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的“第三順位選擇法”
在政治哲學的範疇,大到國家與種族,小到夫妻吵架,任何一次人類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理智的彰顯,都和妥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在日常話語體系裏,妥協是一個貶義詞,受人詬病,意味著不堅持某種自以為正確的東西。
在日常生活中,妥協往往是“二人博弈”的結局,誰都不想看到魚死網破。還有一種情況,當參與數目達到三以上,並且在這之上有一個仲裁機構(看得見的手)的時候,問題就會變得複雜。舉個例子,一家公司,領導層決定提拔一個下屬,當只有兩個候選人的時候,在人類理智可以掌控的情況之下,所需考慮的只是候選人的工作業績,其他情況諸如人際關係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計;當候選人在三個以上的時候,工作業績就變成考察的一個方面,避免衝突成了必須考慮的因素,這個時候,一般情況下會選擇工作業績突出而不冒尖的人(第三順位候選人),因為這可以避免第一、第二順位的直接對立,又可以為第三順位之後的候選人樹立一個公正的觀念。在實際的政治哲學操作中,這種妥協,往往還有著另一層概念:我要説出我的聲音,作出體現我的意志的選擇,但是我不要衝突。
妥協的勝者
文學就是政治學———這句話雖然武斷,但是是實際情況。能夠稱得上“偉大”的作家,其作品無一例外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所謂的純文學大師如博爾赫斯,只能夠獲得業界的讚揚,最終和“偉大”無緣。諾貝爾文學獎不選擇博爾赫斯,不能説是它的遺憾,只是説明瞭博爾赫斯沒有體現出諾獎所要表達的聲音:政治。
政治需要妥協,選擇的結果往往是“第三順位”獲勝,這是諾貝爾文學獎經常引人詬病的原因。“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有資格參評文學獎並且屢被提名的人,全世界各個國家和語種加起來,大概有那麼二三十位,選擇誰都會引起爭議。這個時候,如何避免大的、足以引起顛覆的“爭議”就成了評獎委員會考慮的主要問題——在這同時,如何針對現世的政治發出自己的聲音,則是評獎委員會一貫貫徹的宗旨。
200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是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在每年的頒獎之前,按照慣例,媒體和業界總要做出多種猜測,評出熱門和黑馬。本年度最大的熱門是美國猶太作家菲利普 羅斯和法籍捷克作家米蘭 昆德拉,幾乎所有報章,都把這二人作為了文學獎的第一、第二順位候選人。而凱爾泰斯,只不過是屬於其他具有微小的可能性的“候選群”中的一個,一個除了歐洲之外沒人知道的作家。
最近幾年,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垂青於“移民作家”和“文學混血”作家,生於小語種而用大語種寫作,既體現了“以歐洲文化為中心”,又體現了“政治上正確”,並且具有“異國風光”和“全球化”的噱頭。然而,如此這般評選了幾屆,作為一個傳統的歐洲文學獎項,評獎委員會對歐洲文學的影響實在微乎其微,終於在歐洲引起了憤怒——因而,2002年度的文學獎,理所當然要頒發給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歐洲作家,最好是和東歐有關係的作家,東歐劇變已經10多年,迫切需要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來彰顯這種國際政治的變化。
扭轉“認識誤區”
同時,在2002年度,國際文壇最大的事件莫過於“國際作家議會”訪問巴勒斯坦,而在國際政治事務中,最大的事件也莫過於巴以衝突的加劇。2002年3月23日,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瑪戈和索因卡領銜的“國際作家議會赴巴勒斯坦反戰代表團”抵達巴黎,發表了一個有30多個國家的500多位知名作家簽名的宣言,浩浩蕩蕩開赴巴勒斯坦。不幸的是,這件事最終成為了一場鬧劇,根源在於薩拉瑪戈的一句話:“在這裡發生的罪行可以與奧斯維辛相比。”這句話引起了歐洲文化界的震動和不安,即使是在諾貝爾獎的老家瑞典(瑞典在傳統上是一個同情巴勒斯坦的國家),各種對薩拉瑪戈的口誅筆伐也是不絕於耳:雖然以色列的軍事佔領是殘酷的,但是只有瘋子才會把它和納粹相提並論——頒發一個獎項給猶太作家或者以色列作家,有助於扭轉作家們的這種肆無忌憚的“認識誤區”,回應當前的國際政治,以説出“諾貝爾”自己的聲音。
基於前一種理由,法籍捷克人米蘭 昆德拉成為最熱門的人選(東歐作家最有“諾獎號召”的是他和捷克總統哈維爾,但是在哈維爾身上,道德意味和曼德拉一樣強烈,文學性反而稍弱);基於後一種理由,美國猶太作家菲利普 羅斯領先(羅斯成為熱門還有一個原因:他是美國後現代文學的領銜人物,席捲全球的“後現代”,至今沒有一人獲獎,不能不説是一種故意忽略;9 11之後,美國也需要一個文學獎)。這是國際上之所以推出米蘭 昆德拉和菲利普 羅斯為熱門候選的原因。兩人中的任何一個當選,理論上來説都不會引起大的“文學爭議”。
然而,由於法籍作家在2000年剛剛獲獎,身為法籍捷克人的米蘭 昆德拉只能夠感嘆生不逢時,還須加強鍛鍊身體,繼續等待。而自9 11之後,美國在阿富汗的動武以及對伊拉克的威脅,在傳統的歐洲知識分子中間激起了很大的反感。傳統的歐洲知識分子,尤其是左派,向來有著“反美”的嗜好,頒獎給美國作家,其結果只能是討好了一半,惹惱了另一半;如果頒發給一個以色列作家,最終也許會引起外交糾紛。出於政治哲學上的妥協要求,評獎委員會選擇一個不那麼引人注目的作家。
這樣如此這般運用排除法,剩下的候選人中,具備以上幾種條件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傳統的歐洲作家、猶太作家,如果再加上“東歐作家”——除了凱爾泰斯,幾乎沒有其他人具備這樣的條件了。
除了具有統計癖的人之外,恐怕沒有人會知道究竟有多少猶太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大多是自然科學獎。1966年,以色列作家阿格農和瑞典猶太裔女詩人薩克斯分享諾貝爾文學獎。阿格農的“獲獎理由”是:“他的敘述技巧深刻而獨特,並從猶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題。”而薩克斯的“獲獎理由”則是:“因為她傑出的抒情與戲劇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闡述了以色列的命運。”對照一下今年凱爾泰斯的“獲獎理由”:“揭示了在一個人類逐漸乃至完全屈服於社會強權的時代,作為個體持續生存與思考的可能性。”——雖然“獲獎理由”中的“以色列”字樣不見了,但是其所流露的意味卻是有跡可循。
而這個“獲獎理由”,從另一個更大的層面來説,又和當下混亂的國際政治局勢相吻合。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聲音順順噹噹地説了出來,又不至於引起大的混亂和爭議,歸根結底,在於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妥協”和“第三順位選擇法”。
《南方都市報》 200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