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似乎從未像在今天這樣幸運，又似乎從未像在今天這樣不幸。當新聞媒體、出版社和網際網路把文學和關於文學的消息、事件送到千家萬戶、呈現在報紙、電視和電腦螢幕上時，比起那些沉埋多年才得承認的作品，今天的文學無疑是當然的幸運兒。但如果仔細審視一下，則不難發現這些紛擾的文學消息和事件背後的炒作、矯情和故作姿態，不難看到在這文學的表面繁華背後的空洞的品質和虛妄的幻象。這時，文學又成為絕對的不幸者。
之所以稱此時的文學為不幸者，首先在於它已然放棄了自身的職責———燭照人生，抒寫情懷，認知社會，追求自由和幸福；在於它全然背離了美學上的追求，不再去創立偉大的悲壯或優雅的靜美，不再去塑造靈魂的雄奇和人性的深邃，而熱衷於扎向頹廢與陰暗的局隅，傾心於幻想中的絕望和虛妄中的自由。文學的私人化，人生和美學追求的下行性，對於理性和知識的信任的破滅感，對於歷史和人類的前進可能的虛無主義態度，凡此種種現代社會中的負面力量能夠加諸文學的否定性影響，在今天的文學圖景中都不難看到。各種蔚為一時風景的“新思潮”，都未能在當代的文學圖景中增添新鮮和蓬勃的力量。
文學之所以成為不幸者，更大程度上在於它在市場的銷售數量和媚俗的大眾化的口號的壓力下充當表演者，充當商業炒作的惺惺作態者，充當市場利潤和暴發戶意識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買辦”。在暴得大名的文學明星身上，在幾乎家喻戶曉的暢銷小冊子裏，我們看到的是掩蓋在形形色色的説法和謊言背後的物質慾望和商業利益。所謂“明星作家”、“主持人作家”、“美女作家”等等，其文學批評意義或美學意義上的界定功能要遠遠小于在商業炒作意義上的作用。
文學最終成為不幸者，在於寫作和表達都喪失了誠實的嚴肅性，寫作者不再是面對自己的心靈和自己熱愛的世界發言，而是為金錢、利潤驅使，被限定在近乎自我藻飾的商業炒作概念中包裝推出。從文學史上看，嚴肅的寫作者首先是面對自我的心靈進行探索的人，首先是面對廣闊的社會生活、博大的文化文明和深邃的人類本性進行探索的人。他探索，他追問，他學習，然後他表達，他寫作。這是寫作者的本真的態度。在此之外的寫作者的附加標簽，往往是寫作和表達之外的事物，如果不是大膽的商業演出，或許就是虛妄的自我吹捧。
誠然，刻畫我們這個時代特徵的名詞中從來就不缺乏“商業化”、“市場化”或“炒作”和“運籌”這樣的字眼。更為“大氣”和“雄偉”的名詞還有“資訊化”、“全球化”、“網路化”、“一體化”。在它們的後面，還有更嚴密和精深的言説，比如“後現代主義”、“後工業社會”或“網路世紀”等等。這些“特徵名詞”背後的潛臺詞往往是銷售量、市場佔有率、説服性廣告、超額利潤，乃至價值的消解、中心的喪失、嚴肅性的顛覆、文化的自由，等等。
這些特徵的刻畫中都包含著多多少少的真理，我們面對的的確是這樣的名詞的碎片拼合的斑駁圖景。但如果談到文學的話，這些用來描述我們的時代特徵的名詞並不應當必然地成為我們的時代文學的特徵詞。恰恰相反，偉大的文學———如果可以提出這個“大詞”的話———應當能夠保持對於理性和知識的信念，有勇氣、有信心或説有抱負去超越這些不可一世的名詞，統攝起破碎的現實感，而不是將自己當作破碎的鏡像中鑲嵌的虹彩：看似光怪陸離，實則殘缺不全，只能扭曲著閃爍，無法聚合起光明。
偉大的文學，往往始終保持著對於理性和知識的信心，而不會沉溺于對於歷史和記憶的虛無主義態度，因為力量的源泉，或許只能存在於此。如亞裏士多德所説，“求知是人類的天性”，或者如黑格爾所説“知識是唯一的救星”。而今天文學中近乎自覺的虛無主義理念，只是肇端于對於歷史和知識的一知半解的把握。沒有經歷過理性主義訓練的非理性主義的氾濫，沒有浸潤過歷史的博贍豐厚的非歷史主義的淺薄膚泛，造成了文學的無力和虛弱。如果説源自西方的非理性主義潮流是對其有兩千年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抗，如果説“棄聖絕賢”的“知識虛無主義”是在廣博的知識探討之後的認知，我們或許更容易理解真正的力量所在。就力量而言，反戈一擊的“叛徒”才是有力的勇士，追隨潮流的“尖叫”只是神經質的表演。在這一點上，西川説得非常清晰：“知識是沉思的助手。如果它僅僅是它，它便是死的，但如果它進入生命，進入靈魂，它便能夠結出碩果。”
