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就是這樣一個令我心儀的作家，只可惜這樣的作家當代文壇並不多。

    人們習慣於滿懷也許是真誠的崇敬，而又不免世俗地將“身殘志堅”之類的詞，奉送給那些幹出了事業的殘疾人，好像殘疾人本該與事業無緣似的。但實際上很蒼白的這四個字，能夠涵蓋史鐵生心靈與精神世界的豐富和深邃嗎？當然不能。

    我感覺“人道”一詞有時對我們來説是太奢侈了。正像史鐵生悲憫只一回合就被趙子龍斬于馬下的無名小卒，他在死前曾有過怎麼的生活和期待，“曾有怎樣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樣的時刻得知了他的死訊，或者連他的死訊也從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沒回來，好像這人生下來就是為了在某一天消失，……”有多少《三國演義》的讀者會去關心。

    再拿史鐵生本人來説，人們常常會向作為殘疾人作家的史鐵生獻上敬佩，甚至崇拜的目光，卻很少有人會對一個坐輪椅的普通殘疾人投去關愛和溫馨的惠意。記得我小時侯，曾不止一次惡作劇地把石頭子投向過馬路的盲人，取笑走路時一跛一拐的小兒麻痹症患者。那時我不懂什麼叫人道，什麼叫同情，習慣於像大人們一樣，崇拜趙子龍百萬軍中取敵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而根本不去想做了他刀小鬼的人會有家庭，會享受人該有的一切感情。不是常有那樣的情結：死在趙子龍刀下是造化嗎？這也恰如史鐵生所説：“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壓迫的最大遺憾是壓迫的複製。”

    我想像得有多少個夜深人靜的夜晚，他等待著上帝在他“心魂的黑夜中降臨”，與上帝獨語相對的時刻，誠實地進行生命的懺悔。“不單是懺悔白晝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著的心流與神的要求有著怎樣的背離。”因此，“你要懺悔”只能由上帝的嘴裏説出，而決不能是來自另外一個人的逼迫。在這種神聖而高貴的時刻，他具有了約伯對苦難的信心和生命的醒悟。這也就是“苦難極處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呵”。

    “生命的意義本不在向外的尋取，而在向內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著彼岸的成立。走到，豈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終結、拯救的放棄。因而天堂不是一處空間，不是一種物質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上帝保祐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難，亦不可以放棄希望。”我想正是這樣的“希望”，讓又不幸患上了尿毒症，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維持生命的史鐵生，勇敢地面對死亡。能清晰地看清死神的面孔而無恐懼，是要大勇大智的。談何容易啊！這力量也只能來自上帝的賜予。當我數年前在什剎海溺水，即將滅頂的時刻，我心中充滿了死亡將臨的恐懼。當我終於被至今仍未找見下落，只知其綽號叫“猴子”的朋友（他一定是上帝賜予我的朋友）救起，住進醫院的腎病房，與許多不同類型的腎病患者朝夕相處的時候，他們的眼神有許多是滿懷恐懼的。

    我想，寫作《病隙碎筆》時的史鐵生一定已經超越了那種常人難以克服，也許是根本克服不了的恐懼。他的文字是那麼的從容和高貴，他的思想又是那麼的凝重和深邃。我想，上帝不會對他的思考發笑。

    其實，透析了一個生命的苦難，在某種意義上不就是透析了整個人類生命的苦難嗎？反過來説，整個人類生命的苦難，往往也就在每一個個體的苦難上面。

    由閱讀史鐵生，我忽然覺得，寫作要深入生活的提法是多麼蒼白！在形而上的意義上説，一個作家之偉大，決不在於他的“深入生活”，而完全取決於他的“深入生命”。會有人説，史鐵生從20歲起就終日與輪椅相伴，怎麼深入生活，他有什麼可寫。事實上，他不僅在輪椅上經歷、體驗、“深入”了一個特殊個體的生活，更體味、考察、“深入”了一個特殊個體的生命。一個對生命沒有理解能力的人，當作家是勉為其難的，不光為難自己，更為難他的讀者。

    “寫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懷疑者的懷疑，尋覓者的尋覓，雖然也要借助種種技巧、語言和形式。……寫作不過是為心魂尋一條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條船。”

    史鐵生選好了他的墓誌銘，就是徐志摩《再別康橋》裏的詩句：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掃盡塵囂。“墓地、墓碑、花圈、輓聯以及各種方式的追悼，什麼都不要才好，讓寂靜，甚至讓遺忘，去讀那詩句。”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呵！

    史鐵生的這個墓誌銘也很讓我中意，只是我會把它寫在虛冥裏。死後就不必再留戀任何生的形式痕跡。該記住的，人們會記起；該忘掉的，人們便不再有記憶。闊綽的墓園，甚至精緻的地宮，有些是生者的生前所願，是要借此死後哀榮；有些則是生者強加給死者的“貪婪”。

    其實，人類最終將被無限制的“貪婪”所毀滅。

    （《病隙碎筆——史鐵生人生筆記》，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版。）

    中國網 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