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元旦來臨之際，作為曹禺的一位朋友，蕭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用三個整版的篇幅對《日出》進行了一次“集體批評”。對於在文壇上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夠及時地展開如此規模的“集體批評”，在中國現代戲劇史和現代文學史上，不失為一例空前之舉。
●曹禺曾説過：“蕭乾是文化界熟識的人，他很聰明，能寫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個毛病，就是圓滑、深沉，叫人摸不著他的底。過去，他曾在混水裏鑽來鑽去，自以為是龍一樣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裏，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來是一條泥鰍。”
●隨著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為“洋奴政客”的蕭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筆桿子繼續寫稿子發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評定為“覺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魚餌 論壇 陣地》，就這樣發表了出來。蕭乾寫這篇文章時雖説不上是出於秋後算賬的報復心理，不平則鳴的心思還是有的。
一、青年時代蕭乾與曹禺
蕭乾出生於老北京（北平）一個漢化了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時父親已經去世，11歲時又失去了相依為命的母親。少年時代就走南闖北疲於奔命，直到1933年因投稿而結識沈從文，才算正式交上好運、登上文壇。
關於自己的文壇經歷，蕭乾本人在《我這兩輩子》中寫道：“1933年，我也在北平《晨報》上寫過稿兒，可那時候的北平文學界可老氣橫秋，是苦雨齋的週二先生和清華園的吳宓教授兩位老頭兒的天下，沒有我們毛孩子的份兒。但是，1933年我打福州一回來，北平好像變了個樣兒。鄭振鐸、巴金和靳以都打南邊兒來了啦。他們辦起《文學季刊》和《水星》，在來今雨軒開起座談會。他們跟老熟人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合起來，給憋悶的北平開了天窗。”“您説多巧，我就是那時候回到北平的。9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東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樓宿舍，攤開稿紙一口氣拉出一篇小説——《蠶》。我登上自行車，由大鐘寺抄近，一口氣就來到達子營沈家。我只是説，劃拉了一篇東西請沈先生過過目。……抽冷子我看見我那篇《蠶》登在《大公報 文藝版》上。”
蕭乾的這番話與歷史事實是有出入的。正如沈從文是蕭乾的恩師一樣，周作人與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驅人物一道，是楊振聲的恩師。而周作人、吳宓、楊振聲、鬱達夫、胡適、徐志摩等人，又是沈從文的恩師。據《沈從文研究資料》一書記載，1931年，胡也頻遇難，丁玲入獄，沈從文也被武漢大學解聘，“胡適、徐志摩向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推薦沈從文任教職”。到1932年秋天，沈從文又隨楊振聲赴北京參與由楊主持的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選委員會工作，並經楊振聲的推薦，從吳宓手中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1933年京派文學的異軍突起，周作人、楊振聲、吳宓是最為關鍵的人物，説他們是京派文學的精神領袖，也不算過譽。連鄭振鐸、巴金、靳以操辦的《文學季刊》，也得到了周作人諸人的大力支援；《水星》、《駱駝草》更是在周作人直接支援下創辦起來的文學刊物。是《水星》、《駱駝草》、《文學季刊》、《晨報》和《大公報》文藝副刊等諸多媒介一道，聯合了周作人、吳宓、鄭振鐸、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沈從文、林徽音、淩叔華，巴金、李健吾、馮文炳、冰心、馮至、梁宗岱、曹禺、章靳以、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蕭乾、蘆焚、林庚等一大批新老作家，從而形成了足以與上海的海派文壇相抗衡的京派文學陣營。在1933年京派文學崛起之前，既沒有那麼多的文學刊物，蕭乾本人也沒有寫出過像樣的作品，他與周作人、吳宓之間更隔著兩代恩師（楊振聲、沈從文）的代溝，“沒有我們毛孩子的份兒”，是再正常不過的社會現象，其實怨不得兩位前輩。
正是打從《蠶》的發表開始，蕭乾成了新婚不久的沈家的座上客。也正是由於恩師沈從文的推舉，于1935年7月從燕京大學畢業的蕭乾，才得以進入《大公報》工作，並繼沈從文之後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因此也就有了蕭乾與曹禺之間的正式締交。
1935年11月，從美國歸來的張彭春，再度邀請自己的得意門生曹禺回南開校園與自己合作，一起改譯並排演莫裏哀的《慳吝人》。這時候中國旅行劇團已經把《雷雨》演紅了大江南北。盛名之下，張彭春動用了強大的陣容並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嚴格排練，還特邀留美歸來並成為京派文壇又一位核心人物的才女林徽音擔任舞臺設計。12月7、8兩日，《財狂》在南開中學隆重公演，為配合《財狂》的演出，由蕭乾負責編務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于12月7日推出了“財狂公演特刊”，蕭乾自己還在《南開校友》上發表《〈財狂〉之演出》一文，對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與捧場：“他簡直把整個自我投入了韓伯康的靈魂中。……在喜劇角色中，遠了使我們想到賈波林（卓別林——引者注），近了應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麼慷慨地把每條神經纖維都交托給所飾演的角色。失財以後那段著名的‘有賊呀’的獨白，已為萬君血肉活靈的表演，將那悲喜交集的情緒都傳染給我們整個感官了”。
