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一紙通知引發了導遊“閉嘴”之爭(詳見本報5月27日第5版深度報道《輸贏之外,看導遊“閉嘴”之爭》),給成都旅行社行業帶來了非同小可的震撼,也使業界人士再次關注景區與旅行社的利益格局。時隔數月,本以為風波已近平息,孰料又有媒體報道:近2/3的赴蓉旅遊團取消了武侯祠、杜甫草堂之行,而以文殊院、王建墓等“二線”景區取而代之。莫非雙方的矛盾已不可調和?爭執的焦點是否還僅圍繞在“講解權”的問題上?
武侯祠不懼“制裁”
按常理,若一個景區被當地多數旅行社“否決”,其經營必定大受影響。因而,當記者得知武侯祠、杜甫草堂這兩個最能代表成都歷史文化內涵的景點遭遇抵制時,不禁為他們捏了把汗,並趕緊撥通武侯祠的電話,打探一線情況。羅副館長的答覆令人頗感意外———武侯祠從2000年起實行新票價(30元/人),當年收入就突破2000萬元,其後效益連年上漲。所謂的導遊“閉嘴”之爭絲毫未給武侯祠帶來收益上的負面影響,遊客數量的穩步增長便是佐證。
在杜甫草堂,有關人士表示旅行社不安排遊客參觀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由來已久,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認為門票太貴。“閉嘴”風波不過是導火索,使大家更關注這個問題罷了。為避免旅行社以次充好,坑蒙遊客現象的發生,今年9月1日起,杜甫草堂開始實施“一票制”(30元/人)。在以前,有的旅行社對遊客聲稱買了全票,實則只買了大門票,遊客雖然花了錢,卻只能不明不白地在週邊景區轉轉,不能進入核心景區。此舉推出後,團隊數量確有減少,但對館方來講,由於管理更加科學規範,總收入仍呈上升趨勢。
很自然,我們更想知道:武侯祠究竟有何“法寶”能在旅行社的強烈反彈中“逆流而上”,收入穩步增長?
羅副館長認為,媒體的報道對旅行社引導旅遊消費的作用誇大其詞,而忽視了旅遊主體———遊客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文博類景區,只要做好挖掘文化內涵,搞好景點建設,提高服務品質等工作,切實為遊客著想,“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沒有旅行社的組織,遊客一樣會來。
統計數據也表明,武侯祠的客源的確以散客為主,團隊遊客僅佔遊客總數的1/4。
同時,武侯祠館方也承認,效益之所以能穩步增長,除苦練內功外,也得益於三國文化深入人心。
“閉嘴”之爭難寧息
在談到“請導遊閉嘴”這一敏感話題時,武侯祠方面一再強調,作為博大精深的三國文化的代表,武侯祠有義務為遊客提供專業化的講解,避免大量導遊由於知識結構的限制“講不好武侯祠”。
同時,武侯祠方面認為,部分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有悖事實。對於業內盛傳的講解票與優惠票“捆綁式”出售的做法,館方承認的確考慮過,但並沒有付諸實施。説武侯祠“拒絕館外導遊”、“強制推行專業化講解”,都是有失公允的。武侯祠的實際做法是:提倡講解員主動服務,在旅行社購買團體票時,勸説其購買講解票,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旅行社手中,並不是強買強賣。
羅副館長聲稱,對於近1/10用自己導遊解説的團隊,武侯祠同樣給予8折的優惠價格,我們並沒有以優惠票為砝碼,剝奪導遊的講解權。迄今為止,也沒有因“講解權”問題而引發爭執。
武侯祠方面的解釋能否服眾?旅行社又如何看待?
