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急於求成 急功近利

    “科學研究的價值形態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近期的；有長期的；有顯現的，也有內在的、隱含的。如果過分強調直接的、現實的、近期的、顯現的價值，而忽略了間接的、長遠的、隱含著的價值形態，就會走向急功近利。從整個科技界到社會，都存在著這樣的急躁情緒。”長期從事科技戰略研究的王玉民先生談到“浮躁”的表現形式時，首先談到這一點。

    而尚在一線的王明星先生，則對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表現有著切膚之感。“科學研究應該是踏踏實實地去做，而我們卻常常是急於求成的短期行為。”王所長舉了一個例子：有關沙塵暴在什麼條件下起沙和向下游刮送，是一個科學難題。而我們往往是投入一點錢就要立竿見影，搞出成果來。前一段有關單位組織了東西兩個考察隊。考察一圈，就公佈了許多不負責任、甚至被同行笑話的結果。西線的考察隊結束考察後，其負責人就向媒體表示，西線的沙塵暴的源區與原始沙漠無關，主要是人為活動造成的，甚至還説沙漠已被刮光了。而實際上，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戈壁灘。這樣草率就得出結論是很荒唐的，以至一位院士打電話給我，問怎麼會出這樣的事。

    像是對應王先生的例子，曾留學蘇聯並在沙漠所從事多年研究的劉恕女士直言不諱地説，現在的浮躁已經到了出現許多非科學內容的程度了。這決不像我們過去那一代人所做的。我們過去監測沙丘的水分，是一年12個月，每月3次，連續要測10年，多少個定點都不變，這樣來積累資料，觀察沙丘底下的水分變化，從而得出水分與植被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奠定科研的基礎。怎麼可能像現在這樣，這也是生態學家，那也是生態學家！

    原中科院化學所所長胡亞東研究員，則用他在科學院圖書館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説明浮躁：中科院圖書館大概是中國自然科學領域最好的。過去那裏經常坐滿了看書做學問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楨、盧嘉錫這樣的大科學家，可是現在，太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有目的的——去找資料去了，不是去搞學術去了，找到了想要的東西一複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對了。

    業內人士指出，急功近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人為誇大科研成果的價值和水準等級，“重大突破”、“世界領先”、“世界首次”、“引起國際轟動”之類的最高級的修飾詞語滿天飛，缺乏起碼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而對這種做法人們似乎已是見怪不怪了。

    B 追求數量和速度 科研低水準重復

    在採訪中，專家們再三談到，由於各種原因，科技界熱衷追求數量和速度，科研在低水準重復的現象大量存在，常常出現“一窩蜂”。

    王明星説，沙塵暴是一個獨特的現象，早在1997年，就有不止一人向有關部門提出設立重點項目進行研究，但是並沒有得到回應。到了去年，北京沙塵暴次數多了，媒體一炒，於是一哄而上。北京有關方面就設立了4個項目，而國家級的有3項，此外還在考慮設立重點項目，科學院的創新基金重大方面性項目也要立項……從而形成了全面開花的局面。

    王玉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説，在科技創新當中，最重要的還是原始創新，特別是在重大問題上創造發明。這些往往不在數量，而在品質，在於其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這是我們科技界應該充分重視的。而現在在各種導向的影響下，過多地重視科研論文和成果的數量和速度，而忽視了科研創新的品質，形成了求數量，求速度，進而求社會反饋這樣一種趨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説了這樣一個例子，全球變暖是一個世界性科學難題，本應由有關科學術權威部門專門組織科研力量 ，科學規劃，進行長期的研究。可是在經費將就的驅動下，結果是你搞，我也搞，甚至不是這個專業的人，也加進來。有一位是搞農業氣象的，連“氧化二氮”和“二氧化氮”的區別都沒弄清楚，也加進來申報溫室氣體排放研究的項目。

    C 科研規劃立項 模倣跟蹤為主

    受急功近利和追求數量和速度的浮躁情緒影響 ，以及囿于科研低水準重復的狀況，我們的科研規劃和立項基本上是以模倣和跟蹤科技發達國家為主。

    “我們現在的科研，在我看來，基本上是模倣大國和跟蹤大國，從總體水準還沒有進入到科學研究的強國之列。”王玉民説，“我們的科研立項，大概有90—95%屬於跟蹤立項。而屬於開拓領域或具有原創性，引導別人跟著我們去進行研究的領域項目很少。絕大部都是別人熱起來，我們跟著熱，甚至比別人還熱，像超導、奈米技術。”