1936年6月，由靳以、巴金主編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創刊，繼在北京的《文學季刊》上推出《雷雨》之後，又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劇到9月份第4期全部連載完畢。11月份，《日出》又作為巴金主的《文學叢刊》第三集、《曹禺戲劇集》第二種，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元旦來臨之際，作為曹禺的一位朋友，蕭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用三個整版的篇幅對《日出》進行了一次“集體批評”。在1936年12月27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73期上，刊發的文章有燕京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謝迪克（H．E．Shadick）《一個異邦人的意見》、李廣田《我更愛〈雷雨〉》、楊剛《現實的偵探》、陳藍《戲劇的進展》、李影心《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活現的廿世紀圖》。在1937年1月1日元旦吉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76期上，更為鄭重地刊發了茅盾《渴望早早排演》、孟實（即朱光潛）《捨不得分手》、聖陶《成功的群像》、沈從文《偉大的收穫》、巴金《雄壯的景象》、靳以《更親切一些》、黎烈文《大膽的手法》、荒煤《還有些茫然》、李蕤《從〈雷雨〉到〈日出〉》。時隔一個多月後的2月18日，作為對前兩個整版的“集體批評”的一種答覆和回應，《大公報》“文藝”副刊又以整版篇幅發表了曹禺題為《我怎樣寫〈日出〉》的長文；也就是早在3個月前的1936年11月，就被收入《日出》單行本的《日出 跋》。
對於在文壇上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夠及時地展開如此規模的“集體批評”，在中國現代戲劇史和現代文學史上，不失為一例空前之舉。被曹禺《日出 跋》稱為“一位好心的編輯”的蕭乾，四十年後在《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上發表題為《魚餌 論壇 陣地》的文章，對這一次的“集體批評”做了交待：“關於《日出》的討論，這個劇本問世後，我想通過它把評論搞得‘立體化’一些。我長時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專業書評家來評論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於深入了解，但應不應該也讓讀者發表一下意見？要不要請文藝界同行來議論它一下？我用三個整版做了一次試驗，頭兩次是‘集體批評’，也即是請文藝界新老作家對它各抒己見，最後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當時除了為加深讀者對於劇本的理解之外，我還有一個意圖，想用這種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場超攻訐’，‘不阿諛，不中傷’，心平氣和，與人為善的批評。討論是熱烈的，評者與作者的態度是誠懇的”。
不過，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被蕭乾稱之為“超捧場超攻訐”的這次集體批評，頗有些刻意策劃、精心導演、苦心經營的雙簧戲的嫌疑；所謂的“超捧場”，落到實處的則是並沒有脫盡“捧場”意味的“超級捧場”。
1936年是《大公報》改版十週年，作為紀念，報社專門策劃設立了“文藝和科學獎金”。蕭乾還于這一年的春天來到上海，籌辦滬版《大公報》，無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與京津文藝家的作用。由蕭乾一手操辦的這場圍繞《日出》的集體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是《大公報》在這次評獎活動中大造聲勢、大事宣傳的一幕重頭戲。
正是由於蕭乾的煞費苦心，才保證了每個撰稿人能夠及時讀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編的《文季月刊》，並及時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為編輯者的蕭乾本人手中。《日出》于9月份在《文季月刊》連載完畢，11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間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空檔。在這兩個月裏，蕭乾不僅成功地組織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還及時把稿件轉交給曹禺，好讓他參照著這些批評意見寫作《我怎樣寫〈日出〉》，先作為《日出 跋》收入11月份出版的《日出》單行本，之後再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
作為這次集體批評的最為直接的一種結果，曹禺的《日出》與盧焚（即師陀）的小説《谷》、何其芳的散文《畫夢錄》于1937年5月一同贏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這次獲獎，更進一步也更為正式地奠定了的小字輩的曹禺的文壇地位。也正是由於有了這一場出於與人為善成人之美的動機，並收到了良好效果的集體批評，蕭乾與曹禺之間平空多出了一層施惠者與受惠者的私人關係。這種私人關係一直維持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
