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自清中葉問世以後，200多年來，它一方面以其無窮的魔力吸引著代代學人形成綿延不絕、自成體系的紅學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它又以傑出的藝術創作為歷代作家所借鑒，也同樣形成了一部延綿不絕、別具一格的紅學精神承傳史。彼此都以《紅樓夢》的誕生為起點，但卻一顯一隱，各自分流了200多年，造成了精神資源的嚴重流失與浪費。在新的21世紀中，紅學家與小説家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將此二者相互貫通，共同把紅樓遺産轉化為文學創造的精神基因和血液。而這一轉化的過程與結果反過來也可以為紅學研究拓展新的視野與路徑，為紅學研究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概而言之，《紅樓夢》自它問世之後影響于中國小説創作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續作、倣作與借鑒。自乾隆至道光、嘉慶間，《紅樓夢》的續作紛紛問世，爾後一直相沿而未嘗間斷。據趙建忠先生《紅樓夢續書研究》一書的精心勾稽甄別，今流傳於世的續紅之作多達98種，其中的類型也相當繁雜。有據原著直接續寫者，如逍遙子《後紅樓夢》30回；有對原著進行增訂者，如佚名《紅樓夢平話》100回；有對原著另行改寫者，如陶明睿《木石緣》120回；有據原著借題發揮者，如吳趼人《新石頭記》40回；有取原著某些情節予以演繹者，如蕭賽《紅樓外傳》64回；劉心武《秦可卿之死》（未分回）；有據探佚學研究對原著補佚者，如張之《紅樓夢新補》30回；端木蕻良《紅樓夢補》30回，等等；這些續作雖在藝術手法上間有可取之處，但都無法接續《紅樓夢》原作之於人生感悟的深邃性與藝術思想的獨創性，其中不少作品熱衷於賈府的家道復興，一改寶黛悲劇為大團圓結局，所謂“遂使吞聲飲恨之紅樓，一變為快心滿志之紅樓”。
約至道光末年，因紅樓續書陳陳相因，令人生厭，且世風日變，舊瓶裝新酒總有諸多不便，一些小説家便試圖擺脫《紅樓夢》原著的限制，轉而以《紅樓夢》為範本展開相對獨立的小説創作，於是重在據原著而補撰的續紅之風轉衰而重對原著進行摹擬的倣紅之作漸盛。代表作有《鏡花緣》、《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海上花列傳》、《水石緣》、《一層樓》、《泣紅亭》、《繡囊記》等等，凡20余種。此外，在朝鮮也出現了兩部紅樓倣作：南永魯《玉樓夢》64回，無名子《九雲記》35回。雖然從總體上看，這些倣作較之“狗尾蛇足”的續作要出色得多，但成就依然相當有限。茲以問世于嘉慶間的比較成功的倣紅之作——李汝珍《鏡花緣》為例，的確，在《鏡花緣》“哀群芳之不傳，因筆志之”與《紅樓夢》“可使閨閣昭傳”的作者自白之間，在《鏡花緣》喻指“鏡花水月”與《紅樓夢》喻指“紅樓一夢”共同傳達人生空幻和哀惋女性不幸命運之間，在《鏡花緣》的“薄命岩”、“紅顏洞”、“泣紅亭”與《紅樓夢》的“薄命司”、“千紅一窟”、“萬艷同杯”的命名取意之間，在《鏡花緣》海外“女兒國”與《紅樓夢》太虛幻境與大觀園“女兒國”的奇妙構思之間，在《鏡花緣》“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與《紅樓夢》石頭下凡歷劫及其“木石前盟”的神話結構之間，……皆可見前者刻意摹擬倣之痕跡。令人遺憾的是，《鏡花緣》的作者卻將他對現實的不滿和批判，對於女性的崇高與哀憫化解為一場充滿喜劇色彩的智力遊戲，而未能臻于感悟和探索人生、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哲理深度。至於如陳森《品花寶鑒》、魏秀仁《花月痕》，俞達《青樓夢》、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等作雖然都曾有意摹擬《紅樓夢》，然為才識學所限，終不能得紅樓之精髓。
與續作、倣作相比，借鑒是更為潛在化、內質化的吸取。作為中國古典小説的集大成者，《紅樓夢》啟思于後代小説創作以及後代小説家的，是普遍存在的。從20世紀的文學創作與變革進程來看，《紅樓夢》之施惠于現代新小説乃至整個新文學都至為明顯。比如魯迅先生，他能如此獨具慧眼地體驗和感悟《紅樓夢》，乃是因為他在心靈深處與《紅樓夢》産生了深深的共鳴：“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涼之霧，遍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寶玉而已。”“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總之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被打破了。”