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英國的羅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隻克隆羊“多莉”，當時在全世界掀起的軒然大波如今還歷歷在目。人們憂心忡忡：如果有人克隆出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怎麼辦？你面對自己的克隆人，該把他看做你的兒子，還是弟弟？……那時候，“幹細胞”這個名詞在大眾媒體上還沒被聽説過。然而到了2001年，有關生物科學基因技術的熱點卻是因幹細胞而産生：從國外傳來的消息是：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一個名為“高級細胞科技”的公司的科學家11月25日宣佈，他們首次成功克隆了人類胚胎。從中國傳出的消息則是早些時候的報道：中山醫科大學陳係古教授等今年1月以來先後使用“核移植”技術將人類皮膚細胞核移植到家兔卵母細胞中，經過2000多次實驗，成功克隆出100多個人類胚胎。這兩項成功實驗，採用的都是幹細胞技術。
這兩則報道在國內外都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響。實際上，所有這些爭論都是近年來關於基因技術是否違反了人類的生命倫理的討論的繼續。恐怕還沒有哪一門科學像生物科學那樣，讓人們如此措手不及。一是這門科學的發展實在太快，許多在十幾二十年前不過是在科幻小説裏的東西，一眨眼功夫已經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現實；二是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包括著人類本身。人可以改造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嗎？在人們還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具備了這樣做的可能。
倫理學家的發言
王延光博士，大學本科讀的是醫學，研究生讀的是生命倫理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用倫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正是遺傳倫理學。作為國家衛生部醫學倫理學專家委員會委員之一，她對人類胚胎幹細胞技術中的倫理問題有過深入的思考。日前她接受了我的採訪。
記者：自從出了“多莉”羊以後，我們好像是對“克隆”更熟悉些。那麼現在這種“幹細胞”技術與“克隆”是什麼關係？
王延光：克隆可定義為，通過無性生殖的方法産生來源於一個個體或該機體在遺傳上同一副本後代的過程或技術。“多莉”羊的産生應用的是體細胞克隆技術，即，用有機體的體細胞核代替未受精卵的核進行的無性生殖。
記者：按我的理解，就是取出一個體細胞的核，再放到另一個去掉了細胞核的卵細胞裏，讓它們融合成一體，然後把它放到子宮裏……
王延光：把一個細胞核放到另一個去核卵細胞中在生物體外培養可成為一個胚胎，這個胚胎發育到一定的階段，可分離培育出胚胎幹細胞。如果把這個胚胎放到子宮裏，可發育成一個成熟的胎兒，如生育出來，這就是一個“多莉”羊或“嬰兒”。胚胎幹細胞研究，可以説是在克隆生物成體的一個早期階段，就是還沒有放進子宮前的那個階段進行的。
這裡我要解釋一下幹細胞的含義：幹細胞（Stem Cell）是動物和人的一種特殊功能細胞，這種細胞可以生長出人的所有組織與器官，就像是一棵樹的所有枝葉都是從樹榦長出來的一樣。人都是從胚胎幹細胞分化發育出來的，胚胎幹細胞一旦被啟動，就開始分裂、分化，最後它們大部分分化生成各種特定組織器官，不過在成人體裏還留了一部分保持幹細胞狀態，以備組織修復之用。所以幹細胞是分成兩種的，即成體幹細胞和胚胎幹細胞。胚胎幹細胞是“萬能”的，可以分化生長出所有的組織和器官，而成體幹細胞，就有所限制，比如造血幹細胞，就只能造血，或皮膚幹細胞，只管修復皮膚。而目前造成倫理問題的，主要也是胚胎幹細胞。
記者：從倫理學家的觀點，研究胚胎幹細胞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王延光：我覺得不應該籠統地説研究人類胚胎幹細胞道德或不道德，而應分清幹細胞的來源分別對待。具體説，你得到幹細胞的來源不同，這之中的倫理也就不同。目前人類胚胎幹細胞基本是四個來源：
