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我和出席全國兒童文學創作討論會的代表們一起，參觀了剛剛開館不久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

    進入展廳之前的過廳兩側，作家們停留的時間最長。原來這裡有兩幅長18米的巨型油畫分挂兩側，左側為《中國現代文學名著中的受難者》，右側為《中國現代文學名著中的反抗者》，形成了一個讓人留連沉思的文學人物形象的畫廊。在這裡，我看到了跪在地上畫圓圈的阿Q，被打斷腿的孔乙己，拉洋車的祥子，日出前自殺的陳白露……也看到了慷慨就義的夏瑜，處於從“五四”到“五卅”的時代怒濤激蕩中的倪煥之，衝決封建大家庭的熱情的覺慧，在人鬼之間流徙幻變的喜兒……這些凝聚了時代的苦難和烈火，灌注著作家的心血和感情的文學典型，是我早已熟稔的，瞥一眼我幾乎就能看清他們衣服上的皺折，感知他們靈魂裏顫抖的絲縷；但是，當他們以視覺可觸的繪畫形象集中地呈現在我面前時，還是給了我強大的、多少有些久違了的感情衝擊！特別是和文學形象穿插在一起的左聯五烈士的身影，使我不禁想起了中學時代就已經從課本上背誦下來的魯迅的名文裏的名句：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

    是的，我們的現代文學，從根本上説，“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

    魯迅的這些話和我眼前的濃縮在油畫裏的苦難者和反抗者形象的群像，共同揭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嚴肅的戰鬥的主題和深廣的凝重的社會生活內容。當然，中國現代文學名著中塑造的人物，並不只是這兩種形象，而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林林總總的人物，表現了中國現代生活的無比豐富的多樣性。所有這些成功的人物典型，都或隱或顯、或遠或近地反映著它們和中國革命、社會變革的聯繫，都有著獨具的社會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只有苦難者和反抗者的形象，最集中、最鮮明地反映著我國現代文學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歷史進程的緊密聯繫，反映著我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們和人民大眾的血肉相連、命運相依的關係。

    凝視著散處在園林不同角落的13尊現代大作家的雕像，我突然産生了一種想探究和揣摩他們的內心世界的衝動。這些絕大部分已經走入了歷史的現代作家，不少是剛才我所看到的那些不朽的文學典型的創造者。他們為衝決黑暗的網羅，創造光明的世界吶喊了一生，奮鬥到最後一息，現在是被鑄塑在這青草地上，披覽湖色天光，享受鳥語花香，接受後人尊崇的禮讚了。如果他們還在思考，面對今日的中國，面對21世紀的世界，他們會對我們這些文學事業的後來者説些什麼呢？時代不同了，社會的變遷，世道人心的移易，已經使得文學的主題，作家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文學，在價值取向上，能從文學前輩那裏得到什麼有益的啟示嗎？

    我想起了沒有來得及看到現代文學館新館落成的現代文學館館長李的一段話，那是他80年代初在雲南芒市對文學愛好者説的。他坦然回答人們對他五十年代初的名作《不能走那條路》的詰難，説：“對互助合作怎麼評價是政治家的事，是歷史學家的事，我是作家，只能以藝術的良知説話”。他講了他對人吃人的舊社會的憎惡，講了他看到土地改革後農村出現的兩極分化的苗頭的擔憂，講了他對貧苦農民的同情，講了《不能走那條路》是他對當時生活獨立思考的結果，主要人物和情節都有生活依據。他堅定地，充滿感情地説：“左”的文藝思想流毒要肅清，“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丟，作家的藝術良知應該體現在反映龍騰虎躍的生活，傾訴人民大眾的呼聲。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無論社會如何變化發展，我始終認為中國人民決不能再走人剝削人、人吃人的路，不能走富一家窮千家的路！無論文學家還是藝術家，不能走精神貴族的路。脫離生活的路不能走，也走不通！”就這樣，李以“不能走那條路”為題，語重心長地結束了那一次講話（參閱陳志鵬《李在芒市》一文）。

    生活和文學的發展變化，證明了李在二十年前的這次講話具有極大的預見性和敏感性。他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對我們文學的創作思想和良知，直率地表達了一個人民作家、黨員作家的觀點。這是一個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革命的、進步的傳統哺育下成長起來，又以自己堅實的創作實績去發展、豐富這傳統的傑出作家的誠摯的告白，堅定的宣言，也是他一息尚存、踐履不已的人生觀和藝術觀。剛剛對現代文學名著中的受難者和反抗者群像作了動人心魄的巡禮之後，李的這些話，沉沉地叩打著我的心扉，使我簡直覺得，這是提攝了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的精魂發出的貫穿世紀末並射向新世紀的一支響箭。迎受這箭簇是會有點痛的，但也會有拔出於昏聵和衰靡的警醒！

    我在文學園林裏徜徉著，和沉默的文學大師的雕像進行著心靈的交流，一種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充盈心田，一種永恒的、神秘的召喚激動著我。我想起剛剛參觀過的那一個個作家的縮小了的工作室，在那裏我是怎樣地為作家精細而艱苦的勞動所打動，我所知道的那些關於作家的勞動的智慧、技巧的故事，那些關於藝術美的孕育和締造的故事，因得到了真實的工作場所和勞動器物的印證而倍感親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館簡直就是一座微縮得極為精緻的文學“夢工廠”。但是現在，當我佇立在帶著館標的巨石前對它作整體的估量和思考時，那些有關作家的特殊的勞動的具體的細節，那些關於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結構、語言等等的講究和研討，似乎像晶瑩的星光消失在輝煌的日出中一樣，在現代文學館給予我的整體的思想強光的照耀下暫時地隱退了。是的，不止一個傑出的作家説過，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藝，也不是職業，而是一種使命，一種召喚，它要求選擇了這一工作的人嚴肅地對待它，純潔地侍奉它。因此，文學的技法是不能輕忽的，但更加不能輕忽的是作家對文學事業的根本的看法和態度，是作家公忠恤民之心，為人為文之道。對於一個作家成就的大小，工作的成敗，這更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東西。

    現代文學館南大門外，那塊來自山東海邊的重達50噸的花崗岩兩面，鐫刻著現代文學館的建館倡議人巴金的名言。背面的這一句現在正展開在我面前：“我們的新文學是表現我國人民心靈的豐富礦藏，是塑造青年靈魂的工廠，是培養革命戰士的學校。我們的新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傳給別人”。

    這些話，比負載它的花崗岩巨石還要重，比照亮它的六月的艷陽還要熱。它像是給結束這一次參觀即將離去的作家們的一個臨別贈言，也像是文學園林中那13座沉默的作家雕像推舉唯一的健在者替他們全體向所有的文學後輩發出的一個囑咐。

    帶著這贈言和囑咐，我們珍重地上路了。

    《光明日報》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