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年間,我編撰並出版了三種有關北大的書籍(《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熱心的讀者想當然地目為“校史專家”。對此,我從來都是敬謝不敏。原因是,我之談論北大,純屬“業餘愛好”。大概是出於對日漸強大且無所不在的“專業化傾向”所帶來的弊病心存疑慮,我更願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樣,持“愛美”(am a teu r)的心態發言與著述。不想將自己的思路與職責定位為“宣傳北大”,而是既引以為傲,又保留自我反省乃至批評的權利與義務。當然,也不無將北大作為思考當下中國教育及思想文化狀態切入點的意味。若如是,與因職責所在只能“揚長避短”的校史專家,不可同日而語。話一齣口,馬上意識到,這種既喜歡談論“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離,以便於反省與質疑,其實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徵。
在我就學或訪問過的眾多國內外大學中,對母校有強烈認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師生那樣,喜歡借談論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託情懷的,卻不多見。北大最值得驕傲的,並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可用數字或圖像表達出來的圖書儀器、校園風光、獲獎項目、著名學者等,而是流傳在口耳間、充溢在空氣中、落實在行動上的“北大精神”。至於什麼是“北大精神”,歷來眾説紛紜,最表面的一點是,北大人推崇個性與氣質,在專業成就之外,頗有刻意追求“特立獨行”的傾向。這既是其優勢所在,也留下不小的隱患——起碼容易給人“不合群”的印象。
面對眾多有關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譏評,我從不申辯,因這大致符合事實,但又不便“有則改之”。“心高氣傲”與“志向遠大”,其實很難截然分清。銼鈍了北大人的鋒芒,你還能指望其“鐵肩擔道義”?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來科學研究中不時突發的奇思妙想?任何一所正規的大學,都需要嚴格的規章制度與穩定的教學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學都能像北大一樣,容許甚至欣賞才華橫溢因而可能桀驁不遜的學生。誰都知道,無規矩不成方圓;可一旦有了規矩,必定對個人志趣與才情造成某種壓抑。如何在規矩與個性間保持某種“必要的張力”,讓處於成長期的大學生既感覺如魚得水,又不至於誤入歧途,對於教育家來説,是個極為棘手的難題。在我看來,理想的大學應該是為中才設立規則,為天才預留空間。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標準化教學而“取長補短”,讓不同性格與才情的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現,需要名師之襟懷坦蕩,更需要作為整體精神氛圍的“相容並包”。這種山高水長任其發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視野裏,北大庶幾近之。
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説過一句頗有影響的“大話”——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內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北大在人類文明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卻又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難以比擬的。這是因為,北大伴隨著一個東方古國的崛起而崛起,深深地介入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這一歷史進程。對於以培養人才為主要職責的大學來説,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領域裏如此大顯身手,其實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而形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北大傳統,以及顯得有些“不切實際”的遠大志向,在我看來,不應該隨著時間流逝而完全失落。
我是博士生階段方才進入燕園的,初次聽到北大人常挂在嘴邊的“我們北大”如何如何,感覺很不舒服。久而久之,我逐漸體會出朝氣蓬勃的學弟學妹們説這句話時,更多的是一種繼往開來的抱負,而非居高臨下的排他。我甚至變得喜歡起北大學生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氣來。試想想,天底下還有什麼地方,比大學校園與青春年華更適合於寫詩與做夢?而沒有了夢想與詩,這世界將是何等乏味!
認同靈動變幻的“北大精神”,但不迷信現實生活中具體的權威,這是北大人有信仰而又多懷疑的原因。北大百年慶典時,曾有不少記者希望我用一句話來概括“北大精神”。面對此類熱切的追問,我從來都是答非所問,轉而介紹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構起來的。不承認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實蘊涵著一種古老的思路:大象無形。而且,北大必須自我革新,北大傳統不應凝固不變,北大精神更有賴於一代代北大人的呵護、承傳與發展。也正是這一點,使得我認同乃至讚許年輕學子談論“我們北大”時得意的神情——那與其説是誇耀,不如説是承擔。
比起波光瀲艷的未名湖、古樸莊嚴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紀念講堂和理科樓群等有形景觀,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與自信。踏進燕園,你很容易為這種有歷史感因而顯得深沉、有現實關懷因而顯得生動的“少年氣象”所感動。更為難得的是,這種“少年氣象”,既屬於稚氣未脫的本科生,也屬於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氣韻生動的校園文化中,你不會因此而擺脫人生的眾多困惑,卻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這虛空與煩惱的精氣神兒——這正是北大真正誘惑人的地方。
《中華讀書報》 200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