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最後一週，牛漢、鄭敏、李歐梵、謝冕、洪子誠、任洪淵、芒克、于堅、西川、宋琳、麥城等70多名來自海內外的詩人、學者聚會于濱城大連，參加由大連金生實業有限公司、《收穫》、《作家》、《上海文字》、《當代作家評論》、《山花》及作家出版社、《文學報》、《大連日報》週刊部等9家文化單位和企業聯合主辦的“大連 2000年中國當代詩歌研討會”。這是國內自1980年南寧詩會以來規模最大的詩界盛會，對於新詩寫作和詩歌批評的成就及其問題和遺憾，會議多有涉及。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理論建構：新詩怎麼讀？
與會者對多年來詩歌批評與理論建設的“粗放式經營”普遍作出反省，認為已有的歷史、道德、政治、文化、審美的宏觀外部批評太多，而形式主義的、“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太少。有批評家説，最初是藝術的保守力量説“新詩讀不懂”，現在輪到我們這些評論家自己“讀不懂”了。對此，北京大學孫玉石教授指出：在我們對詩人嘔心瀝血寫出的詩歌作出否定和嘲罵之前，我們應當先問一下自己：是“詩離我們遠去”，還是“我們離詩遠去”？（這個問題，最初是由洪子誠先生提出來的）批評者在理論上的思考，不能總是滿足於居高臨下的俯瞰與挑剔，恨鐵不成鋼的申斥、厲責和拒絕陌生的憤激。他認為，詩歌批評應當由單純偏重於“仲裁”的角色，進入對複雜陌生的文本的解讀與探討。為讀者接近和走進詩歌，創造一個可感知、可交流的“公共審美空間”，已經是詩歌理論批評的勢在必行之事。
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是永駿先生認為，詩的讀者要組織自己的解讀體系，因為它裏面也潛藏著藝術的自律性所造成的破壞和再生的力量，批評家之間相互提出多義性的解讀並進行討論才能構築普遍性的詩學。評論家李陀指出，現在的詩歌評論多還站在感想的層面作印象式批評，對於形式主義、新批評的學理資源吸收和借鑒不夠，評論家應當建立一種基於具體文本本身的獨立的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這種批評不僅僅是闡釋性的，而且是資源性和啟示性的。
為什麼現在文本批評太少？有人説這是因為文本批評的技術難度太大———它不僅需要紮實的理論根底和靈活的研究方法，更需要進入“晦澀難懂”的詩歌文本內部的藝術領悟力和執著的定力，以及闡釋“言外之意”時所需要的豐富的背景素養和具體知識。同時，還因為它很難産生宏觀批評那種“一語驚天下”的氣勢和戲劇效果。思想史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強調，西方多年來的新批評理論傳統，基本上就是從解讀現代主義詩歌開始的，可以説，往往一個很重要的理論都是從一兩首詩演變而來。因此，我們應當珍視經過“五四”而主要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和建立的中國現代詩歌傳統。
關於中國現當代詩歌的文學史評價也是會議討論的爭議性話題。北京大學謝冕教授把百年詩史概括為從詩界革命開始，經“五四”新詩運動、革命新詩、新詩潮到後新詩潮等幾個主要標誌性時期，肯定新詩的發展是成功的。但是詩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鄭敏先生指出，中國當代新詩在文化境界水準、對漢語之美的把握和經典性上，仍存在很大問題。詩人、《新文學史料》主編牛漢先生認為，只能説新詩已經逐漸獲得獨立的地位，而非完全取代了舊體詩，兩者之間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問題。
新詩如何進入文學史？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説，20世紀基本上是小説的世紀，中國文學史基本上圍繞或依據“改造國民性”等“核心概念”編碼，這種方式對於詩歌的文學史書寫非常困難，以致詩歌只能處於“次席”地位。詩人、批評家、北京大學副教授臧棣強調，現在的文學史體制對詩歌寫作造成了壓迫感，進入文學史似乎是眾多詩人潛在的目標，這種“文學史焦慮”對詩歌寫作會構成潛在的破壞。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指出，文學史寫作受到體制性的規約，它是有限的，這也證明了學院體制及其需求應當與創作實際進行最大限度的溝通。
詩學觀念：新詩怎麼寫？
詩人和評論家也各自闡述了自己的詩學觀念與立場。關於新詩的精神內核和結構肌理，詩評家、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吳思敬先生認為，新詩最大的毛病在於不説真話，同時也缺少真正的“形式主義”努力。鄭敏先生則指出，歷史感能打通詩人的心靈和時代的聯繫，如果詩中有歷史的聲音和時代的痕跡，這種詩就屬於大家之作。現代的史詩不是以英雄主義為標致，而是無可避免地充滿了悲愴和深思。同時，中國新詩在音樂性方面還很不成熟，在我們放棄古典詩歌純熟精湛的音樂後再也沒有找到它的替身，要想有所突破，我們的語言學家應當更深入地研究漢語平仄的音樂規律性。
關於現代詩的本質，評論家沈奇認為，那就是通過詩來不斷顛覆我們生來遭遇的語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語言之光中找回獨立鮮活的生命個性，使這一“詩的過程”，真正成為跳脫文化符號之“硬化”的自由的呼吸，而不能將詩局限于精神後花園的散步。“説人話”是為了更好地“説詩話”，有如回返“下半身”，是為了找到更真實的“上半身”一樣。對此種詩歌觀念，是永駿先生指出，自由自在的身體性抒發、沒有禁區的節慶性值得重視，它實現了巴赫金所説的狂歡節的世界感受，但問題在於嘲弄神性是否能夠衝擊家長制的國家利己主義？對表現人的苦難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對此他表示懷疑。
關於新詩是否與技藝努力和文化傳統構成真正的對立，以及“純詩”是否和“反詩”、身體性詩歌水火不容，詩評家唐曉渡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他強調，“純詩”在現代漢詩傳統中是一種必要的維度，但是近年來多被指責為“不及物寫作”、“青春期寫作”，被認為是割掉了詩歌和現實的關係，失去了詩歌的活力來源。這種把“純詩”作為一種類型、風格和對素材的處理方式的誤解，應該予以糾正。因為“純詩”是對美和真的無窮探索，是詩人的向度，使詩成為詩的基本要素。在現代詩中，它意味著詩人將其黑暗無名的經驗持續地賦予形式，意味著詩的內容、形式、結構機制和經驗技巧具有不可二分性，意味著每首詩必鬚髮明自己的形式，詩人必須通過發明形式來發明自己。它不是經驗的轉換，而是經驗的直接孕育，它和“反詩”以及一些異質因素的介入並不矛盾。新詩寫作已有90年的歷史，人們一直為沒有經典而不滿——既然現代漢語能夠承擔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翻譯，那麼就表明現代漢語本身具有産生經典之作的能力，關鍵在於新詩傳統的殘缺，使詩人不能強有力地寫作；如果我們回避純詩，我們的新詩傳統就會一直這樣殘缺下去。
正如詩人宋琳所説：詩是一種超越對立人格的思維方式，是化解仇恨和障礙的力量。新世紀的曙光已經照在我們的臉上，願詩歌給我們的心靈帶來這樣的福祉。
轉自《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