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分層次或階段的，主要分為：基礎研究即基礎研究階段；應用研究，或稱為應用研究階段；工程化研究，或稱為工程化研究階段；商業化研究，即商業化研究階段。因此，科技轉化為生産力需要跨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化研究－商業化研究以上四個階段。一項科研工作，只有完成了以上四個階段，才能算取得了成果，才能算真正的科技成果。

    我國的科研管理和評價在這個意義上存在很大缺陷。按目前的統計，我國每年具有幾萬到十幾萬項科研成果，但是轉化率卻很低，又引出一個科技成果轉化率的評價指標。而且，近年來，有的地方、部門竟然將專利也作為科研成果，並頒以成果證書，而事實上，多數專利只是一個想法，只能算是一項科研工作的萌芽，是早于基礎研究階段的一個階段。

    很顯然，未轉化的“科研成果”，不能評價為真正的科技成果。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過去，我國每年都有成千上萬項獲得各種獎勵的科技“成果”，多數都是處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階段的，達到工程化研究階段的很少，達到商業化研究階段更是寥若晨星。因此，我們不妨引入一個評價方法，即從原理創新水準、技術水準、工程化水準和商業化水準的四個水準進行綜合評價，或者稱為四水準法則。這個法則具有以下優點：

    可以完全克服急功近利的科研浮躁現象

    一項科研工作，要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化研究，在時間上無論如何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所謂十年磨一劍是也。可以注意到，絕大多數諾貝爾獲得者從提出理論到獲獎，時間相隔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目前，我國科技界的確存在著浮躁現象。一個剛博士畢業的研究生，寫幾篇文章也是完全可能和正常的，但是，他就因為這幾篇文章，畢業後一、兩年，年齡在二十六七歲，就提升為教授，甚至於博士生導師。因為，僅這幾篇文章就被認為是突出的成果。這個現象在我國的高校系統是極為常見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和極不正常的現象。目前，國外似乎出現了一個特殊的詞彙，“中國教授”，與過去帶有貶義的“中國製造”具有相似的諷刺含義。最近，見諸報端的“中國的院士不如發達國家二、三流教授”的説法，雖然有偏頗的成分，但是至少可以算是對中國科技界的一個預警。因為，按目前的某些作法，這句話是完全有依據的。

    還有一種現象是，科研成果評價“向錢看”。這種現象在許多工業部門表現得較為突出。眾所週知，我國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基本上是靠鉅資引進形成的。而且引進的方式、方法在國際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即軟、硬體同時引進和重復引進。重復引進對於我國科技力量的打擊和扼殺是異常嚴重的。重復引進不僅浪費了我國的科技力量，浪費了國家財力，也使我國科技力量失去了鍛鍊和發展的機會。化肥、乙烯、塑膠、纖維、橡膠、汽車、彩電、冰箱等等生産技術，無一不是重復引進十幾次，甚至幾十次，甚至國外技術商都對此加以嘲笑了。對於過程工業，比如石化工業而言，引進技術的費用佔總投資的10－20％，個別高達30－40％，一個乙烯項目投資可以高達100－200億元。因此，引進技術和裝置的吸收和改造的確是關係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值得鼓勵。但是，這是否可以作為科研成果呢？可以看到，近幾年國家獎勵的重大科技進步獎中，引進技術和裝置改造獲獎的比例是不小的。但是，就科研工作本身而言，多數並不具備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甚至工程化研究水準上的明顯進步，儘管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但是，仍然不應該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級科技成果，不應該以科技獎的方式進行獎勵，可以採用其他方式實施獎勵。

