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年間，我編撰並出版了三種有關北大的書籍（《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熱心的讀者想當然地目為“校史專家”。對此，我從來都是敬謝不敏。原因是，我之談論北大，純屬“業餘愛好”。大概是出於對日漸強大且無所不在的“專業化傾向”所帶來的弊病心存疑慮，我更願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樣，持“愛美”（am a teu r）的心態發言與著述。不想將自己的思路與職責定位為“宣傳北大”，而是既引以為傲，又保留自我反省乃至批評的權利與義務。當然，也不無將北大作為思考當下中國教育及思想文化狀態切入點的意味。若如是，與因職責所在只能“揚長避短”的校史專家，不可同日而語。話一齣口，馬上意識到，這種既喜歡談論“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離，以便於反省與質疑，其實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徵。
在我就學或訪問過的眾多國內外大學中，對母校有強烈認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師生那樣，喜歡借談論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託情懷的，卻不多見。北大最值得驕傲的，並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可用數字或圖像表達出來的圖書儀器、校園風光、獲獎項目、著名學者等，而是流傳在口耳間、充溢在空氣中、落實在行動上的“北大精神”。至於什麼是“北大精神”，歷來眾説紛紜，最表面的一點是，北大人推崇個性與氣質，在專業成就之外，頗有刻意追求“特立獨行”的傾向。這既是其優勢所在，也留下不小的隱患——起碼容易給人“不合群”的印象。
面對眾多有關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譏評，我從不申辯，因這大致符合事實，但又不便“有則改之”。“心高氣傲”與“志向遠大”，其實很難截然分清。銼鈍了北大人的鋒芒，你還能指望其“鐵肩擔道義”？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來科學研究中不時突發的奇思妙想？任何一所正規的大學，都需要嚴格的規章制度與穩定的教學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學都能像北大一樣，容許甚至欣賞才華橫溢因而可能桀驁不遜的學生。誰都知道，無規矩不成方圓；可一旦有了規矩，必定對個人志趣與才情造成某種壓抑。如何在規矩與個性間保持某種“必要的張力”，讓處於成長期的大學生既感覺如魚得水，又不至於誤入歧途，對於教育家來説，是個極為棘手的難題。在我看來，理想的大學應該是為中才設立規則，為天才預留空間。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標準化教學而“取長補短”，讓不同性格與才情的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現，需要名師之襟懷坦蕩，更需要作為整體精神氛圍的“相容並包”。這種山高水長任其發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視野裏，北大庶幾近之。
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説過一句頗有影響的“大話”——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內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北大在人類文明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卻又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難以比擬的。這是因為，北大伴隨著一個東方古國的崛起而崛起，深深地介入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這一歷史進程。對於以培養人才為主要職責的大學來説，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領域裏如此大顯身手，其實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而形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北大傳統，以及顯得有些“不切實際”的遠大志向，在我看來，不應該隨著時間流逝而完全失落。
我是博士生階段方才進入燕園的，初次聽到北大人常挂在嘴邊的“我們北大”如何如何，感覺很不舒服。久而久之，我逐漸體會出朝氣蓬勃的學弟學妹們説這句話時，更多的是一種繼往開來的抱負，而非居高臨下的排他。我甚至變得喜歡起北大學生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氣來。試想想，天底下還有什麼地方，比大學校園與青春年華更適合於寫詩與做夢？而沒有了夢想與詩，這世界將是何等乏味！
認同靈動變幻的“北大精神”，但不迷信現實生活中具體的權威，這是北大人有信仰而又多懷疑的原因。北大百年慶典時，曾有不少記者希望我用一句話來概括“北大精神”。面對此類熱切的追問，我從來都是答非所問，轉而介紹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構起來的。不承認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實蘊涵著一種古老的思路：大象無形。而且，北大必須自我革新，北大傳統不應凝固不變，北大精神更有賴於一代代北大人的呵護、承傳與發展。也正是這一點，使得我認同乃至讚許年輕學子談論“我們北大”時得意的神情——那與其説是誇耀，不如説是承擔。
比起波光瀲艷的未名湖、古樸莊嚴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紀念講堂和理科樓群等有形景觀，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與自信。踏進燕園，你很容易為這種有歷史感因而顯得深沉、有現實關懷因而顯得生動的“少年氣象”所感動。更為難得的是，這種“少年氣象”，既屬於稚氣未脫的本科生，也屬於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氣韻生動的校園文化中，你不會因此而擺脫人生的眾多困惑，卻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這虛空與煩惱的精氣神兒——這正是北大真正誘惑人的地方。
《中華讀書報》 2001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