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他總是騎著自行車到我這裡來,他一般不進屋,只在園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當這時,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或者是寫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當這個時候他總沒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時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讀者——他總沒有忘了讓我分享他的創作的喜悅。這時我請他進屋,我們一道喝茶品詩,或者欣賞他的書法,往往到了燈火闌珊的時節。也有的時候他並不進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騎車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説新語》中的“王子猷居山陰”,頗有“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神韻。我一直認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們的這種交往在他的《梅棣詩詞集》裏留有痕跡,其中《訪謝冕談詩不遇》:“新詩改罷待評論,相訪高樓子應門。道是阿爹忙教學,昨朝冒雨下黃村”,記的就是許多這類交往中的一次。
我們習慣了都喊他“大師兄”。其實我們當學生時,他已是教師身份,給我們講過課,也輔導過我們,是名副其實的老師。只不過是北大中文系有個特點,大多數同事都畢業于本係,都是先後的師生、同學的關係,在稱謂上老師輩均稱先生,同學輩則直呼其名,這是慣例。這樣就出現了“標準”的問題,陳貽焮先生於是就成了“師生”還是“同學”的“分界線”。在他以前是年紀較長的,即自馮鐘蕓、吳小如先生以上直至遊國恩、王力先生等,是師輩;陳貽先生往下是同輩。“大師兄”就這樣叫開了。
其實“大師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們這樣稱呼他除了有同輩的親切之外,還含有對師輩的尊敬在內。陳先生對於我個人來説,始終是讓我敬重的師長,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這樣,他以亦師亦友的身份走進了我漫長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長,畢業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師兄,我總覺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顯然並不以為意,甚至還有點喜歡這稱呼。不論怎麼説,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這一生中無可替代的、終生難忘的良師益友。
他也經常邀我去他那裏喝茶。那時他住鏡春園。一座清雅的小園,門前是一道垂花門,進屋穿過一條不長的遊廊,直抵他的書房。我們被圍在四廂的書中,享受著週遭的寂靜。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臨窗,考古論今,不覺日斜西山,蛙聲起于四野。像我這樣能夠經常流連于陳先生的書房的人,恐怕不會很多。我生何幸,能夠有此殊榮!
陳先生的專業是古典文學,而我的專業則是現、當代文學。常言説“隔行如隔山”,何況我們中間隔著長長的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説這些古典文學的輝煌!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幾乎無話不談,當然談得最多的、經常性的話題則是詩和文學,也時常論説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論世,總以格調和氣節為品評的標準。奇怪的是,我們的見解竟是這樣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氣相投”這樣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學的專家,又是詩人。他寫的是舊詩,各體都寫,而且各體都寫得順手嫺熟。有一段時間他癡心於寫五言排律,他在這種智慧的文字運作中得到滿足。陳先生一面教學做研究,一面又創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他沒有一般做學問人的那種“愁苦”,他總是充滿了樂趣,探知的樂趣,理解的樂趣,創造的樂趣。
他的詩頗得唐人神韻。也許是我的偏愛,我以為在古今各體中,他的七絕不僅寫得清麗,而且韻味深長。陳先生知道我不會寫詩,但他認為我懂詩。所以他有了新的創作總沒有忘了找我,聽取我的意見。他的這種信任感,很讓我感動。我通常也不辜負他的這種信任。我總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閃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當此時,我們都有一種“知音”的欣喜。這種對於詩的尋覓和理解,無形中使我們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認識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中,多數人並不關心也不了解中國當代文學。陳先生是少數的例外,他的關心和諳熟中國當代文學,在古典文學界是很突出的。他不僅關心、而且相當了解中國當今創作的實況。更為讓人驚喜的是,除了寫舊體詩之外,他還寫小説。早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在當時的《北京文學》上讀過他的歷史題材小説《曲江踏青》。作為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陳先生是有點與眾不同,他不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對象,而且在這種研究中進入了古人生活的時空,感知他們的品性與情感,把他所了解的歷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現出來。他是始終生活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瀟灑,王維的淡泊,李商隱的瑰麗,都融進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學問。
其實在開始時,我和陳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説不上深交。我們的來往多了,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學校裏的秩序開始變得不正常起來以後。這種“不正常”,簡而言之,即是不讓學生正常地學習,不讓教師正常地研究和教學。不間斷地、變著花樣地驅趕著師生從事各種各樣的與學習不相干的“運動”。我和陳貽那時都置身於這樣非正常的環境中。仿佛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接連不斷的學術批判運動,反而使我們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樣急風暴雨式的非常時期,也沒能中斷聯繫我們心靈的紐帶。
那時我們的處境大抵相似:頭上有懸劍,以“帶罪之身”做事。我們一方面要承受著不斷變著花樣的“階級鬥爭”的壓力,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樣的指令幹活。我常嘆當日的我們,甚至比一邊挨著鞭子、一邊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為牲口沒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論環境如何惡劣,我們都沒有忘了我們的教師身份;不論處境如何,只要是事關教書育人的,我們總盡心地、甚至是忍著屈辱地去做。記得當年,工農兵學員進校了,要進行“開門辦學”,這事輪到了我和陳先生的頭上。我們都做了,我去了雲南,他去了山西。在鯉魚洲“五七幹校”,我放牛,他用牛。我們的友誼是在非正常的年代裏結下的。
動亂的歲月結束了,我和陳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學術研究中來。日子開始變得正常起來了,我們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歲月,我們的日子過得緊張而充實。社會大動蕩一結束,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了書桌前,擯棄一切的應酬,以驚人的意志與毅力,開始了《杜甫評傳》的寫作。自1979年至1984年,歷時五個寒暑,終於完成了百餘萬字的煌煌巨著。儘管有李慶粵先生的全力支援,他還是為此而喪失了大部的視力。
我們都在忙各自的事。但不論多麼忙碌,我們來往依舊,談詩和欣賞書法依舊。他從鏡春園遷家朗潤園,朗潤園的書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為我們之間這種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歷時四十余載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會無限地繼續下去。但風雲不測,人事無常,終於有一天,人們告訴我:大師兄病了!陳先生身材魁梧,體魄強健,聲如洪鐘,樂觀、放達、充滿了生活情趣,不論從生理的還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會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我是不會安慰人的,對於至親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無時無刻不想著他、念著他、在心的深處默默地祝禱著他。我盼著他的康復,盼著有一天,我們重新坐在朗潤園他那竹影搖曳的窗前品詩論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給我的飄香的茶!我一直這麼幻想著。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邊遇到他——他坐著輪椅由人推著——可是,陳先生已經認不出我了!這是一次讓我絕望的打擊。也許是我自私,我想,藥物既不能喚醒陳先生對以往一切的記憶,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傷感又能有甚麼?大師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灑脫,你該不會責怪我對你的“忘卻”的吧!
那時,陳先生還在他的靜靜的湖邊的一隅,過著他靜靜的病中的日子。那時,恰好我接受了一個任務,為紀念中國文學五十年的發展而選編一本詩集。為了表達我對他的懷念和敬意,在這本有意義的書中,我選進了他的詩。這一切,也許大師兄病中並不知情,但只有這樣,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為他做的,也只能是這樣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別大廳!大師兄躺在鮮花之中,他已經無知無覺、不悲不喜。而在我,卻是永遠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師和朋友!我多麼慚愧,我和他神交數十載,談詩無數,終究不能從他那裏學到做詩的本領。在這篇紀念文章的最後,我想起了葛曉音寫的悼詩,她説:“慈訓何時敢忘之,終慚駑鈍不能詩”。然而,她畢竟寫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終究未能!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