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求索愛的光芒

    ■獨家專訪

    崇尚法律，還是玩弄政治？

    康志剛：最近文壇上有一件大事，就是余秋雨狀告武漢學者古遠清“侵害名譽權”，索賠１６萬元。作為與余秋雨打過“筆墨官司”的你怎麼看？你是否擔心余秋雨也跟你打官司？

    余傑：余秋雨的告狀並不讓我吃驚，我吃驚的是上海的法院居然受理了此案。我認為，文藝批評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它有自身的運作方式，法律不必也不該介入。如果批評者的言論自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一個時代的文化將受到不可估量的傷害。僅僅因為古遠清的批評文章中有打著引號的“狡猾”一詞，余秋雨就提出鉅額索賠；如果依此類推，一生痛罵了數百位文化名流、政客及富豪的魯迅先生，不知要被多少人告上法庭，最後非得被罰得傾家蕩産不可。如果司法機關莽撞地闖入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領域，那麼我們還能擁有魯迅這樣偉大的雜文家嗎？文藝批評走向法庭，並非法治進步的標誌，反倒是文化人的悲哀。　

    在目前公平公正公開的司法制度還在逐步健全的中國大陸，余秋雨口口聲聲説要捍衛法律的尊嚴。他在訪談中説，之所以要訴諸法律，重要原因乃是“有很多朋友支援我”。這句話是耐人尋味的：這些“朋友”顯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有權勢、有地位的人物。我相信他的這種“底氣”————上海的法院迅速受理訴訟就是一個説明。古遠清人在武漢，文章發表于廣州的《南方文壇》，而官司偏偏在與此事不相干的上海開庭，個中原因耐人尋味，我相信余秋雨有左右官司的力量。余秋雨以“文革”之後自己並沒有受到處理、反倒當了大學校長作為自己沒有劣跡的“證據”，弦外之音就是：政治對我的認可，也就是法律對我的認可。對此，批評家王彬彬在《文壇三戶》一書中有精闢的分析：“當余秋雨告訴世人自己受法律的保護時，是在告訴世人自己受‘政治’的保護；當余秋雨警告余傑們要敬畏法律時，是在警告余傑們要敬畏‘政治’；當余秋雨警告余傑們要當心法律的懲罰時，是在警告余傑們當心‘政治’的懲罰。”儘管這樣，我卻並不擔心會與余秋雨打官司。我採訪了許多當年的當事人，所採用的資料都是有出處、靠得住的，經得起調查與考證。

    康志剛：從《火與冰》到《香草山》，可以看到你極為廣闊的批判領域，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知識分子的批判，無論是對北大的批判還是對余秋雨的批判，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我個人認為，與當代風行全球的知識分子批判的學術立場不一樣的是，你更多地立足於道德與價值立場，在雜文（如《鐵屋中的吶喊》）和小説（如《香草山》）這兩種語言形式中，表現了更濃厚的個人化評判，這恰恰是當代知識分子群體中相當匱乏的一面，學術的科學立場往往掩蓋了個人化的價值判斷。你認為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價值立場是什麼？

    余傑：常常有人説我愛“罵人”，也有人把我歸入“酷評家”的行列，對於這些説法我一笑置之。我從來就沒有“罵”過人，我從事的是嚴肅負責的批判工作。我跟所有的批評對象之間並沒有任何的私人恩怨，我也跟所謂的“文壇”和“學術圈”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同時，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署真實姓名發表的，我願意對自己的每一篇文字負責。

    你看得很準確，我一直把對知識分子的批判作為我思考的一個重點。至於説“情緒化”的傾向，我認為寫作者最大的創造就是賦予語言文字以他個人的鮮明的烙印。我相信，在文學和人文社會學科中，很難找到所謂完全“過濾”掉作者情緒的文字。我很喜歡梁啟超的文字，也正因為他文字“情緒化”，才別有一番魅力、風靡了整整一代人，同時也使許多西方先進的文化觀念迅速得以傳播。文字中見到作者的性情面目有什麼不好？我不願意寫作那種沒有個人情感的文字，也不同意所謂的“學術中立”。儘管道德這個詞語在當代中國早已被“妖魔化”，但我依然堅信：一個沒有道德感的社會必然是沒有未來的社會。

