公佈有關理論的55年後才于1966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其時他已87歲。1995年的經濟學獎得主納什也是因為其40多年前的論文而獲此殊榮。1996年經濟學獎的得主維克裏創建自己的理論時才過而立之年，他得獎時卻已82歲，幸虧他是在獲獎宣佈3天后去世的。如果他在獲獎宣佈之前去世，不知評委們該如何處理？因為按照規定，諾貝爾獎只能發給活著的人。

    有人據此批評説，雖然對科學研究成果做出評價需要時間的考驗，但也用不著等40年。這些批評也許已經引起了評委的注意。今年獲得化學獎的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隻有43歲，他是諾貝爾化學獎創設以來最年輕的得主。去年的物理學獎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3位獲獎者的年齡分別是40歲、44歲和50歲。他們是因為6年前的研究成果而獲獎的。

    想獲獎，關係網很重要

    要想獲得諾貝爾獎，除了要在某一科學領域有重大發現外，還要有一些必要的條件。這也是引起輿論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按照瑞典報紙的分析，大體上候選人要有五個條件：一是成果能夠為人所知；二是時機；三是經歷；四是包括社會、語言、組織等相關能力；五是助選。

    曾經有很多人，雖然很有成就，但卻失去了獲獎的機會。比如中國作家沈從文，他的著作被翻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得到廣泛的承認。他也曾多次獲得文學獎的提名。但據説在非常接近獲獎時，卻不幸去世，失去了機會。

    科學研究的經歷也十分重要。美國梅隆基金會的社會學家朱克曼做過調查，她説，在美國所有的諾貝爾獎得主中，有半數人曾同其他諾貝爾獎得主一同工作或學習過。她稱此為“驚人的發現”。

    上述幾個條件與獲獎者的社交能力也有關係。通常，獲獎者除了要在儀式上做演講，還要參加許多由高等院校組織的座談活動。座談的題目涉及廣泛領域，像戰爭與和平、環境與發展等。一些獲獎者知識很豐厚，常常是口若懸河、妙語連珠。在當今西方各研究機構中，學術帶頭人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爭取更多的科研資金。他們“嘴上的功夫”早就練出來了。

    助選活動的問題在於，它不能完全排除企業或個人關係的影響。現代科學的成果往往與企業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方國家一些研究項目的帶頭人與企業或由企業贊助支援的基金會的關係極為密切。有些公司對推選某個候選人獲獎十分重視，千方百計施加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諾貝爾獎評選的公正性。

    中國該走什麼樣的路？

    挪威奧斯陸大學歷史系教授弗裏德曼對物理學和化學獎評選過程作了深入研究，去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優勝政治學》的著作。由於規定所限，近50年的評選過程全部保密，弗裏德曼教授只能接觸到1950年以前的檔案。他認為，諾貝爾獎是由瑞典的一些科學家們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評選的，所以結果往往會受到研究範圍、文化背景、政治態度等個人因素的影響。每年評選的結果並不能代表最先進的科學發現。

    諾貝爾獎的評選者們也常常提醒人們，要客觀地對待這個獎的意義和作用。物理學獎評選委員會秘書巴蘭尼就説過，諾貝爾獎側重的是基礎理論，這樣評是為了遵守諾貝爾的遺囑，並不意味著搞基礎科研就比搞應用科研更重要，例如電腦、彩色膠捲等項發明，它們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數年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李政道曾在瑞典發表講話。他説，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能總在科學研究的整體實力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而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找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這樣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取得重點突破。這就是説，中國的科研發展應該根據中國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

    《環球時報》 200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