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當地時間2001年10月11日13時，瑞典文學院宣佈，將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定居倫敦的印度裔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作家維 蘇 奈保爾，以表彰他通過“敏銳而真實”的文筆向世人展示前殖民地國家受壓抑的歷史現實。中國內地一時間爭相報道這個消息。那麼，奈保爾究竟是個怎樣的作家？國內對他的研究和譯介情況如何呢？
《世界文學》常務副主編余中先先生説，維 蘇 奈保爾的作品國內目前只譯過他的一部《米格爾大街》，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此外，今年第1期《外國文學動態》雜誌發表了郭萌撰寫的介紹這位作家的文章。另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國名作家大辭典》第586頁有林一安撰寫的1000多字的“奈保爾”詞條。除此之外，《外國文學動態》2000年第2期還刊發過周海倫介紹奈保爾和他父親的書信集《父子之間———家庭書信集》的介紹和評論，鐘志清也寫過奈保爾的書評。對奈保爾的研究狀況大體就是這些。
奈保爾的文學成就和思想主要是怎樣的呢？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長陸建德博士介紹説，近年西方文化界一直講“尋根”、“無根”、“漂泊”、“流亡”，人們試圖把這些和奈保爾聯繫在一起，其實不確切的。多年以來，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的公民都想到帝國的中心去，把進入英國上層社會作為奮鬥的目標，奈保爾即屬此例。他曾經説過他“希望永久離開特立尼達”。奈氏的父親是特立尼達報社的記者，他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當作家，他自己也曾寫過短篇小説，1953年去世。維 蘇 奈保爾在80年代出版過他父親的書。1950年奈保爾獲得政府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學習，這對他的全家都是一件極其驕傲的事情。後來他與一位英國女子結婚，説明他與英國社會的融合相當順利。有人説他是流亡者，這是不準確的。
50年代奈保爾大學畢業，就留在了英國，不久，他就給名刊《新政治家》撰稿。他在報刊上發表了很多的政論文章，可以説在英國他早已是個公共人物了。
奈保爾的許多觀點都是有爭議的。他的祖上屬印度教的婆羅門階層，這個宗教與周圍的另一種宗教鬥得十分厲害。奈保爾分別在80年代和90年代訪問過印尼、馬來西亞、伊朗等亞洲國家，寫了兩本文化遊記，賣得很好。他對原教旨主義批判得很嚴厲，一般白人知識分子是不會這樣批評異文化異宗教的，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都願意表現出對他種文化的尊重。此外，“第三世界”在奈保爾的小説中多是以負面的形象出現，其實這也是可以接受的。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把自身的問題歸結為殖民地時期的後遺症，其實它自身也的確有問題———比如道德規範不能建立的問題，官員是否廉潔的問題，也就是推翻舊的殖民統治以後新的良性社會不能真正建立的問題。對獨立後新國家的批評，是否就意味著留戀以前的殖民統治呢？也不能這樣説。新國家的殘忍度有時更大。從這一點上看，奈保爾走得很遠，他説出了西方白人不敢説出來的話。
可以説，奈保爾是二十幾年來最重要的英語作家之一，20年前就有人預言他要得諾貝爾文學獎。西方的評論家十分佩服他。英國的布克獎1969年才設立，他1971年就獲了獎，當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 貝婁還是評委之一。普裏切特説：“奈保爾是在世的英語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由此可見其文學地位之高。
他早期的小説分三類：一是關於特立尼達的家鄉小説，二是第三世界獨立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三是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的帶有自傳成分的小説。他寫英國題材的小説也有，很少，主要是寫一種沒落，有以牛津為題材的小説，也是充滿諷刺。
他的文字非常好，簡潔節制，清爽利落，直來直去，從容不迫，幽默超然，有時顯得冷漠。他的簡潔裏包含所有的複雜性，直來直去之中似乎很傷人感情。但是西方多年以來文章都以委婉曲折為主，讀者們早已厭倦這種煩瑣的品味，因此奈保爾的硬朗直接的文字便很令人著迷。他的母語其實就是英語，他是一個出色的作家，見識廣，旅遊多，這裡説的旅遊不是我們國內逛旅遊景點的概念，而是看一個地方的文化、風土人情，與當地人交談。他對於歷史和西方讀書界非常熟悉，腦子很清楚。
陸建德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辭對他的評價不倫不類，都是空話。他覺得奈保爾去年獲獎比今年獲獎好。一是因為高行健的作品的確太弱，二是，他今年獲獎易被人認為是由於他對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得到了肯定才獲獎的，這對他的文學才能來説是不公平的。在今年“9 11”事件的背景下，他的那兩本遊記隨筆似乎份量顯得重了起來，但實際上，即便不把這兩部隨筆計算在他的作品之內，也絲毫無損他的文學成就。
因此，陸建德完全不同意有些媒體説的：諾貝爾文學獎並不獎給真的第一，似乎奈保爾獲獎也是運氣的結果。“這種説法是荒唐的，奈保爾的文學才能完全無愧於這個最高的文學獎項。”
既然奈保爾是如此傑出的英語作家，國內為什麼譯介得如此之少呢？余中先指出，對出版界而言，他們一般是把眼光盯在西方的暢銷書上。對研究界而言，國外值得介紹的作家很多，而國內研究力量又有限，不可能每個文學大師都有專門的研究人員，目前就沒有專門研究塞萬提斯的《堂 吉訶德》和但丁的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奈保爾本人是出生在後殖民社會、定居於英國的印度裔作家，以他的邊緣身份只能去融入西方主流社會，而不是去投入第三世界。他的作品多是以亞、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社會為題材，表達他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的這些看法與我們的文化有一定的差異，另一方面這種主題在西方也不是主流的東西。而西方文學的研究者一般是以西方主流文學的眼光來注意西方文學，因此也就不把眼光主要投在他的身上了。但是研究者一般還是知道這位作家的份量的，法國《理想藏書》裏就收了他的兩部作品，所以他獲獎圈內人一點也不吃驚。其實，身處第三世界的中國人應該多關注前殖民地國家“出身”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裏涉及第三世界，會對我們自身的境遇有許多深刻的觸動，我們可以借鑒他們的眼光和觀念。
《北京日報》2001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