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也就是王蒙的《戀愛的季節》剛出版不久，北京大學一個古典文學博士對我説：“這位王蒙大叔實在該收筆了，再這樣寫下去，前半生的英名也會糟蹋盡的。”
當時因為忙於生計，沒有拜讀該書，但我極不願意相信這樣的話，我想這多半是天之驕子的刻薄和危言聳聽，或者是以古典文學的美學標準來衡量當代文學導致的審美差異，憑王蒙先生的聰明才智和多年的文壇縱橫經驗，他寧可不寫也不會製造次品。
而今，“季節”系列在經過“失態”和“躊躇”之後走向“狂歡”，這四部曲的最後一部《狂歡的季節》又獲得了《當代》“拉力賽”的第二站冠軍，準備競爭年終的10萬元文學大獎，王蒙大叔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變成了王蒙大爺，想來應該成為一個可敬可愛的智慧老人了，這樣的大著不讀，對不起作家，對不起文學，更對不起自己的興趣，於是從《當代》編輯部求來發表在第二期上的“狂歡”，又從書架上找出早已存下的“季節”的前三部，拭目凈手、寧神定氣之後，準備享受這份“藝術大餐”。
然而我絕沒想到的是這份大餐竟然如此難以下咽。我非但沒有享受到大塊朵頤的“狂歡”，連小菜的清爽和拼盤的雜拌味兒也沒有嘗到。大量充斥和流溢全篇的是陳年思想的溲氣和語言垃圾的難聞之味。我極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感覺，這種感覺出現在王蒙身上太讓人失望。是不是我的味覺器官和消化系統出了毛病，藝術感受能力鈍化，以至於欣賞不了如此的美味?我刷了牙，用濃茶清理了腸道，依然被那些難聞的氣味困擾。我強忍著難受看完“狂歡”，回頭再看前三部。我極希望這是一種錯覺，能在前三部中找回王蒙原有的深刻、新奇和驚警，然而我在“戀愛”中看到是一個業已有成的作家的“自戀”，在“失態”中看到的是被歷史淹沒的忸怩作態，在“躊躇”中看到是的思想的麻木和藝術思維的猶豫不決，再加上“狂歡”中的自我重復和文壇投機舊聞，整個四部曲給我的總體印像是：一個頗富經歷的老作家在陷入機械回憶時的思想水鼓症，一個很有智慧的大作者在僵守藝術風格時的狂妄“失語症”。
王蒙決不是一個思想貧乏的作家，在四部曲之前，他的許多作品往往以思想取勝，《活動變人形》、《堅硬的稀粥》都是深含思想的篇什，就是四部曲裏面，也時有思想的火花，問題是王蒙把這些思想的火花無節制地放大了，一隻蠟燭點燃出精粹的火焰，王蒙卻要把它做成一個直徑數十米的燈籠，人為地裹上幾層朦朧的彩紙，自以為增加了思想的厚重與深刻，其實不過是給一勺米飯加了兩桶水。歷史本身足夠沉重，但需要思想的照耀，需要作家的重新審視。王蒙面對歷史時似乎失去了思辨的銳利與機敏，只是把一些“小道理”用大量的語言鋪陳反覆吟唱，在平庸呆板的情緒波動中故意製造現實與歷史的交錯、時間與空間的紛繁，為了達到“白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效果，只好虛張聲勢，殺雞擺個老虎陣。從四部曲的時間界限而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中國歷史有許多尚未廓清的事實和思想，王蒙作為一個親歷者既然觸動這段歷史，理應以小説的方式進行深層的爬梳和思辨，這其中當然包括對歷史人物的重新認識，可是四部曲展示給人們的無異於對歷史事件的抄襲，無異於對歷史人物的拙劣模倣，用大段大段當年的公文語言和政治詞彙來重述一個又一個人物的經歷，用歷史上流行的口號來表達對歷史人物的感情，這怎麼能算得上是小説，尤其怎麼能算得上是王蒙的小説?這一切手段都是王蒙本人曾經大力呼籲反對和制止的呀!四部曲的確可以説是王蒙的思想隨筆，但由於思辨的膚淺和裝腔作勢，它遠沒有達到十幾年前“反思文學”的深度，更談不上超越，就是拿它與王蒙自己的具有反思特點的小説比，也是一個倒退。也許“反思文學”中的許多思想談不上深刻與博大，但它們純粹、真誠，決不用思想水鼓症唬人，更不用“失語症”的大話來騙人，藝術的“失語症”與思想的“水鼓症”同樣害人害己。
