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他總是騎著自行車到我這裡來，他一般不進屋，只在園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當這時，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或者是寫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當這個時候他總沒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時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讀者——他總沒有忘了讓我分享他的創作的喜悅。這時我請他進屋，我們一道喝茶品詩，或者欣賞他的書法，往往到了燈火闌珊的時節。也有的時候他並不進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騎車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説新語》中的“王子猷居山陰”，頗有“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神韻。我一直認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們的這種交往在他的《梅棣詩詞集》裏留有痕跡，其中《訪謝冕談詩不遇》：“新詩改罷待評論，相訪高樓子應門。道是阿爹忙教學，昨朝冒雨下黃村”，記的就是許多這類交往中的一次。
我們習慣了都喊他“大師兄”。其實我們當學生時，他已是教師身份，給我們講過課，也輔導過我們，是名副其實的老師。只不過是北大中文系有個特點，大多數同事都畢業于本係，都是先後的師生、同學的關係，在稱謂上老師輩均稱先生，同學輩則直呼其名，這是慣例。這樣就出現了“標準”的問題，陳貽焮先生於是就成了“師生”還是“同學”的“分界線”。在他以前是年紀較長的，即自馮鐘蕓、吳小如先生以上直至遊國恩、王力先生等，是師輩；陳貽先生往下是同輩。“大師兄”就這樣叫開了。
其實“大師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們這樣稱呼他除了有同輩的親切之外，還含有對師輩的尊敬在內。陳先生對於我個人來説，始終是讓我敬重的師長，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這樣，他以亦師亦友的身份走進了我漫長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長，畢業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師兄，我總覺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顯然並不以為意，甚至還有點喜歡這稱呼。不論怎麼説，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這一生中無可替代的、終生難忘的良師益友。
他也經常邀我去他那裏喝茶。那時他住鏡春園。一座清雅的小園，門前是一道垂花門，進屋穿過一條不長的遊廊，直抵他的書房。我們被圍在四廂的書中，享受著週遭的寂靜。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臨窗，考古論今，不覺日斜西山，蛙聲起于四野。像我這樣能夠經常流連于陳先生的書房的人，恐怕不會很多。我生何幸，能夠有此殊榮！
陳先生的專業是古典文學，而我的專業則是現、當代文學。常言説“隔行如隔山”，何況我們中間隔著長長的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説這些古典文學的輝煌！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幾乎無話不談，當然談得最多的、經常性的話題則是詩和文學，也時常論説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論世，總以格調和氣節為品評的標準。奇怪的是，我們的見解竟是這樣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氣相投”這樣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學的專家，又是詩人。他寫的是舊詩，各體都寫，而且各體都寫得順手嫺熟。有一段時間他癡心於寫五言排律，他在這種智慧的文字運作中得到滿足。陳先生一面教學做研究，一面又創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他沒有一般做學問人的那種“愁苦”，他總是充滿了樂趣，探知的樂趣，理解的樂趣，創造的樂趣。
他的詩頗得唐人神韻。也許是我的偏愛，我以為在古今各體中，他的七絕不僅寫得清麗，而且韻味深長。陳先生知道我不會寫詩，但他認為我懂詩。所以他有了新的創作總沒有忘了找我，聽取我的意見。他的這種信任感，很讓我感動。我通常也不辜負他的這種信任。我總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閃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當此時，我們都有一種“知音”的欣喜。這種對於詩的尋覓和理解，無形中使我們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認識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中，多數人並不關心也不了解中國當代文學。陳先生是少數的例外，他的關心和諳熟中國當代文學，在古典文學界是很突出的。他不僅關心、而且相當了解中國當今創作的實況。更為讓人驚喜的是，除了寫舊體詩之外，他還寫小説。早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在當時的《北京文學》上讀過他的歷史題材小説《曲江踏青》。作為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陳先生是有點與眾不同，他不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對象，而且在這種研究中進入了古人生活的時空，感知他們的品性與情感，把他所了解的歷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現出來。他是始終生活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瀟灑，王維的淡泊，李商隱的瑰麗，都融進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學問。
其實在開始時，我和陳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説不上深交。我們的來往多了，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學校裏的秩序開始變得不正常起來以後。這種“不正常”，簡而言之，即是不讓學生正常地學習，不讓教師正常地研究和教學。不間斷地、變著花樣地驅趕著師生從事各種各樣的與學習不相干的“運動”。我和陳貽那時都置身於這樣非正常的環境中。仿佛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接連不斷的學術批判運動，反而使我們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樣急風暴雨式的非常時期，也沒能中斷聯繫我們心靈的紐帶。
那時我們的處境大抵相似：頭上有懸劍，以“帶罪之身”做事。我們一方面要承受著不斷變著花樣的“階級鬥爭”的壓力，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樣的指令幹活。我常嘆當日的我們，甚至比一邊挨著鞭子、一邊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為牲口沒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論環境如何惡劣，我們都沒有忘了我們的教師身份；不論處境如何，只要是事關教書育人的，我們總盡心地、甚至是忍著屈辱地去做。記得當年，工農兵學員進校了，要進行“開門辦學”，這事輪到了我和陳先生的頭上。我們都做了，我去了雲南，他去了山西。在鯉魚洲“五七幹校”，我放牛，他用牛。我們的友誼是在非正常的年代裏結下的。
動亂的歲月結束了，我和陳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學術研究中來。日子開始變得正常起來了，我們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歲月，我們的日子過得緊張而充實。社會大動蕩一結束，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了書桌前，擯棄一切的應酬，以驚人的意志與毅力，開始了《杜甫評傳》的寫作。自1979年至1984年，歷時五個寒暑，終於完成了百餘萬字的煌煌巨著。儘管有李慶粵先生的全力支援，他還是為此而喪失了大部的視力。
我們都在忙各自的事。但不論多麼忙碌，我們來往依舊，談詩和欣賞書法依舊。他從鏡春園遷家朗潤園，朗潤園的書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為我們之間這種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歷時四十余載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會無限地繼續下去。但風雲不測，人事無常，終於有一天，人們告訴我：大師兄病了！陳先生身材魁梧，體魄強健，聲如洪鐘，樂觀、放達、充滿了生活情趣，不論從生理的還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會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我是不會安慰人的，對於至親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無時無刻不想著他、念著他、在心的深處默默地祝禱著他。我盼著他的康復，盼著有一天，我們重新坐在朗潤園他那竹影搖曳的窗前品詩論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給我的飄香的茶！我一直這麼幻想著。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邊遇到他——他坐著輪椅由人推著——可是，陳先生已經認不出我了！這是一次讓我絕望的打擊。也許是我自私，我想，藥物既不能喚醒陳先生對以往一切的記憶，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傷感又能有甚麼？大師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灑脫，你該不會責怪我對你的“忘卻”的吧！
那時，陳先生還在他的靜靜的湖邊的一隅，過著他靜靜的病中的日子。那時，恰好我接受了一個任務，為紀念中國文學五十年的發展而選編一本詩集。為了表達我對他的懷念和敬意，在這本有意義的書中，我選進了他的詩。這一切，也許大師兄病中並不知情，但只有這樣，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為他做的，也只能是這樣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別大廳！大師兄躺在鮮花之中，他已經無知無覺、不悲不喜。而在我，卻是永遠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師和朋友！我多麼慚愧，我和他神交數十載，談詩無數，終究不能從他那裏學到做詩的本領。在這篇紀念文章的最後，我想起了葛曉音寫的悼詩，她説：“慈訓何時敢忘之，終慚駑鈍不能詩”。然而，她畢竟寫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終究未能！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