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時期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絕望的追求和哀嚎開始，女性文學就走上了一條坎坷崎嶇、艱難痛苦的尋己之路。
儘管九十年代以來女性寫作群體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女人在男權文化的陰影中始終難以超越自己。
我們看到，從王安憶獲矛盾文學獎的《長恨歌》中款款走來了古典、哀傷的王琦瑤，在一個城市的神話中，她寂寞地走完了她的人生。甚至包括九十年代末期的婚外情故事，諸如《渴望激情》、《一聲嘆息》，最後都讓男人回歸了家庭，充當第三者的女人是失敗了，可作為妻子的女人也同樣在傷痕纍纍中永遠難以修復女人的尊嚴。
女性文學在努力地讓女人走向社會，去觀望人生和世界，試圖用女人獨特的感受躋身於主流文化，在男性話語規範中進行女人細弱的抗爭。在女性文學時時與主流文學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女性文學更多地順應了主流文學。雖然在“私人化寫作”中的確表達了她們對放蕩生活的切膚之痛，對自己的厭倦失望，也的確在尋求女人的未來，希望用寫作來呼喚真誠、真愛，但我們又不能回避這樣一個悖論：如果迄今為止的文化傳統是她們所要顛覆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她們本身卻又來自於這一傳統，那麼哪是她們的立足之地？難道女性文學只有徹底地和傳統文學決裂才能突現女人的存在嗎？
女性文學因此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
針對“私人化”寫作，文學批評界給予了極大關注和中肯善意的批評，包括一些女權主義者也不滿這種對慾望無度的炒作，這至少説明，無論是生活還是文學都在呼喚女性道德約束的回歸，這個世界需要雙性和諧的維繫，女人只有和男人一起傳承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摒棄粗俗化，走出私人化，告別時尚化，處理好個人的話語空間與大眾的話語空間的聯繫，加強和大眾的溝通，重建失去的傳統，才能得到廣泛的知音，才能讓生命的蹤跡重新放出光彩。因為歷史證明，女人只有自尊自強自愛才能更好地證實自己的存在價值。
《山西日報》 2001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