1，選擇性流産的人類胚胎。用這樣的胚胎作研究，一般倫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流産應該是已經發生的，與幹細胞研究無關。研究者不可以提供經濟補償給婦女。也就是説，絕對不能商業化，不能為了自己的研究拿金錢引誘婦女有目的的流産。這樣做，是為了確保使用人類幹細胞治療人類疾病的目的和胚胎應被尊敬的宗旨不受到傷害。
2，用不孕症治療後的剩餘胚胎。這裡就觸及到了爭論的中心問題：你對人類胚胎怎麼看，即胚胎是人，還不是人？如果把胚胎看做是人，那麼就不能為了救一個人犧牲另外幾個人。由此産生的一系列問題有：什麼是人？胚胎是不是生命？人的生命從何時開始？等等。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道德觀念受宗教影響非常深。在這個問題上持最保守態度的是天主教。天主教認為不同階段的胚胎有不同的道德地位，基本是把胚胎看作人的。所以根本不能為了做實驗而毀壞他。而持與他們截然相反觀點的人則認為，胚胎只是與人收集的其他細胞一樣的一簇細胞，不應對研究他們有多少倫理的限制。
我個人認為，關鍵是尋找一個各方的同意一致點。這個一致點就是：處理好治療人類疾病的倫理意義和保護人類胚胎的倫理意義。所以我認為可採取的態度是：可以使用這種胚胎，但這種幹細胞一定是該夫婦治療完不孕症後決定不再儲存的胚胎。而且胚胎研究的時間可限制在14天之內。因為14天前的囊胚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胚胎，它的最初的神經細胞還未形成。所以這裡“知情同意”就特別重要了：最好婦女及丈夫都要有知情同意，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這個胚胎將被幹什麼用；幹細胞研究對胚胎捐獻者不提供利益；拒絕和同意捐獻胚胎都不影響將來的治療和護理；目前此正在進行幹細胞研究領域一般情況和目前幹細胞的特殊研究課題；這個胚胎研究完後會銷毀，不會移植到任何婦女子宮中，等等。
3，為研究的目的捐獻的配子創造的胚胎
如果有人願意為研究捐獻卵子或精子去創造胚胎呢？這裡的倫理問題是把人類胚胎做為工具來使用，沒有給予胚胎適當的尊重和關心，而且也會面臨許多社會問題。我認為在中國當前流産胎兒及即將廢棄胚胎這兩種幹細胞來源比較豐富的情況下，目前沒有理由必須採用這種胚胎。
4，應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産生幹細胞
這種來源就是我們剛才説的克隆了。這也是目前引起爭論最激烈的。這裡的克隆又分成兩種，一種是將人類的體細胞核移植到人類的卵子中去，像美國馬薩諸塞州剛剛宣佈搞成的的那種；一種是將人類的體細胞核移植到動物比如兔或牛的卵細胞中去，做成一個“嵌合體”，就是陳係谷教授搞的那種。其實類似這種將人的體細胞核移到牛、羊或兔的卵細胞中的實驗，美國科學家好幾年前就做過。當然也同樣引起輿論的激烈反對。
記者：從我所看到的報道來看，進行這種實驗的科學家説，他們正是因為想避開倫理上的問題，才這麼做的。因為人類的卵子比較難得到，還受那麼多的倫理限制，所以他們就想到採用動物的卵子。而從效果上看，比如陳係谷教授就説：這種幹細胞與純粹的人類幹細胞基因相合度是99％以上。
王延光：實際上這裡的倫理問題還是避不開的。嵌合體胚胎的倫理問題首先是這個嵌合體胚胎是完完全全的人的胚胎嗎？如果不是人胚胎的幹細胞，用於人身上安全嗎？事實上，儘管嵌合體胚胎的形成主要以人的體細胞核染色體為指導，但動物卵泡內的線立體DNA嵌合體胚胎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到目前為止，人們對用這樣技術産生的人體胚胎及幹細胞的安全性知道得還很少。更有人擔心嵌合體幹細胞的研究會對長遠的群體遺傳和進化産生影響。他們認為，物種分離具有進化的獨特意義。畢竟，醫生或研究者面對的是個體，想的只是解決個體的病痛，沒有從群體角度看問題。醫生或研究者目前所看到僅是好處，不好之處還沒有看到。人們最為擔憂的是會有人進行生殖性克隆既將人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産生的胚胎放入子宮中發育出克隆人。對克隆人很多國家都是堅決反對的。我們中國的衛生部也在2001年11月29日再次表態：不贊成、不支援、不允許、不接受任何克隆人實驗。