成都一家實力較大的旅行社的老總的回答頗具代表性:
其一,需要聲明的是,武侯祠的做法並沒有給旅行社造成任何損失。若遊覽某景點的運作成本太高,我們會安排其他景區,或者乾脆取消行程。事實上,絕大多數遊客是因為仰慕九寨溝、黃龍、峨眉山等景區來川旅遊,由於時間、精力等的限制,武侯祠、杜甫草堂並不是必遊之地,即使團隊不安排,遊客也不會有多大意見。
其二,武侯祠的做法嚴重挫傷了導遊的自信和尊嚴。導遊資格由國家認證,作為一個景點無權要求導遊閉嘴。專業人員的講解固然專業、準確,但遊客能否接受,決不僅是知識掌握的問題,還應該考慮遊客工作背景、文化層次的差異。深入淺出,用生動活潑的語言傳習文化,營造輕鬆愉快的遊覽氛圍,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説導遊講不好,武侯祠也有義務提供培訓,提高導遊業務水準,豈能一意孤行,搞行業壟斷。
其三,按規定,帶團期間,導遊不得擅自離開團隊,但武侯祠卻勸請領隊、導遊在接待室休息,由館內講解員帶團參觀。一個突出問題是:如果在導游離崗這段時間出現問題,責任由誰承擔?
採訪中,旅遊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對此事明確表態,表示將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
爭執背後的問題
“導遊閉嘴之爭”由來至今已4月有餘,無論是事件本身還是雙方的態度,都值得業內人士認真思考。
問題一:武侯祠認為,其客源結構以散客為主,即使團隊不來,不少遊客也會慕名前往。言外之意,武侯祠並不怕旅行社的抵制?
眾所週知,越是在旅遊經濟繁榮的時候,景區與旅行社越表現出唇齒相依的關係。雙方理應精誠合作,發揮各自優勢,擰成合力挖掘資源,提高産品品位,滿足日益多樣化的遊客需求,以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市場份額。
面對旅行社的強烈反彈,武侯祠反應平靜,可見其底氣十足。的確,若欲探訪三國文化的精髓,武侯祠當屬必遊之地。但隨著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新景區層出不窮,市場競爭將日趨激烈,遊客也會有更大的選擇餘地。況且,肯用自由活動時間慕名而來的遊客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遊客仍舊“聽從”旅行社的安排。
對武侯祠來講,2000多萬的年收入,是個很大的進步,著實令人振奮,但決不應是頂峰,同時,一筆可觀的潛在收入也在溜走。何況旅行社對於景區的意義,決不僅止于團隊對門票的貢獻,旅行社將景區景點列入行程並在行銷招徠過程中通過廣告等手段大力推廣,景區景點的宣傳效應、品牌效益是顯而易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景區景點在旅遊行程中的位置是與其在同業中的地位密切相關的。武侯祠當然不會對潛在市場視而不見,但如何才能與旅行社建立充分協作的關係,維持平衡的利益格局,還需要長期的、艱苦而耐心的摸索。
問題二:事發之初,即有業內人士指出,這實際上是雙方的一場利益之爭。但採訪中,雙方均表示“閉嘴”之爭並沒有給自己帶來經濟效益上的損失。旅行社説“咱們惹不起躲得起”,乾脆取消成都半日遊,結果成本還有所下降。我們不禁要問:那究竟是誰的利益蒙受損失了呢?
最直接的當屬遊客。不遠千里來到巴蜀大地,卻因為景區與旅行社的爭執,不能隨團探訪蜀中文化的精髓。為不虛此行,他們只有利用自由活動時間,拿著地圖,自己趕車買門票了卻心願。顯然,雙方互不妥協的不利影響最終轉嫁到了遊客身上。
數字似乎最具説服力,但表示短期經濟效益上升的數字能説明長遠利益的永不受損嗎?
同時,旅行社不把武侯祠、杜甫草堂這樣最能展示成都文化底蘊的景點安排在行程中,無疑是對旅遊資源的巨大浪費,也影響了成都市實現旅遊業跨越式發展,創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宏偉目標的實現。爭執雙方當以推動旅遊業發展為己任,對問題相互協商,妥善解決,共謀發展,促進旅遊市場的良性發展。(劉思敏 廖傑熙)
《中國旅遊報》2002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