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以社會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發展到極致，則是對人對生命的窒息與扼殺，於是，有了“五四”的“人的文學”的興起，有了對傳統文化“吃人”的控訴。這其中的一個根本位移，是從社會、倫理為本位，轉入以人、生命為本位。但在這其中，有一個悖論，即為了人、生命的解放，首先需要社會的變革。於是，30年代之後，從社會變革與人的解放的緊張關係入手，社會革命、政治倫理再度取代人與生命而成為文學的主題。不論是對農民翻身的謳歌還是對“左”的路線的控訴，形態不一，實質相同，即使80年代初人性、人道、異化之聲高揚之時，中心點依然是在對戕害人性的社會缺陷的揭示與批判。如果我們考慮到在既往的社會歷史中，男性往往以社會為人生本位、女性往往以人性為人生本位，那麼，我們就會了然，何以在當今女性文學火爆之前，總是男性作家居於中心，扮演主角，而女性作家雖也時有耀眼之光，但最終處於從屬位置，邊緣地帶。

    但隨著激進的社會革命成為過去，隨著漸進性的經濟建設已經到來，激進的社會革命變革了社會結構，為人的解放創造了前提和條件，使人在漸進性的經濟建設中，開始得以實現自身時，人與生命重又以更單純的形式成為社會時代的中心，也成為文學的中心。如果説，五四時代“人的文學”因人與社會的衝突而將批判鋒芒指向社會，重點仍在批判社會，因而由注重社會性的男性作家任主角的話，那麼，在今天，“人的文學”則因著重點就在人自身，因而由注重人性的女性作家改唱主角就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了。要而言之，這是人的解放的著重點發生轉換這一歷史發展趨勢所導致的必然。

    第二，這種人的解放的著重點的轉換的一個顯著標誌是，人的個體生命價值被得到最充分地尊重，那些以歷史進步社會革命名義將人的個體生命犧牲將苦難承擔合理化絕對化的論點正被逐漸拋棄。這在劉小楓對基督神學的張揚及其對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響上，在對保爾與冬妮亞戀情對林道靜余永澤戀情的重新評價上，在新歷史小説對革命歷史的重新書寫上，都得以突出地體現。女性寫作由於其自身特點，將個體生命價值的發現、實施、受阻，作為自己寫作的中心，可謂適逢其時。

    第三，正是由於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導致了對個體生命日常生活、情感、慾望的重視及對其種種複雜、微妙、細膩，作深入的勘察。因為對於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世俗中的個體生命而言，叱吒風雲的政治際會畢竟遠離于他們自身，對個人日常生活、情感、慾望的重視及對其種種複雜、微妙、細膩、深入形態地勘察，既是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是文學對人關注中心點的一次根本性位移，也是對人的存在的一種更根本更普泛更深入的探問。不論是被世人看好的女性小説創作還是被世人所輕視的“小女人散文”，其文學成就可能高低不一，但上述特徵卻是共同具有的。

    第四，這種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還體現在對人的慾望、物質、生命感受的充分描寫與張揚上。這一特點，又與當今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對人的慾望、物質、生命感受的張揚相一致，其積極作用、消極作用暫且按下不提，這一特點是人的解放途中所必經的階段，卻是毋庸置疑的，對有上千年存天理滅人欲文化傳統的中國，更是如此。

    如此，女性文學創作在今日堪稱火爆，就不足為奇了，而用傳統的文學觀念，認為女性文學創作遠離時代重大主題其實為謬見也就應為眾人所明識了。實在説，今日女性文學創作，恰因上述四點而寫出了今天新的時代主題。

    因為前述四個原因，女性文學創作及其研究，正在“浮出歷史地表”，但這還僅僅是一種基於女性立場的女性獨白，雖然這種獨白還有待於更響亮，但一個新的問題卻必須予以及時地提出，那就是，變女性獨白為兩性對話，變女性文學研究為性別文學研究，而兩性對話與性別文學研究的中心是人，是個人。

    原因有二。第一，時代的變化。當代，不僅僅是女性，男性也面臨著一種重新審視自身、自身價值重新定位的轉換需求。擺脫傳統社會及長期政治革命給男女的性別定位，把男女性別的社會定位轉為男女性別的人的定位，男女才能從“累”從“屈”的陰影中走出來。在這其中，不僅需要女性獨白，更為需要的是兩性之間為此而進行的對話。

    第二，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應該得以高度尊重，但為歷史進步所做的犧牲承當也必不可免；人應該有著生命的鮮活與自由，但社會的束縛與抑制又是歷史行進中的必然；人固然不應被物所役，但人的生命享受卻又往往為物所限，類如種種人性與社會性的對立統一的矛盾，如女性為了人性的解放進入社會中心，男性為了人性解放從社會中心重返人性家園，成為男女兩性所共同遇到的問題。只有在兩性對話中，男女才能對社會性與人性的對立統一的矛盾更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把握，才能對這其中的男女性別角色給以更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把握，在這種認識與把握中，人不僅使自己從社會的不斷進步中得以解放，人也使自己在對自己的不斷確證中得以解放。（傅書華）

    《光明日報》200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