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種幹細胞技術將會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好處，可以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産生胚胎用於研究，但胚胎在14天前必須銷毀，而且研究必須先有嚴格的動物試驗。西方的有些國家在嚴令禁止克隆人的同時，對幹細胞的研究並沒有禁止。比如英國2001年1月通過法律，幹細胞研究可用廢棄的材料，可以進行試管授精培養，也可以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産生胚胎用於研究，但胚胎在14天前必須銷毀。在美國，儘管總統布希在2001年8月9日宣佈允許有限度地使用聯邦基金資助人體幹細胞胚胎研究，但各種來源的研究在私人資助下仍能進行。
記者：也就是説，你們也不主張禁止它？
王延光：對。我認為我們對於這種幹細胞技術應該是在嚴格限制下或嚴密監視下繼續研究下去。
來自科學家的聲音
陳係谷，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教授，因成功將人的體細胞核移植入兔的卵細胞中克隆出人類胚胎幹細胞，成為熱門新聞人物。日前陳教授接受了記者的長途電話採訪。
記者：陳教授，聽説因為在社會上引起強大輿論壓力，科技部已經不再給你胚胎幹細胞實驗撥款，你的工作也停下來了，是真的嗎？
陳係谷：這個項目現在停下來了。但不是科技部不給錢了，我的項目也不是科技部給的錢。我是覺得停下來思考一下，調整一下思路有好處。幹細胞研究的下一步發展，要進行誘導分化的研究，我覺得我在這方面技術上的問題還太多，不如做一點臨床性的研究。具體説，我想做成體幹細胞的研究。科技部原來要給我另一個重大項目，資金3000萬的，我到北京來論證答辯都做完了，但現在這件事沒有了。我現在寧願相信與我做的嵌合體研究沒關係。
記者：那麼科技部的項目是在你的嵌合體實驗被輿論炒起來前後決定取消的嗎？
陳係谷：是的。不過雖然現在海外有報道説，“陳係谷面對的壓力如排山倒海”，我倒覺得沒那麼大。我相信我做的事對我們中國有好處，對人類也有好處。我們中國人是最講究倫理的，我也不是外國的那種瘋狂的科學家。不讓做，我就不做了，搞別的研究好了。
記者：這種嵌合體雖然與人的基因相合度在99％以上，但是對於人類來説，仍然可能有不可知的危險，是不是？
陳係谷：我承認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如果説有危險，那就要研究，不知道才要研究嘛！才開始就不讓搞，永遠就搞不成，就永遠不知道。對於倫理學家的主張，比如在用到人的卵子精子時，要“知情同意”，這些都是可以的，我覺得也是應該的，但是在中國有人做到這個嗎？沒有人能做到。所以我是不用人的卵子，我不像那些人，偷偷摸摸也不搞知情同意就用人的卵子做，我是不用人的卵子公開地做，……我是覺得，我們國家還沒有能力決定這件事（指嵌合體胚胎研究）。
對於陳係谷教授的辯解，著名倫理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邱仁宗並不能同意。他説：“你是可以去研究實驗，但是，為什麼一上來就要用人的細胞呢？為什麼不先在動物之間實驗呢？可見這裡急功近利色彩，為了搶時間，該有的基本的步驟都省略不做了。”
對陳係谷提到的在中國實行“知情同意”方面的問題，王延光説，她希望每一個科學家都應當有“知情同意”這個概念並知道如何去做。她説，目前我們已進行了大量的這方面的教育工作。
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研究員杜若甫先生，向記者回憶起他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那是1985年，他到美國去訪問，趕上美國的合作單位在做一種“永生細胞株”的研究，希望從他身上取一點血。在取血之前，他們讓杜若甫看了一個很長的文件，説明這個實驗是幹什麼的，你有權利拒絕這個實驗等等。“我那時看都沒看，就簽了字。當時負責實驗的是個華人，他私下對我説：‘這都是美國的那一套！’”
杜若甫自己也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事過為研究用的血樣採集工作。他説，在過去，中國沒有這方面的教育和傳統，這方面工作確實做得不夠好。一般也就是對人家説是要看病，在檢查一下身體後順便把血抽了。“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概念，説要‘知情同意’。要不然他們不讓你抽血，他們怕對身體不好，或者認為抽了血就不會生孩子了。”