    在規劃立項方面，還有一個趨勢就是課題越做越小，越做越分散，而攤子卻越鋪越多。王明星所長介紹説，大氣所科研人員不足200個，而大大小小的課題有近400個，目前正在進行研究的就有100多個。甚至像“937”這樣的國家重大基礎項目，也分成了大拼盤，按照“科學家負責制”，最後落實到每人頭上只有三萬塊錢。

    D 投入産出不成比例 科研經費滲漏嚴重

    儘管我國的科研經費投入無論在與國民生産總值的比例上，還是絕對數量上都與科技發達國家有不小的差距，但近些年來，國家還是在盡力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每年的增長比例也是很可觀的。僅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為例 ，據該基金委員會彭連明先生介紹，這項以資助基礎學科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為目的的國家科學基金，已由創建第一年撥款8000萬元，增至今年撥款16。7億元。

    然而，就整體而言，在某種程度上説，加大的投入並沒有産出相對應的成果。談到這點，劉恕坦言指出，“錢多了，但是並不一定成果就多了。實際上包括周光召主席在內的人，對此都是非常有意見和看法的。”王明星則語氣沉重地説：“國家投入很多，但沒有用到刀刃上。我感到有愧。”他介紹説，這些年，國家給大氣物理所的科研經費大約5000萬元。但由於各種原因，真正用在科研上的經費也就一半，而另一半則以各種形式用做他途（有關原因，本文將在後面談到）。實際上，科研課題費的多“功能”性並不是什麼秘密，申請課題費時盡可能地多，批下來後再盡可能地省，然後……也並非個別現象。

    E 剽竊抄襲 學德失范

    上世紀90年代中，某重點大學的幾位作者（其中包括博士甚至科技名人）在國外某專業雜誌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結果被指稱大段抄襲了國外某位專家的成果。此事儘管有“只抄了英文，數據過程是自己的”之説，據説這種説法還得到了那家外國雜誌主編的審查和認可。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件叫人愉快的事情。有業內人士質問，既然複雜的研究是自己搞的，為什麼相對容易的英文表述還要“借”別人的呢？可見一旦失信於人，有些事是很難解釋清楚的。

    實際上，類似這樣的不雅之舉，並不罕見，而比之更為惡劣的例子也不難找出。據國家基金委提供的材料，承擔基金項目的某高校的教師竟將原本是某公司産品説明書的譯文稍作修飾後，就作為科學基金項目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並標注“科學基金資助”。其合作者在明知有詐的情況下，仍將該文作為項目結題成果上報。再如某研究所研究員偽造《SCI》收錄論文檢索證明，將實際收錄論文數1篇誇大為7篇。

    如果説，這還是為數不多的特例的話，那麼，有關調查還表明，學術失范的群體行為也是存在的。去年8月，天津市科協等單位開展了一項本市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問題的調查。之後《調查報告》中指出：“市科委有關部門每年在證實科技成果獎時，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做‘查對’和‘擠水分’的工作。”“另一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在評定技術職稱過程中弄虛作假。有的偽造學歷；有的在論文上作假，或是剽竊、抄襲，或是通過關係，花錢在有關刊物上發表文章；有的在獲獎排名順序上不實事求是；更多的是事先做評委的工作，致使主評委在評審時不實事求是的發表意見。這些都造成目前技術職稱的‘含金量不高。’”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紀檢監察審計監督聯合辦公室主任彭連明告訴記者，經調查，有關申報基金項目的投訴絕大多數都基本屬實，申請項目過程中弄虛作假、剽竊和侵犯他人智慧財産權、濫用科學基等事例的絕對量在增加。

     背景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中，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繼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後，在2000年度報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

    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技指標研究組楊起全、呂力之兩位研究員，對此次洛桑報告進行了認真研究後表示，儘管該報告仍有值得完善之處，但評價結果對正視我國現狀況和科技系統內部要素匹配關係具有重要價值。