過去，我們總是將這些精闢論述僅僅視為魯迅先生對於《紅樓夢》的獨特體驗，殊不知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對話與共鳴，換一個角度，這也是《紅樓夢》悲劇精神引發魯迅生命悲劇意識的思想結晶，並已成為魯迅藝術生命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已注意到了巴金、茅盾、張愛玲、白先勇等小説名家接受《紅樓夢》創作經驗的事實。還有一些作家則徑直自我告白，比如李説對他創作“影響最大的是《紅樓夢》”，茹志娟説她“覺得這部書有汲取不完的養料”，菡子則認為“如果要寫小説，曹雪芹的手法總該一點一點地去學”。……所有這些，都説明《紅樓夢》與現代小説之間並沒有古今時代的隔閡，現代作家應該而且可以將紅樓遺産轉化為文學創作的精神基因和血液。
在對《紅樓夢》的續作、倣作與借鑒的三重取向中，續作被反覆證明是一條死衚同。而借鑒——通過借鑒而創新，尚有可能登達理想的彼岸。鑒此，需要紅學界與小説界攜起手來，密切協作。一方面紅學界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僅僅關注過去，而同時要關注現實與未來；不能滿足於對《紅樓夢》的批評與闡釋，而同時要直接參與對《紅樓夢》精神價值現實轉化的研究。具體地説，可以在“本”、“源”、“流”三個層面同時並進，尋求突破：
一是“本”的研究，即對《紅樓夢》自身藝術創新精神和原理的研究。《紅樓夢》的成功之要在於現實性與超越性，即形而下的生動性與形而上的深邃性的完美統一，並通過開放性的象徵體系表現出來，在此統率下，作者能將紅樓藝理與紅樓哲理、世俗形象與神性形象、現實時空與魔幻時空、生活故事與意念故事、敘事模式與抒情模式、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歷史邏輯與情感邏輯、經驗之美與超越之美有機地融為一體。從某種意義上説，《紅樓夢》就是一部蘊含人類生命及其存在意義的文化寓言，所以《紅樓夢》具有無可窮盡的重釋性，正如著名作家宗璞先生所言：“《紅樓夢》是一部挖掘不盡的書，隨著時代的變遷，讀者的更換，會産生新的內容，新的活力。它本身是無價之寶，又起著聚寶盆的作用，把種種的睿思，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圍，發出耀目的光輝。”（王蒙《紅樓啟示錄》序）有鋻於此，我們應該通過對《紅樓夢》的藝術創新精神和原理全面系統深入的理論總結，為小説創作界提供有益的參照和啟示。
二是“源”的研究，即《紅樓夢》如何充分吸納前代文學及文化遺産並實現價值轉化的成功經驗的研究。《紅樓夢》可謂集中國小説、文學、文化之大成，從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直至民俗文化，都曾在《紅樓夢》中留下了精神烙印；從諸子散文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乃至對聯，都為《紅樓夢》所借鑒；從六朝誌怪、唐代傳奇、宋元話本，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四大奇書，也都為《紅樓夢》所取法，然後融會貫通，渾然一體，臻于爐火純青之境，其中的成功經驗對於21世紀的小説創作來説具有直接的借鑒作用，因為後者同樣面臨如何更好地吸取前代文學和文化遺産實現精神價值現實轉化的問題。
三是“流”的研究，即後代續作、倣作、借鋻於《紅樓夢》的成敗得失之經驗教訓的研究。如前所述，《紅樓夢》自問世至今，續作者近100種，倣作者20余種，至於借鑒者，可以説歷代有成就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從中吸取了精神養料。然而其中的成敗得失究竟如何？對此作系統梳理和理論總結，應該成為《紅樓夢》接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應該成為《紅樓夢》精神承傳史研究的核心內容。
另一方面，對於小説家來説，也應主動關注紅學研究的進展，尤其要關注以上有關“本”、“源”、“流”三個層面的具體研究成果，努力使自己對《紅樓夢》藝術智慧與精神資源的攝取和融通，從自發進入自覺，從表層進入深層，從局部進入整體，然後融合自己的創作經驗，貫古通今，推陳出新，真正實現紅樓精神價值的現實轉化。值得欣喜的是，一些著名作家已經在創作之餘，加入了紅學研究行列，並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新見，王蒙先生的《紅樓夢啟示錄》即是其中引人注目的成功範例。可以相信，學者與作家們的攜手合作，相互溝通，相互激勵，將在這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我們衷心期待著21世紀的中國小説創作能在繼承和借鑒《紅樓夢》的基礎上超越紅樓藝術高峰。
《光明日報》2001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