杜若甫説，在1990年以後，我們也開始有了“知情同意”的概念，也有了這種“知情同意書”了，那也是要求對方必須簽字的。所以這裡關鍵是研究人員的觀念。研究人員如果怕麻煩，説“你看萬一他不同意還得另找人，就替他簽了吧”，知情同意就沒法做到，如果研究人員重視這事，在中國也一樣完全能做得到。杜先生説，據我所知，在湖南就做得很好，我去那裏開過會，看過他們是怎麼做的。
李淩松教授，是北京大學幹細胞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美國留學、工作十年之久。我在採訪他時，問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在海外呆過的人都對倫理問題比較重視？是不是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科學家可以對科學倫理看得輕些？”李淩松的回答是非常堅定的：“首先，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科學家，就應該重視研究中遇到的倫理問題，因為它可能造成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混亂，可能造成在人類本質的問題上的混亂。所以，作為一個科學家，對倫理問題的重視與他是否在國外待過沒有太大的關係，只是與科學家的道德有關。國外的科學家重視倫理問題。這也與國外的嚴格的管理制度有關。但還是一樣的，負責任的科學家都應發自內心地重視倫理問題，與他的國籍無關。”李淩松還表示：“對倫理的重視，樹立倫理的觀念不會阻礙科學的發展，而是對研究作一限制，使其向有益於世界，有益於人類的方向發展。”
“人類不能反對人類”
中國的幹細胞研究在世界上處於什麼水準？李淩松説：“幹細胞的領域是個新興的領域，在最近2－3年才蓬勃發展起來的研究，我國的研究目前也處於一個接近的起跑線上。”
杜若甫也説：在基因工程、幹細胞這個領域，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用像高能粒子對撞器那樣太昂貴的設備，它需要的是人踏踏實實地花時間在實驗室裏苦幹。這特別適合我們中國人幹。所以國家應該重視、大力扶持這個領域的研究。
科學倫理對科學研究會有什麼影響？特別是，會不會因為對科學倫理的強調，而影響到中國的幹細胞技術在世界上的相對領先地位呢？邱仁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倫理學家考慮問題是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的，而國家考慮問題不會僅僅從倫理學的角度，還要考慮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但是，作為倫理學家，我們首先要盡到我們的責任。據悉，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正在制訂一項關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規則。邱仁宗和王延光作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已經向衛生部提交了一份建議書，上海方面也提交了一份。邱仁宗説：在我們提的建議中，對研究的限制相對來説應該是比較寬鬆的。
邱仁宗也不同意有人説的“隨著科學的進步，倫理學在一步步向後退”的説法。他説：看起來，在許多方面，倫理學似乎是退了，比如原來不能接受婚前性關係，現在一般也接受了，原來不接受人工授精的試管嬰兒，現在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當這個進程再往前走，人們發現，這種試管嬰兒多胞胎非常普遍，這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都很不利。從前是擔心植入的胚胎存活率不高總是植入好幾個，現在在技術有保證的情況下，倫理學就有可能做出限制：每次植入的胚胎不超過兩個。這樣，是不是倫理學又向前進了？
“人類不能反對人類。一切都應當以不傷害人類、有利於人類，要尊重人類為出發點。這是倫理學的底線。”邱仁宗説。
《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