    洛桑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下降影響最大的兩項指標是“企業間技術合作”和：“企業與大學間技術轉移”。前者排名第35位，比上年下降10位，後者排名第30位，下降7位。而這兩項指標正是近年來衡量國家技術創新的關鍵指標，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創新機制是否完善。

    楊起全、呂力之兩位研究員表示，根據他們對全國3346家大、中型企業的技術創新統計調查，也證實了我國企業技術開發合作及知識技術的流動確實處於較低水準。調查數據分析顯示，我為技術創新活動中“中作研製”和“委託研製”的比例分別是12。4%和3。9%，在這企業技術創新來源中所佔比例是最低的。

    面對科技界形形色色的浮躁現象，在採訪中，許多采訪對象就其成因從不同的視角給出了各自的答案。但他們又大都認為，將這種複雜的社會現象歸為單一或少數幾個原因都是不妥的，也是危險的。

    A 體制機制原因

    在探究科技界浮躁現象産生的原由時，許多采訪對象都把機制或體制性原因列在重要的位置上。較之社會影響和個人的品性，機制和體制性原因更具有導向性和內在的驅動力，這似乎是大家的共識。科研評價機制與職稱評定體系有失公平“無疑，在不完善的評價機制下投放的獎勵和資源，非但不能帶來最優的成果，卻能造出品質最壞的人。”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王蒲生博士這樣説。

    目前我們的科研評價機制和職稱評定體系存在的問題主要有：過分強調數量，特別是強調論文的發表數量，強調《科學引文索引》（SCI）的收錄；同行評議難以名副其實，隨意性、主觀性和不道德的行為，導致評判偏差；權力與學術結合，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使評判扭曲；等等。

    王蒲生説：“要公平地分配和高效地使用科技資源，充分發揮激勵機制的作用，就必須建立準確公正的評價機制。否則就會造成資源的濫用，進而導致非良性競爭和學術越軌行為；沒有意義的項目卻得到經費，沒有價值的成果卻能得到嘉獎，不學無術的庸才卻能獲得高級技術職稱和種種炫目的學術頭銜。”

    由於，在目前體制下科研成果和學術職稱的評定與個人和單位的各種福利掛鉤，評價體系的導向性作用就顯得格外強烈，其弊端産生的負面作用也就加倍放大。據報道，最近，一項就國家“863計劃”實施中涉及的智慧財産權問題進行的一次綜合評估表明，從1986年到2000年，國家“863計劃”實施15年來，申請專利的數量與取得的許多重大科研成果和發表的論文相比，明顯偏少。調查顯示，從1996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出成果159項，發表論文4649篇，獲得的專利只有110項，其中最少的1996年只獲得了3項專利。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與“863”計劃的目標中並沒有涉及智慧財産權的要求有關，在現行激勵體制下，科技人員的各種待遇以及對科研單位的評價一般與科技成果獎掛鉤，這其中論文發表數量是一個重要指標，而取得專利的數量不是一個硬性指標，從而導致各方面重視論文成果，對申請和取得專利不夠重視。而耗費鉅資開發出的成果如果不儘快尋求智慧財産權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護，極易被競爭對手倣冒使用，自己的心血將付諸東流。

    有調查顯示，48％的院士認為，只有少數鑒定會能如實、公正地評價科研成果的水準。只有33％的人認為國家級三大獎比較公正，而對任何一種獎勵的公正性持肯定態度的樣本都沒有超過50％。

    立項撥款機制值得商榷

    在目前體制下，爭取立項，不但意味著專業評價問題，隨之而來的科研經費還能補充工資獎金，更會為單位和個人帶來各種形式的實惠。王明星告訴記者，那5000萬元科研經費的另一半中，大約有50％以工資和獎金的形式下發了。這樣做，有他們的無奈，他們每年得到的事業經費並不夠發工資；而另50％則在科研課題費的名義下，挪做他用。王明星強調，現行的機制對科研經費使用的監管和審計作用十分薄弱。在立項方面，在整個社會不良風氣的大背景下，加上政府職能部門的有關官員對此的不當干預，難免使立項難以公允，甚至出現違規現象。一位專家就對記者表示，一位掌握立項權力的官員就要求他們向該官員的夫人所在單位劃撥項目款；而另一位科學家則反映，幾年前，一個重大項目不知為何竟然交給了一個並非本專業的人，成為大家議論的話題。專家坦言，“跑”項目，拉關係，已經成為一門“學問”，需要花費申請人不少的精力……