王蒙的“失語症”早在四部曲之前就有批評家提出過，張志忠還就“失態”中表現出的“對文學的輕慢和失態”寫過專文，可王蒙不但沒有控制，反而愈演愈烈。也許批評家的意見對王蒙來説算不了什麼，就像海明威和斯坦貝克瞧不起批評家的意見一樣。然而批評家並不都是在放屁，其中也不乏逆耳的忠言。王蒙的調侃、幽默曾經使他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高標獨立，王蒙的語言創新意識也使他的小説一度卓異於群龍之上，但四部曲中的調侃和幽默變成了無聊的油滑、插科打諢和自説自話的囈語，把許多意義相近的單詞、短語、長句組接在一起，看似語言瀑布奔騰而下，讓讀者感受到一種江河萬里、日月乾坤的壯觀景象，其實空洞無物，可説是一堆語言垃圾，其中文理不通、邏輯不順、內涵和外延混亂的字、詞、句俯拾即是，連詞彙的賣弄都算不上。賣弄詞彙的人大多能分清起碼的邏輯關係，而王蒙在“失語症”發作的時候則完全思維模糊。王蒙不管模糊不模糊，混亂不混亂，順勢寫來，行雲流水，下筆萬言，對他來説那決不是失語，而是天才的迸發，是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又一次偉大創新，是神賦靈感的又一次顯現，求之不易，得之更難。有些批評家説三道四，不是不懂藝術，就是嫉妒成性，當然也可能是受了“某派”的指使，想通過文學批評的方式把我王某人置於死地而後快，我王某人清醒得很，決不會上你的當。我的小説語言造就了我的藝術風格，我的藝術風格就是我的生命，絕對不能改變的。於是洋洋120多萬字的四部曲成了王蒙截止目前“失語症”發作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當然也是病得最重的一次，已經重到了諱疾忌醫的程度。
因著“失語症”和“水鼓症”，其他並發癥也出現了。四部曲可以説是一部小説，用小説的方式表達了許多小説的觀念，比如小説家的自我重復和自我抄襲，這是王蒙所不齒的，可是在“狂歡”中偏偏就有一例：錢文坐火車赴邊疆的路上展開意識流，這不是《春之聲》的翻版嗎?這樣的“自我抄襲症”怎麼能出現在王蒙身上呢?另外，在王蒙的修辭格中，大量出現了引用，毛主席的詩詞、古典詩詞不説，連侯寶林的相聲、張中行的文章都不放過，這種“合法侵權症”也是王蒙應該做的嗎?王蒙既是文壇領袖又是政界中人，對文壇和政壇的事當然知之甚多，所以他寫的《不成樣子的懷念》等散文反響強烈。其實從一定意義上説四部曲是文壇舊事的另一個版本，或者説是另一種文體的再現，這樣寫來，同一題材王蒙就有兩種表現方式，可我想請教王蒙先生本人，這算不算是一種“文體變通症”?
“失語症”和“水鼓症”相輔相成、互為依託，再加上並發癥，四部曲極像是一個患了水腫病或尿毒症的肚子，鼓得又圓又大，可是，裏面真貨色很少，要是下得去刀的話，放了水也許還能剩點東西，三四十萬字足夠，絕不需要洋洋四大卷的。聰明如我們的作協副主席王蒙先生者未必不知道這一刀砍下去的後果，可他還是寫了120多萬字，人們只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120萬字，主人公錢文，錢——文——，錢就是文，文就是錢，這有什麼好驚訝的呢!
王蒙是非常贊同“文學是大便”的觀點的，大便的品質有高有低，有幹有稀，就拉稀而言也有三個“境界”，一是“跑薄糞”，二是“水泄”，三是“膿血”。從王蒙的整個創造過程看，他應該已經過了“跑薄糞”的階段。“水鼓”、“失語”與“水泄”是一脈相通的，四部曲已經到了“水泄”的程度，接下去會怎麼樣，要看王蒙自己的了。
人民網 2001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