    關於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其實我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談過。正如學者毛喻原所説：“知識分子的完整定義應該是指那些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文化，不僅有文化，而且有信仰的人。所以構成知識分子的內涵應該有三大要素：知識、文化和信仰。”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信仰。沒有信仰，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便無從談起。

    在今天仍然需要進行民眾思想的啟蒙

    康志剛：在當今中國，無論是文藝界還是學術界，都有一個起碼的共識，那就是民眾思想的啟蒙的任務遠未達成，這就意味著知識分子應該本著更強烈的入世精神來行使知識分子的責任。你在這方面是怎麼看的？你認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選擇應該是什麼？

    余傑：無論是五四時代的啟蒙，還是８０年代的“新啟蒙”，都被外在的力量粗暴地打斷了。所以，中國的文化啟蒙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完成。沒有經歷過完整的文化啟蒙，要真正進入“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

    你説的很對，啟蒙之前，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啟蒙所必需的精神資源。僅有五四先驅者們所呼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與科學）顯然是不夠的。五四的成就固然偉大，但五四的偏頗對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也帶來了深深的創傷。在我看來，今天我們需要汲取的，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精神資源：一、希臘羅馬的理性主義；二、基督教的神本主義；三、俄羅斯以東正教為脈搏的文化傳統；四、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憲政文明；五、以五四新文化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化；六、一直存在於中國本土、卻長期為儒法專制思想所遮蔽的民間文化和信仰。當然，這僅僅是一種粗淺的劃分，每一條線索的內部都是相當複雜的。

    我想，我們還可以換一個思路來討論，即尋找“作為生命個體的精神資源”。換言之，就是尋找鮮活地存在於某些人物身上、被他們身體力行的的精神和價值。在我的心目中，有這樣一些可以稱之為“作為生命個體的精神資源”：蘇格拉底、耶穌、佛陀、托爾斯泰、甘地、馬丁路德金、朋霍費爾、史懷哲、特蕾莎修女、蔡元培、晏陽初、曼德拉、瓦文薩、哈維爾、金大中……我閱讀了關於他們的傳記，我覺得閱讀他們的傳記比探討空虛的理論問題更重要。在今天的中國其實是“知易行難”，許多道理大家都知道（就連某些腐敗官員在酒桌上也會説出頭頭是道的真話來），可是就是沒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到尊重常識、不説謊話。

    尋找“香草山”就是尋找“愛”與“懺悔”

    康志剛：《香草山》是你第一部小説。它比較切入“新文化”體的那種清新、坦蕩與直露的風格，這可能與你本人的文體偏好有關，但是否也隱含著對當代文壇那種語言遊戲式寫作的反動情緒？

    余傑：在我個人的寫作中，有一個很大的“野心”，那就是“恢復漢語的美感和詩意”。能否做到是一回事，敢不敢做這個夢又是一回事。《香草山》算是一次嘗試吧。

    我對２０世紀以來漢語的發展非常憂慮，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暴力化的傾向。我對當代詩歌和當代藝術的批評也是從這個角度展開的。比如在近年來非常熱門的行為藝術中，暴力和血腥的東西竟然作為最重要的語言元素來呈現，簡直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語不驚人死不休”。

    網路興起之後，語言暴力的問題得以更充分地呈現。我曾經在國內比較知名的網站“關天茶舍”上與網友討論，他們取的網名諸如：“誰火滅誰”、“阿克薩烈士旅”、“胡扯”、“血色磚頭”、“藍芽吸血鬼”、“革命就是繳槍”、“華山劍”、“床頭捉刀人”、“飛寒狼血”……有人説這是網路特有的“幽默”，對不起，我不接受這種“幽默”。這究竟是以醜陋為美、以殘暴為樂、以邪惡為光榮，還是“幽默”呢？由於網路的“匿名”表達，使得那些心中沒有信仰只有仇恨的人為所欲為。在我看來，語言暴力不僅僅是語言內部的問題，它與我們的社會制度、文化素養、精神氣質乃至信仰狀況息息相關。一個語言暴力氾濫的社會，必然是一個非理想、無信仰、公正遭到踐踏、自由受到蔑視的社會。

    康志剛：《香草山》的主題是“愛”與“懺悔”（其實，這也是你所有作品的主題）。評論界對此評價不一，眾多的批評從根本上是由於對這兩個詞語沒有精神上的認同，對其廣博深遠的意義無法體認。我想請你談一談關於“愛”與“懺悔”的意義。

