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壇，女性文學蔚成景觀，以女性寫作而引人注目者，前後相續源源不斷。比較起來，軍中的女作家們對這一話題的反應似乎要遲緩一些，淡泊一些，沒有藉此而騰身一躍，大紅大紫。不過，她們並非是置身於世外，並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在這全球化資訊化的時代，她們也不能不感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力和啟示性，並且積極地迎接它呼應它，迅速調整自己的文學目光，更新自己的創作觀念，推出一批近作，為文學創作帶來一股清新而高遠的氣息。
不過，有趣的是，無論是寫出《英雄無語》的項小米，寫出《走出硝煙的女神》的姜安，和我手邊正在讀的新書《我在天堂等你》的作者裘山山，她們在尋找和描述一种女性視野、女性體驗中的生活的時候，她們和時尚的女性寫作有所差異，她們都沒有把自己的關注點放在個人的情愛與私生活的率真袒露上，沒有無遮無攔的“身體敘事”，沒有驚世駭俗的慾望和內心的抒發，而是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歷史，投向“母親”、“奶奶”等歷史的過來人，力圖從女性的立場切入深層的、社會的歷史。就此而言，她們是為女性寫作開闢了新的領域，拓展了女性寫作的視野和情感的蘊涵，為女性寫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標誌著女性文學的新境界的出現。
比如《英雄無語》，它講述的是大革命失敗後，身為中共中央直屬的“特科”成員的“我爺爺”以及他的結髮妻子“我奶奶”的故事，———對這一時期的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在周恩來、陳賡、李克農等領導下的“特科”，是中共在白區中一支強悍善戰的精銳隊伍，他們傳奇的經歷、非凡的業績，足以泣天地而動鬼神。《英雄無語》的故事，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上的，樸素而又深情地描述了“我爺爺”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事跡；在歌頌英雄的時候，作家敏銳地體察到了英雄事業和宏偉史詩後面隱藏的血淚，捕捉到了一向被忽略的女性為歷史為革命所付出的難以訴説的犧牲。儘管説，“我爺爺”這樣來自白區的幹部，在革命隊伍中曾經長期被劃入另冊，曾經陷入“英雄無語”的困境，但是，在扭曲和排斥的陰霾散盡以後，他們終有重現光彩的日子，研究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專家會為他們正名，而“我奶奶”們的一生，若非作家的慧眼獨具，又有誰能為她們的苦難發出呼喚呢？
與此同時，她們筆下的歷史，既有別於50－60年代初期以“三紅一創”為代表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也不同於80－90年代的史詩巨片所描述的戰爭，而帶有明確的女性寫作的印記。《走出硝煙的女神》所擷取的解放戰爭時期的陜北戰爭，在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和電影《轉戰陜北》、《大決戰》中都有過出色的描繪，而且都高揚著革命樂觀主義和歷史樂觀主義的激情，在姜安筆下，這卻成為陳大蔓所領導和護理的一群軍中女性，一群即將臨産的孕婦們，展露各自的往事與現狀、生活與心靈、精神創傷與嚴酷處境的契機，從女性和新生命的孕育者的角度，揭示了戰爭的嚴峻和殘酷，也為這些在特定歷史時期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和使命的巾幗英雄，譜寫了獨特的頌歌。
再次，當下的女性文學，在個人性或者私人化寫作的方向上越走越遠，這當然得益於新人輩出的激發，和文化環境的寬鬆。可是，這其中是否也蘊涵著某種偏頗和缺憾，“極端個人化”的偏頗和缺憾呢？“極端個人化”是與“極端政治化”相對而言。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總是處於一種不斷地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的位置，它對於時代和歷史的思考，總是隨著時代精神和社會格局的演變而調整變化的。如果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文學曾經被綁在政治的戰車上，被作為政治的奴婢而失落了自我，是在一種“極端政治化”的氛圍中生存，那麼，近些年來，作為它的一種反撥，則出現了“極端個人化”的偏向。它對於歷史和現實，都抱有虛無的態度，它拒絕社會和時代，放棄文學和作家的思考，似乎個人和文學，果真能夠脫離社會生活和人群而存在，能夠從現實中剝離出來。這樣做，不但是放棄了文學的使命感責任感，而且會給作家的創作造成很大的局限和禁錮。這樣的女性文學和個人化寫作，恐怕也難以持久和深入。孤獨寂寞，世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也可以成就大作家，如屈原，但孤獨行吟的詩人心中所掛念的，卻是國家安危和民生疾苦。像“主觀的詩人”（王國維語）李煜，盡寫個人的淒苦孤涼，他感動於我們的，不是那些“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賓娥魚貫列”，“垂淚對宮娥”等帝王生活的悲歡，而是他對於離愁別恨、往事追思的惆悵繾綣，是可以讓眾多的人感受和體驗的共同美感，“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怎樣在女性的獨特體驗和評價中，去涵蓋廣闊的時代風雲，去勾勒當下的現實生活，是《我在天堂等你》的積極嘗試。和項小米、姜安一樣，裘山山的筆底，常常是兼有柔情細膩和縱橫開闊。《我在天堂等你》的女主人公白雪梅，她深情地傾訴的，是一個年輕女兵的感情歷程，和一個母親對於家庭、對於自己親生的和撫養的子女的摯愛，是在與丈夫施佔軍和家中子女的那種疙疙瘩瘩的感情糾葛中所度過的並不輕鬆的一生。如果説，“我奶奶”和陳大蔓等人的犧牲和痛苦是錐心泣血的，白雪梅的哀怨則是被西藏高原的壯闊和艱辛所融合，又被母親為子女們所面對的人生選擇的擔憂和困惑所強化的。在這兒女情、家務事中，折射出當年一群年輕女兵跟隨18軍從四川進軍西藏的艱辛而富有傳奇性的壯麗歷程，交織出現實中木軍、木蘭、木棉等新一代人所面對的新的選擇，經商，下崗，婚姻危機，心靈惶惑。在縱橫交錯的廓大的時空中，女性的愛和情，讓我們感到那樣的可敬可親。
光明日報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