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在來説，中國與美國的正常貿易關係已經或多或少的達到了“永久”的標準。傳統的觀念告訴我們，中國的消費者將會以一種更健康、更富有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同時，在一個熱衷電信事業，並擁有巨大市場的社會中，消費者也將會越來越多地被各式各樣的“連線”聯繫在一起。但是，在中國內部的關於電信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各勢力之間的鬥爭，卻使得局面越來越複雜。

    面對外國投資的大量涌入，那些早已緊張不安的國家壟斷公司開始努力為保住勢力而鬥爭。爭奪對中國新生的資訊高速公路的建設和控制權的競賽，成為了當今最為人所關注和棘手的問題。在這個領域上，電信、有線電視、廣播各部門實際上已經展開了一場肉搏戰。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趙月芝（音譯）教授在以一本電信和傳媒刊物《資訊》中談了他的想法：中國的電信服務商，以及那種朦朧的新生的“擁有‘連線’權利”的服務商，正面臨巨大的危險。

    趙教授在這裡指出了目前這種爭鬥的背景，分析了中國電信網路壟斷統治的歷史，以及（特別是）中國有線電視和廣播的發展歷史。儘管每一個機構都在能為大眾提供寬頻服務（這顯然是一種最高容量的傳播途徑）的權利而鬥爭，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卻把某種差距拉大：電話在傳統上仍舊是通訊的主要手段，而有線電視從一開始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走進了尋常百姓的家。

    在表面的爭鬥下，問題正一步一步地顯現出來：通信服務應該被作為日常商品還是要成為公共事業？那種使中國全體公民獲得通訊便利的公眾願望，是否能同消費者的願望等同？趙教授指出，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已經使原來傳統行為主體的角色變得模糊起來，使得許多政府官員關注的焦點從為公共服務的目的轉到了實現利益的動機。

    作者指出，這種情況的結果將會是一種無法控制的電信投資積累。這樣會使外國的投資者受益，但卻不能帶來所必需的大的飛躍和發展。在她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數字：1998年，在中國的8740萬部住宅電話中，71.6%是在城市地區；而擁有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地區，卻只佔了餘下的一小部分。這也就是説，儘管中國的電信網路在1985年到1997年間有了空前的發展，但農村的電話增長率每年平均還不到1%。

    在中國，數字鴻溝正在出現。這一概念指的是世界上通信事業發達地區與不發達或未發展地區之間的鴻溝，在中國，這就是通信異常發達的城市與沉寂的邊遠地區的鴻溝。在北京，居民在網路咖啡屋進行網上沖浪的景象，與去年筆者訪問過的一個小鄉村的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裏，由於不斷增長的費用，有10%的住戶中止了自家的有線電視接收。對於那些致力於建設中國美好的數字未來的人來説，趙教授的觀點不無可取之處。

    美國《對外政策》2000年9-10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