    可以體現科技工作評價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採用四水準法則，可以對科研工作進行一個標準統一的、整體的評價，也就可以保證公正性。該法則認為，一項科研工作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工程化研究階段，都是不必要進行評價的。只有完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化研究、商業化研究四個階段後，才有評價的必要和意義。就國家制定和管理的科研工作而言，在基礎研究階段，通常的體現是學術論文，或稱“紙上談兵”，工作的品質主要是論文的數量和品質（通常指發表論文的雜誌級別）。但是，對這些階段的工作可以進行評估，目的是評判是否有必要對這項工作繼續進行支援，是否有必要使這項工作進行到下一個階段。按照這個法則，我國自然科學基金的工作的確是有必要納入整個科技統籌規劃中的。因為，自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基礎研究階段的，如何評價其工作，更合理的辦法的確應該看是否可以再進入下一個階段。就科技部目前的管理方式而言，對“973項目”的評價方法，也是應該看是否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比如“863項目”或“攻關項目”；對“863項目”也應該看是否可以進入“攻關項目”；對“攻關項目”，應該看是後具有商業化推廣的價值。不管怎樣，國家支援和管理的科研工作，目的是為國家服務的，是具有國家目標的，是要體現生産力要求的。所謂“純自由”的研究，只適合於研究者個體、私人組織或企業。“自由”並不是等於沒有目的，任何行動都是有目的的。過去，我們對科研工作的評價都是來源於專家、專家組或專家委員會。這似乎頗為公平和公正。但是，問題在於，誰是真正的權威？毫無疑問，就某項科研工作而言，真正的權威是工作者或研究者本身。因此，這種評價方法是以非權威去評價權威。這，當然是不符合邏輯的。實際上，就科研工作本身而言，這種評價多數已經流於形式了。我國流行的“國際領先、國際先進、國內首創、國內領先”等評價體系，目前已經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責難。在某項指標，比如，在過程工業中常見的原料消耗和能耗等指標，我們可能會超過同類技術的國外水準，但是，就整個科研工作而論，除非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優越性，否則是無法稱為“國際領先”的。一般來説，“國際先進、國內首創、國內領先”等等這些説法，都是很不嚴格，也是很不恰當的。因為，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二十多年了，尤其學術領域基本上都可以全球化了，國內沒有，國外有，而且在大多數工業領域，我國的技術和生産水準都是落後十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模倣國外也會成為國際水準、國內首創或國內領先的。顯然，這些評價方法是與時代的發展和要求不相符合的。據稱，國家科技部對其管理的國家“九五”攻關項目的評價已經不採用以上評價方式了，而採用驗收方式，即以是否達到合同規定的技術經濟指標作為是否完成項目的標準。但是，應該注意到，在作具體評價時，評價專家組，或稱驗收專家組，都是很自然地在評價報告的結論中加上了以上評價方式。這基本上已經成為我國科技工作評價體系的一個不成文的常規了。可以體現科技管理的準確性和連續性

    科技管理的準確性是評價科技管理部門工作效率和成績的一項重要指標。任何工作都可以效率作為評價標準。當然效率的定義對不同的工作可以不同，産出／投入比可以是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一項科研工作的立項可以以上一個階段的評估結果作為依據，這樣可以避免盲目性，提高立項的效率。在基礎研究的基礎研究階段，自然科學基金會應該鼓勵自由探索，立項的依據主要決定於申請者的思想的新穎性或創造性，還決定於申請者的研究基礎，當然申請者對是否能夠進入下階段也應該給予恰當的預估。而實際上，自然科學基金管理者對此也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一般而言，不同階段的科研，對應于不同的管理部門。

    過去，對這四部分科研，都有對應的國家管理部門，比如，對於基礎研究，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對於應用研究，基本上以國家科技部為主；對於工程化研究，基本上以國家計劃委員會為主；對於商業化研究，基本上以經貿委為主。

    因此，對某項新技術而言，如果需要獲得國家支援，就需要分階段依次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科技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貿委員會的支援和管理。當然，也有跨階段，跨部門的，或同時進行兩個或多個階段的科研，同時獲得兩個或多個部門的支援和管理。

    這本來是一個很理想的管理體制，目標明確，界限清楚。但是，由於管理者對科研成果管理的急切要求，應用研究管理部門也試圖要求工程化研究，工程化研究管理部門也試圖要求商業化研究。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項目重復設立，浪費資源的現象。（應作者要求，本文隱去作者的真實姓名和單位）

    《科技日報》 200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