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要高品質的、持續穩健地增長，沒有宏觀調控顯然是不行的，然而最為根本的則是建立起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內生經濟增長機制。

宏觀調控在什麼層次上是有意義的

經濟學上所講的宏觀調控是二次調控，是針對市場的缺陷而言的。換言之，如果市場的一次調節可以把資源配置得很好，配置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程度，二次調節就可以“束之高閣”。正是因為市場的缺陷，才有了二次調節的必要性。然而，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畢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場調節之後的調節，不應當太“積極”、太“主動”，宏觀調控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重蹈計劃經濟的覆轍。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它的基本前提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健全的。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包括最基本的兩層含義：一是産權約束是硬化的，從利益最大化出發觀察和審視資訊，並能對各種市場變化作出及時的、甚至是前瞻性的反映。二是市場與政府有各自的正確定位，政府不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各自在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發揮作用。有了這樣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形成宏觀調控發揮作用的機理，即超脫的中央政府根據經濟運作狀況，制定出相應的宏觀政策，引導微觀主體的行為，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

上述分析説明，宏觀調控是有極強針對性的，是暫時的，是在體制給定的情況下解決運作層面的問題，是在市場自我調節情況下的第二次調節。其本身並不解決體制層面的問題。如果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微觀層次先天不足，不能對宏觀調控的政策作出靈敏的反應，宏觀調控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就是説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體制健全的情況下更有意義。

中國當前的宏觀調控生動地證明了上述判斷。我國經濟體制還不是典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典型表現是國有企業的産權約束還沒有硬化；地方政府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對於有關宏觀調控的政策，例如利率政策等不能作出積極的反應。相反，倒是利率再高都敢借，借了就不想還。當經濟杠桿不起作用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或抑制經濟過熱，或啟動經濟發展。於是，中國經濟總是在大起大落之間走鋼絲，熱了降熱，冷了治冷。這樣的運作總是要付出巨大的宏觀調節成本，每一次宏觀調控的代價就是很多半截子工程。在國有企業對宏觀調控信號反應不靈敏的情況下，民營企業所受衝擊更大。看來為了使宏觀調控更為規範、更為有效，我們就必須有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的機制。

經濟增長模式為什麼遲遲難以轉換

在筆者看來，事實上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

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是最先發生在農業領域的粗放經營。在土地資源相對充裕，資本與技術相對稀缺的情況下，理性的經紀人選擇利益最大化時必然選擇多佔土地、廣種薄收的粗放經營。由於資本與技術相對稀缺，土地相對充裕，此時選擇最大限度地使用土地的粗放經營是最有效率的。相反，在土地十分充裕而且所有權也沒有最後確定的情況下，不去搶佔土地，而是在一塊土地上進行精耕細作的集約經營，那可能才是最無效的選擇。

然而，粗放經營畢竟向集約經營轉化了。轉化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土地所有權的確定，這使得任意擴張土地已經不再可能。換言之，土地顯得相對稀缺。與此同時，資本有了一定的積累，技術也已經相對進步。

以上分析説明，如要從粗放經營轉化為集約經營，除了基本的資源約束的變遷，關鍵是制度安排，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産權約束。這一結論可以成為我們分析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和現階段的粗放經營的參照係。

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雖經百般努力，最終沒有發展到集約經營，並因其低效而誘發了改革。

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來自兩個層面：一個是宏觀層次的趕超戰略，一個是微觀層次的擴張行為。基於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我們著重于微觀層面的論述。

在傳統體制下，企業行為的基本特徵是擴張衝動。企業的擴張動力一是無論是幹部還是職工，都可以從企業擴張中得到相應的利益，例如與企業規模相聯繫的幹部級別和升遷，“管理一萬人比管理五千人更為顯赫”（柯爾奈語）的精神滿足，又如大企業與小企業不同的福利待遇與精神待遇（社會崇尚感）；二是更多地佔有生産資料易於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上級評價企業和企業領導人的標準在於企業完成任務的情況。企業之所以敢於擴張，對於擴張所造成的損失無後顧之憂，則在於傳統體制下國家與企業的父子關係導致的特有的預算約束軟化。

把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與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作一下對比，可以發現二者既相似又有差別。相似的是二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在所有權沒有確定的情況下白佔和多佔各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選擇。例如，在最初的、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的條件下，由於土地所有權沒有確定因而可以白佔，佔上了就是自己的。在傳統公有制下，由於缺少硬的産權約束，因而也近乎白佔。匈牙利經濟學家柯爾奈生動地稱傳統體制下企業的擴張是一種“自然本能”。二者的不同在於：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最終由於産權約束的硬化走向了集約經營，後者則遲遲難以轉向集約經營。