    對科學研究的調控機制和管理手段欠缺

    專家指出，由於缺少對科學研究規律的認識，我們對科學研究的調控機制和管理手段不全面，還不能適應不同類型的科學研究，因而造成了導向方面的失誤，助長了浮躁情緒。王玉民説：“科學研究的不同類型，像純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高技術創新研究、技術開發研究等，每一類其規律不同，它們的調控管理方法也不應該一樣。但是，我們這些年用八個字都概括了，叫做‘開放、流動、聯合、競爭’。這種大一統的方法不能説是科學的。我們還不能按照不同類型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制定相應的調控措施。”有專家強調，我們對科研的運作機制，對合理的政策研究不夠，這方面的宏觀改革還不到位。這樣就容易從管理決策層面淡化科學研究的規律性，難免出現違反科學規律的指揮管理失誤。

     B 社會歷史文化原因

    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部分，科技界無法超然之外，它的浮躁現象也就與我們的社會歷史文化聯繫在一起。

    期望與差距讓我們難以平靜

    儘管有“四大發明”的榮耀歷史，但我們真正的近現代科技史卻很短很短，科技基礎十分薄弱，而這方面可繼承的科學傳統、思想、文化、理念、方法更是少得可憐。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我們在一些領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幾經磨難，我們的科技水準與科技大國的距離實際上是拉大了。20年前，科技界終於迎來了春天，科技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仍然存在的差距和國家民族對科技的高期望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王玉民認為，有高的目標是好的，但同時還要有從基礎做起，扎紮實實埋頭苦幹的精神。對於科技界而言，從目前來説，既要有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提供科技支撐的決心，又要有從頭來，逐步增強實力，逐步發展的恒心。如果失去了這樣的恒心，遠大的目標和科學的態度不能結合起來，就會適得其反，容易産生急於求成的急躁情緒。

    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蝕

    “整個社會都浮躁，你怎麼寫科技界的浮躁？”當一位資深記者得知記者要寫這個題目時，近乎本能地立即反問到。雖是調侃，卻也道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我們實在貧困太久，我們被禁錮的時間實在太久，一旦得知生活還可以是另一種樣子，一旦許多過去想也想不到的各種機會具有現實價值的時候，物質和精神的慾望就像吹進空氣的氣球一樣急劇膨脹起來。迅速致富，迅速出名，似乎已成為社會衡量成功與否的首要圭臬，以何種手段，靠哪路途徑致富成名反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中，並非都是聖賢的科技界中人，必然會採取各種手段力求使自己客觀的社會經濟地位達到自我認定並贏得社會承認的水準。而最符合邏輯，也最便利的渠道就是憑藉如日中天的科技。在此情勢之下，浮躁恐怕也就再所難免了。看看那些終日忙於各種論證會、評審會、鑒定會以及各類社會活動的擁有科學家頭銜的人們，我們怎能要求他們做出只有苦心數載、數十載，傾其心智才可能做出的成果呢？

    時隱時現的官本位主義

    如果問一個問題：正研究員相當於什麼級別，享受何種待遇？相信會有不少人能迅速做出這個讓外國人聽都聽不懂的約等式。在談到官本位在科技界的表現時，有專家例舉了兩種形式：一是對有貢獻的科學家業績、精神頌揚得不夠，而過多地宣揚部門的功績、行業的成就、行政計劃的結果；二是凡是好的科學家都儘快提升，要麼當所長、院長，要麼當局長、部長。其實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是非常有前景和潛力的好苗子，但在國際上還沒有成氣候，只要讓他們踏下心來苦戰一二十年，是很有希望為國爭光的。可是……讓一流的人才當領導，好像這樣做是一種榮譽，實際上是很可惜的。

