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講演一定與眾不同，而名作家的講演就更與眾不同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兩週一次的定期講座，這天“人滿為患”，因為演講人是著名作家王蒙，而講題又是《挑戰與和解——小説與我們》這樣一個有趣的話題。

    3月18日上午9點一刻，記者來到現代文學館門口，離開講還有15分鐘，可讓記者吃驚的是400人的演講廳已座無虛席！3個大門門口也堵滿了人，保安還在緊張地調配著座椅。記者好不容易在偏僻的角落裏擠了個座。身邊一位老者説他是衝著王蒙來的；後邊一位小夥子是做生意的，他因為感興趣才來；門口一直沒座位的小夥子抱怨著：為了聽場講座一直站著，真犯不上！而演講臺上，舒乙館長已經陪著王蒙先生落座了。到底犯得上犯不上，聽完再説——

    “小説創造了永恒的世界，但現實地位卻可疑兮兮。”

    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現象的成果，和自然科學相比，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顯然不同。自然科學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新的代替了舊的，進步的代替了落後的。而文學就很難説在不斷被代替和進步———《詩經》、唐宋傳奇、《紅樓夢》是落後的？新新人類的小説是進步的？

    我們現在還眷戀著千年前的小説，她創造了永恒的世界。林黛玉現在有200歲了，可在我們心裏，她永遠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

    小説托載了人們的理想、表達對未來的憧憬和期待。而反過來，文學對人的精神作用太大了，《馬賽曲》能鼓舞法國大革命直至勝利，《湯姆叔叔的小屋》甚至引發了南北戰爭。連河北某縣在開幹部會的時候，都印發陸文夫的《圍墻》給大家學習，以增強對大家對幹部的認識。

    但小説在現實中的地位總可疑兮兮。林黛玉引用了《牡丹亭》裏的一句話，薛寶釵就對她“個別幫助”，而且她的這一觀念淵遠流長，小説總像狗肉上不了臺面。説起小説，就讓人想起“引車賣漿、誨淫誨盜”之流。總之，小説讓人産生戒心。

    小説天生挑戰社會

    小説處處體現著個人的獨創性，因此是不能相互代替的，有人喜歡讀張愛玲，就可以不看王蒙的小説了？那你就吃虧了！（笑）寫小説的人最可貴的是生活中的任何感覺都可以成為他作品的一部分。正因為小説是一種個人的“獨創性”産物，所以它既可能是超前的，也可能是個騙局。比如現代派藝術作品，一直有是否是騙局的爭議，而後現代更被多數人認為是騙局。

    小説尤其是長篇小説的創作，給讀者的不是一個結論、命題、口號或呼籲。它是把一個群體和社會、時代相互矛盾的種種現象展示出來。看完小説，你會覺得惶惑、充滿矛盾。這就對已經形成定規的社會提出了挑戰。但假如一個社會不能給人提供精神生活，這個社會就會垮臺。

    小説的浪漫性與現實生活的反差，也無意間形成了對現實的批判———最美的愛情都在小説裏，不讀小説，你會很慘，在現實中要丟分，可小説讀的多了也麻煩，按小説裏那樣做，很可能是個悲劇。羅密歐和朱莉葉就因為自殺才永恒、才美。為什麼寫愛情的小説多？就是生活中如詩如歌如畫的愛情太少。我們當然希望社會、國家和家庭永遠穩定，一個人守著另一個人過一輩子。但如此平淡的故事寫給誰看呢？一到小説裏，愛情的種子到處發芽，愛情的花朵到處開花，一抬頭、一個電話、一個門鈴聲都是愛情在向你召喚。被認為是誨淫誨盜的《紅樓夢》、《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十日談》等，就是屢禁不止。

    誰是真正喜歡小説的人？

    小説是虛擬的實現，起著宣泄和補償作用。小説會使在現實中很難操作的東西在紙上實現，而且更有魅力、更動人。比如愛情小説家並不是現實的情場老手，而恰恰是情場失意者，他們寫得最棒。你不是幻想浪漫自由的愛情嗎？但現實的困難會把你嚇回去。怎麼辦？去寫小説（笑）。

    從哲學意義上來説，人都是不自由的，一個人在獲得某种經驗的同時也失去了另一种經驗。但一個人又往往不滿足一種體驗，其實，人生活中的許多幻想能用小説虛擬地實現。不是沒經歷過戰爭嗎？盡情的在小説中虛擬吧。

    只是小説是對生活的抽象，把小説當成“汽車駕駛指南”去照著做不行。讀了金庸的書，就想上山修煉，讀完《少年維特之煩惱》就去自殺，可歌德80多歲了還有個18歲的女朋友吶，千萬別上了小説家的當。

    真正喜歡並讀懂小説的人，他的社會生活一定有兩面性———他是個現實的人，但又能超出現實，對人類精神框架予以關注和興趣。

    “我是真的作家”

    演講結束，提問者眾多。

    “什麼是真正好的小説？”王蒙説，好的小説是不拘一格的，你讀後有收穫，會在情感上、思想上受到啟發，而且還能引發不斷的思索，這樣的作品起碼不壞。

    對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王蒙評價説，中國當代文學仍處在世界文學的邊緣地帶，很多作家如張賢亮、張潔的作品被翻譯出去，但能在世界文壇上引起轟動和強烈關注的至今沒有。

    對如何理解“作家是社會的良知？”，王蒙認為這樣説不全面，他説只能説一部分作家是社會的良知。社會上有很多“消費型作家”，寫作就是為了賺稿費，而新生代們甚至討厭成為“良知”。只能説，我們期望作家是社會的良知，而他是不是“良知”要經過長期的考驗，有的作家只是“作良知狀”。至於我個人，我是一個積極投入社會生活、入世很深的人，但創作時是個虛無縹緲、精神遨遊的人，我覺得我是真的作家。

    12點了，記者隨著聽眾離開了文學館，而王蒙還在演講廳為排著隊的讀者簽名。

    《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