    余傑：我認為信仰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香草山》中，儘管也有不少尖銳鋒利的片斷，但更多的是充滿溫馨、充滿愛的故事。我認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失去了愛的能力、愛的勇氣。我們周圍的生活被仇恨、被冷漠、被猜忌所毒化了。所以，我寫作了這樣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從相當的程度上説，它是真實的。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忽視“愛”的價值，“愛”在私人生活領域中是一個羞于啟齒的詞彙，而在公共領域中卻成為一個被權勢者過度利用的“大詞”。儘管中國也出現過《孔雀東南飛》、《梁山伯與祝英臺》、《天仙配》那樣動人的愛情故事，但從總體上來説，在中國文化中“三綱五常”比個人的愛情更受重視。同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前提：愛誕生於信仰，而中國恰恰是一個最頑固的拒絕信仰的國度。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言説“愛”當然顯得無比的艱難。我在網上看到不少關於《香草山》的評論，不少年輕朋友説，這樣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它太“純美”了。我對此感到淡淡的悲哀：為什麼連比我還年輕的朋友也失去了“夢想”和“相信”的能力及訴求？

    在今天“大話”成為一種生存方式的語境下，一切真實的言説都將被“鬧劇化”（甚至連“喜劇”都算不上）。但是，言説“愛”與“懺悔”又是必須的，不抬頭仰望天空，生活永遠如同茅坑裏的蛆蟲那樣卑瑣和骯髒（請原諒我使用這個“不雅”的比喻）。我曾經説：“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這裡所説的“發光”，不是指讓自己出大名、發大財、掌大權，而是把愛、把真實而美好的人性發揚光大。

    康志剛：許多讀者對你個人的文學和學術道路以及生活都非常關心。你現在已經在北京定居了嗎？你今後有什麼詳細的寫作計劃？

    余傑：北大畢業之後，我選擇了居住在北京。雖然北京的生存環境較惡劣（當然金字塔頂端的人除外），比如飲食粗糙、氣候乾燥、風沙滿天、物價奇高、交通擁擠等等，但是我之所以選擇居住在北京，是因為這裡有一大群老師和朋友，有一批當代中國比較優秀的文化人，我能夠經常與他們一起討論許多問題。這種“人才聚居”的現象儘管有問題，但它是由漫長的“帝國格局”所形成的，短期之內無法改變。所以，我曾戲言：“選擇生活在北京，是以忍受低劣的物質生活為代價，獲取相對豐富的精神生活。”

    至於今後的寫作和研究計劃，我一直對近代的思想與文化有濃厚的興趣，這方面的研究會繼續下去。另外，下一階段，雜文的寫作大概會相對減少，我正在醞釀一本準備花幾年時間去完成的新書。這本書的主人公是抗戰時期的重要軍事將領孫立人。我想通過孫立人這個人物的悲劇命運來探討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制度的轉型，探討中國與美國之間複雜的關係糾葛，探討試圖以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現實的先驅者們為什麼會招致重大的失敗？在這群先驅者中，文化人的代表是胡適，軍人的代表就是孫立人。我想，我會吸取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吳思《潛規則》的寫法，使之既有對史料的獨特發現和梳理，又有個人鮮明的思想創見，同時又能夠讓“受過高中教育的讀者都能夠讀得懂”（李敖語）。我想，它將是一本無法歸類的書。

    余傑檔案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生於四川成都。少年時代在蒲江中學（前身為南宋鶴山書院）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並開始嘗試寫作。從１２歲起直到中學畢業，發表文學作品１０余萬字。１９９２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在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軍政訓練。１９９７年畢業並保送研究生，跟隨陳平原、夏曉虹教授攻讀近代文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２０００年獲文學碩士學位。

    主要作品有：《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文明的創痛》、《説，還是不説》、《尷尬時代》、《想飛的翅膀》、《老鼠愛大米》、《愛與痛的邊緣》、《壓傷的蘆葦》、《香草山》等。余傑的作品一問世就躍登各大書店的暢銷榜，且停駐良久。評論家稱之為：“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李敖”，“北京大學的第二個王小波”。 （康志剛）

     《南方日報》 200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