我們再看當前情況下的粗放經營。構成當前情況下的粗放經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地方政府特有的經濟行為無疑是導致這次粗放經營的主要原因。

由於我國的改革從總體上講是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地方政府肩負著推動市場化的重要責任，具體表現為為市場發育創造條件、樹立典型、奔走呼號，直到直接招商引資、經營資本，投資上項目。此後的財政分灶吃飯和對地方政府主要領導以ＧＤＰ的增長為核心的考核體系，使地方政府在不知不覺中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而這種市場主體由於缺少産權約束而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並由此導致了當前背景下的粗放經營。

當前粗放經營的特點之一是不擇手段地追求ＧＤＰ。筆者曾多次指出ＧＤＰ並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品質，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是片面追求ＧＤＰ而産生的負效應。我們不僅要看ＧＤＰ的數量，尤其要看ＧＤＰ的物質構成——ＧＤＰ的物質構成可以反映産業升級的程度。儘管ＧＤＰ的含義不過如此，然而一旦ＧＤＰ的增長成為衡量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指標，進而影響到官員的升遷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對ＧＤＰ的追求就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於是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大量的、對於經濟發展呈顯負面效應的開發區，堆集了很多貨幣的半截子工程。

不惜成本的追求亮點和輝煌，是當前粗放經營的第二個特點。由於各地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競爭或者説攀比，於是各地政府總是盡可能地追求最大、最輝煌。於是有了最大的，然而卻是效率最低的支線機場，有了最大最漂亮的城市廣場，以及圈了地、沒有建起來的廣場，有了最寬闊的、但卻通不了幾輛車的馬路。

當前粗放經營的第三個特點是封閉和自我保護。為了在短時間內把ＧＤＰ作得更大，更有效的辦法是鋪攤子、上項目的重復建設，即花錢買ＧＤＰ。為了使重復建設，特別是低水準的重復建設不致在統一競爭的市場中被淘汰，地方保護是其必然選擇。凡保護都是保護落後，有競爭力的是不需要保護的。重復建設是低效率的，亞當·斯密所揭示的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效益在地方保護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

關鍵是建立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經濟增長機制

為了使宏觀調控更為有效，為了真正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為了使中國經濟健康平穩地發展，我們不僅要進行眼前的宏觀調控，更必須建立起具有調節功能的經濟增長機制。這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所在，是我們應當學習的。

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經濟增長機制，其生動表現是：第一，能掙錢的時候就進入，不能掙錢的時候就退出，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第二，有強烈的産業升級的衝動，以期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為了建立起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經濟增長機制，企業應當像企業那樣定位和發揮作用，政府應當像政府那樣定位和發揮作用。

企業應當像企業那樣定位和發揮作用，政府應當像政府那樣定位和發揮作用，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構架，若無這樣的基本構架，市場經濟就先天不足。筆者這裡所講的讓企業像企業一樣地發揮作用，是講企業必須是産權約束硬化的真正的企業。他們在逐利目的的驅動下，按照看不見的手的引導，選擇投資項目，分配資源流向，並最終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有利就進，無利就退，加上優勝劣汰、破産、重組，這就是自我調節。如果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例如産權約束軟化，就不會對市場信號有靈敏反應，看不見的手就不起作用。

應當強調，筆者以上所講的真正的企業，不僅包括我們通常所講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還應當包括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如果不是真正的企業，就會濫放貸款，任何表面的改革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減少它的呆壞賬，而且呆壞賬只會越來越多。

讓政府像政府一樣定位和發揮作用，是講無論哪一級政府都不能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而應當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公共服務領域充分地發揮作用。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公共服務和公共産品，它給企業的活動提供良好的活動空間，並與企業所提供的私人産品形成互補。在提供公共産品方面，地方政府具有比較優勢。例如，作為公共産品的正規制度安排，是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頒布的具有強制性的規定。顯然，頒布、制定和執行正規制度的只能是政府。政府在明確和保護産權、打擊假冒偽劣、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相反，這些公共服務職能如果讓個人或企業去承擔，不但不具有優勢，甚至還會出現類似“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事實上，只要政府提供了上述的公共産品，就提供了一個每一個個人和真正的市場主體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我能力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濟會健康有序地發展。中央政府應當按照這樣的要求去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績，而不是簡單的ＧＤＰ指標。

這一輪經濟過熱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證明了産權的重要性。賣土地是地方政府維持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地方政府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用土地換資金，是因為地方政府通常可以作為國有土地的代理人，支配土地産權的空間相當大。此外，農民只有土地經營權，土地的所有權屬於集體，屬於國家，更易被“徵用”。各種生産要素的産權方面存在的問題，既助長了地方政府的亮點工程，又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難以充分地發揮作用。為了建立起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經濟增長機制，我們必須按照憲法精神，明確和保護産權。

（作者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