二、政治風浪中的蕭乾與曹禺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蕭乾與曹禺之間原本無可指摘的友好關係，卻成了一心要求進步與革命的曹禺急於劃清界限、解脫自己的一塊心病、一個負擔。在題為《斥洋奴政客蕭乾》的一篇文章中，曹禺一上來就擺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極巧妙的一個比喻透出了殺機：“蕭乾是文化界熟識的人，他很聰明，能寫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個毛病，就是圓滑、深沉，叫人摸不著他的底。過去，他曾在混水裏鑽來鑽去，自以為是龍一樣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裏，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來是一條泥鰍。”接著，他又翻出了對方的老賬：“我們都知道他的過去，他在《大公報》和《新路》上所寫的那些反共、反蘇的文章，我們還沒有忘記。”最厲害的的是，發人隱私，竟然成了曹禺置對方于死地的殺手锏：“他的前妻梅韜同志講，蕭乾一生為人做事都腳踏兩條船，從不落空。他的格言是，準備最壞的，希望最好的。……蕭乾，你這腳踏兩條船的政客，你這只腳踩著共産黨的船，你那只腳踩著誰的船？”
曹禺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古已有之並在他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戲劇作品中一再輪迴、一再兌現的大報應、大輪迴、大清洗、大罰罪、大劫變、大革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會輪迴兌現在他自己的頭上。至於曹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表現，田本相《曹禺傳》中記載有他本人的説辭：“在鐵獅子衚同3號，我往著三間房子，有一間書房，抄了，封了。在我們大院門口張貼著‘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對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幾次都想從四樓跳下去……”
已經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蕭乾，比起曹禺來，反倒因禍得福，沒有更深地捲入文化大革命的一場劫難：“您想，在非撒謊不可的年代裏，是當個沒人待見的準處理品好還是當個搶手貨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禍，其實是替我種下了福根，還打心眼兒裏感謝。”（語出《我這兩輩子》）
三、文革後的反思與遮掩
隨著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為“洋奴政客”的蕭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筆桿子繼續寫稿子發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評定為“覺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魚餌 論壇 陣地》，就這樣發表了出來。蕭乾寫這篇文章時雖説不上是出於秋後算賬的報復心理，不平則鳴的心思還是有的，用當時的時髦話，就是“撥亂反正”的心理擺平。蕭乾所謂“刊物編者就像尋寶者那樣以發現新人為樂”，表面上説的是巴金們，同時也隱含著不便明説的曾經煞費苦心地成全過、幫助過曹禺的他自己。
晚年蕭乾在《我這兩輩子》中寫有這樣一段話：“我有時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類。甲類是只問是非，不顧利害的。他們是頭上有光環的聖者……另一種是只管利害不問是非的，這當然是人中的敗類。這種人誰得勢緊跟誰，怎麼吃香怎麼來。在階級鬥爭中，跳得最歡的是這種人。可遇上形勢驟變，上午是貓下午就縮成老鼠的也是他們。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利害與是非之間踩著鋼絲。可是在那非友即敵的日子裏，鋼絲踩起來可不容易。你説100句合乎標準的話，有那麼一兩句出了格兒，就單抓你那兩句，而且往死裏打。我就是那麼成為處理品的”。不過，蕭乾本人並不是沒有當過“另一種……的敗類”，反右運動中曹禺對於蕭乾的揭發，也算是空穴來風。1999年《芙蓉》第6期的一篇文章就披露出了為蕭乾一直遮掩起來的一樁人生敗筆：“沈從文……解放以後曾經揭發他的學生蕭乾和帝國主義有勾結，而蕭乾呢？同樣也揭發他的老師，以致于沈從文臨死都不能原諒他，不要這個學生參加他的葬禮。”
相比之下，真正能夠説出大徹大悟的明白話的，反倒是曹禺寫于1991年的《雪松》：“我認為莎士比亞筆下的精靈們，以愛麗兒最可愛，最像人。愛麗兒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圓滿，她向主人要求，實現以前立下的諾言——恢復她原來的自己。老人慨然應允。愛麗兒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這與我們的孫悟空大不一樣，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了西天，後來在一片慈祥、聖潔的氤氳裏，他成了正果，被封為‘鬥戰勝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裏，不再想原來的猴身。這與愛麗兒的終身嚮往，就不同了。”這段話完全可以被看做為成賢成聖、修成正果而一再喪失自己的曹禺，為自己孫悟空式的人生戲劇和戲劇性人生，所留下的最後的一幅傳神寫照，標誌著他終其一生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文學境界和人生境界，與他筆下諸如魯大海、方達生、仇虎、花金子、丁大夫、梁公仰、愫方、“北京人”、陰兆時、苦成、王昭君之流的孫悟空式的英雄人物或牌坊人物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世為人。
中華讀書報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