    新聞炒作

    作為記者，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讓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不少浮躁的産生是離不開媒體的炒作和推波助瀾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袁江洋博士在談到科學活動與新聞媒體的非正常組合所導致的失范現象時指出，“一些科學家試圖通過不正當的新聞炒作提高知名度和競爭力……”而由於各種原因“新聞記者往往採納了當事人的説法對之進行評價，由此造成一些報道失當。”實際上，我們的有些報道不光是“採納了當事人的説法”，甚至還妙筆生花，任意拔高。

     C 科學工作者自身的原因

    馬爾澤內曾説：掌握科學的人在解決日益重大的問題時所肩負的責任越來越重。所以今天的科學家要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倫理道德的指引。應該説，馬氏在上世紀60年代所説的這段話，今天依然顯得重要。實際上，對於我們科技界來説，還不僅僅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我們自身的思想、理念、方法都需要某種意義上的昇華。袁江洋在談到為什麼總有人踐踏科學規範，弄虛作假時説：“科學，對一些傑出的科學家而言，是一項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聖潔而崇高的事業，而對更多的science－man（科學人———記者注）而言，不過是一種謀生手段。科學活動並非價值中立的，它始終浸透著人的價值觀念；當一些不正當的、或是與科學規範所蘊含的價值理念相抵觸的價值觀念左右著科學人的行為時，失范現象便有可能發生。”“浮躁”與“失范”內涵與外延都不盡相同，但在道理上卻有相似之處。

    尾聲

    在整個社會都顯現出某種浮躁的大背景下，有理由和有必要惟獨拿出科技界來“開刀”嗎？而且，很可能顧此失彼，挂一漏萬，甚至失之淺薄、偏頗。在採訪和撰寫本文的過程中，記者在不停地問自己。然而，被採訪者的熱情、坦誠和由衷的焦慮與期盼讓記者平添了信心。而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科技界在社會和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它在我們民族進步的過程中已經、正在和將要發揮的重大作用。上世紀90年代的數次調查證明，在人們羨慕和尊敬的職業當中，科技人員始終列在最前面。這充分説明瞭科技界、科學家對於整個社會的示範性。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任元彪副研究員有一段話樸實而又精準：“人們之所以走上學術謀生而不是其他謀生的道路，除了現實條件和一些機遇性因素外，多數人都由於有對事物真相的好奇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是有助於提高和保持道德水準的。……學術活動以求真求知為目的，它比其他類型的活動更要求人們遵守默頓所説的普遍性、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公有主義和無私利性的道德規範”。

    有鋻於此，我們感到有責任把我們知道的一點説出來，為我們的科技界早日擺脫浮躁，輕裝前進敲一聲警鐘，喊一聲加油！

    背景

    過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的經濟效益成為中國科技發展的羈絆

    一個國家技術交流、知識流動遲緩的原因有多個方面，諸如智慧財産權的合理認定與有效保護，社會深層文化積澱對企業合作精神及對“競爭性合作”觀念形成的影響等等。我國知識技術交流與合作狀況評價下降，説明我國科技創新系統整合效率降低。最需要我們反思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個別地方違背了科技與經濟分式協調的基本規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動實現商業化，特別是採取限定時間的強制性措施，使大學和科研機構以自我實現短期經濟效益為目標進行改革，破壞了科技經濟大迴圈的運作機制，既浪費了大量的技術開發人力、物力資源，又加劇了封閉傾向，不利於科技與經濟的有效結合。

    科技界有些人認為，當前科研機構和大學在改革中強化了面向經濟的微觀動力機制，但弱化了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宏觀機制，這是我國的科研機構75％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科技主戰場，而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的根本原因。

    以我們大學辦科技企業，包括微軟研究院院長李開復博士在內的許多人曾提出尖銳批評。中國的大學出面開了許多公司，學校要為企業的職員提供住房、申請職稱，為企業提供地皮，為企業上市申請政府指標。企業若掙錢還好，若虧損了，學校就要牽扯更多精力。

    專家指出，學校應專注于教育，為企業和社會培養、輸送人才。科技、教育、經濟的結合日趨緊密，但是社會系統的功能性分工、協作機制並沒有消亡，專業化依然是提高社會整體效率的主要方式。我們目前的許多做法忽視了科技發展自身規律，過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經濟效益，這種思維方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中國古代文明沒有在自身基礎上成長為以科技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現在則有可能成為中國科技發展的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