偉大的文學，它在急劇變動的時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現出雄渾博大的整合的力量，表現出殫精竭慮的搏鬥的跡象。這往往是因為偉大的寫作者既保持著對人性的尊重和對人類自由的熱愛，也深知人類取得進展的艱難，以及為此而鬥爭需要支付的巨大代價。希臘悲劇中英雄的無奈、絕望和抗爭，莎士比亞戲劇中主人公面對的深沉的掙扎和嚴酷的拷問，歌德對於德國民族文學中強勁、健康和有力的素質的召喚，托爾斯泰晚年拋棄一切甘願重新開始追問的無畏，魯迅對民族文化的析骨瀝血的剖析，這些偉大的作者的努力，無不體現出人類前行的歷史的悲壯，同時也袒露出偉大的文學內部的優秀素質：不可動搖的果敢，為認知自身而承受的苦難掙扎，以及欲建立使人性挺拔的精神殿堂所必須具備的力量。
偉大的文學，那些在眾多苦難的時代使人類的精神前行的文學，必定面對生活、歷史和命運中的真實的難題，承擔起接受時代挑戰的重荷，為爭取人的自由和幸福進行前赴後繼的努力，醞釀薪火相傳的成就，並在這一進程中獲得峻刻而堅強的力量。歌德在德國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呼喚德國自己的民族文學，他反對的不僅僅是襲自法國古典主義的矯揉造作和刻板拘泥，他同時還反對那種戕害人性的柔靡不振和頹廢消沉。波德萊爾在對醜惡與頹廢的刻畫中，依然強調文學對於人的革命性的力量，依然試圖回答歷史與革命向他提出的問題。他曾經在巴黎的街壘上同壓迫勢力對抗；他在聲稱“從此不再介入人類的任何論爭”之後，仍然説“任何重要的問題又都會引動我的好奇和熱情”。這些內心中存有力量的寫作者，這些從艱難的歷史和文化進程中汲取到力量的寫作者，這些知道要保衛人的自由和幸福必須依賴這些力量的寫作者，才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偉大的文學的創造者。
猶如狄更斯筆下悖謬深重的時代，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個世紀，人類為改造這個世界付出了有史以來最為悲壯的努力；二十世紀又是價值破碎、意義消除的一個世紀，人類既有的一切幾乎都被懷疑和重估。二十世紀是偉大的世紀，又是所謂“偉大”成為“宏大敘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充滿歷史的悲壯和人性的壯麗的世紀，二十世紀又是歷史、人性、理性、價值完全被解構的世紀。這個世紀的一切，與我們的血肉相連，與我們的歷史相連，與我們的記憶相連。這個世紀的一切都在我們心中，但只有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寫作者，能夠建立起新的力量；只有偉大的文學能夠在這種時代中珍視自由、幸福和價值併為之而鬥爭。
世界和人生，這一體二面的構造，會堅持對於美、理性、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精深的時代理論和廢弛的人生態度不可能抹殺這種追求，商業化的寫作和市場化的表達也不可能阻止這種渴望。文學，真正的文學，偉大的文學，它的力量在積聚之中。而這種力量的源泉，來自一些偉大的人物和他們的信念和教導。康得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寫道：“啟蒙使人類從自我強加的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這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口號。”歌德在《浮士德》中以簡單的語言寫道：“人要每天每日去爭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與生活。”歌德的前輩萊辛在同樣描寫浮士德的一部戲劇草稿中則説得更為清晰：“你們別高唱凱歌，你們並沒有戰勝人類和科學；神明賦給人以最高貴的本能，不是為了使他永遠遭受不幸；你們所看見而現在認為據為己有的，不過是一個幻影。”
如果把“神明”理解為對真理的追尋的話，那就可以成為我們分辨“幻影”的利器，成為文學力量的源泉。
《人民日報》 (2000年09月16日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