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國經濟而言，目前的重要問題不是經濟過熱，而是經濟增長品質不高。如果增長品質好，增長速度越快，總體效果越好。因此，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如何提高經濟增長品質的問題。
一、ＧＤＰ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品質
在我國，ＧＤＰ是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通常認為正常的增長速度應當是８％左右，反之則被認為是過熱或不景氣。然而，恰恰是這個被國人十分推崇的ＧＤＰ並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品質。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地搞清到底什麼是ＧＤＰ，ＧＤＰ到底有什麼作用。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他的風靡世界的《經濟學原理》中指出，國內生産總值（ＧＤＰ）是在某一既定時期一個國家內生産的所有最終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曼昆認為，準確理解ＧＤＰ的要點是：①ＧＤＰ是按照現行的市場價格計算的；②ＧＤＰ包括在市場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勞務，例如你購買了音樂會的票，票價就是ＧＤＰ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終産品，不包括中間環節；④是一個國家之內的，例如外國人暫時在中國工作，外國人在中國開辦企業。他的生産的價值是中國ＧＤＰ的一部分。ＧＤＰ有三種計算方法，其中收入法最為簡明，既將經濟活動中所有成員的收入加總。
越來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學者，對ＧＤＰ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發生了懷疑。斯蒂格利茨曾經指出，如果一對夫婦留在家中打掃衛生和做飯，這將不會被列入ＧＤＰ的統計之內，假如這對夫婦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潔和烹調工作，那麼這對夫婦和傭人的經濟活動都會被計入ＧＤＰ。説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傭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資也將計入ＧＤＰ。如果這位男士與保姆結婚，給保姆不發工資了，ＧＤＰ就會減少。
德國學者厄恩斯特·Ｂ·馮·魏茨察克和兩位美國學者艾墨裏·Ｂ洛文斯，Ｌ·亨特·洛文斯在他們合著的《四倍躍進》中對ＧＤＰ在衡量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更是提出了詰難，他們生動地寫道：“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ＧＤＰ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 ，ＧＤＰ説。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準，甚質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ＧＤＰ依然在增加“。１９８８年湖北發了大水，遭了大災，湖北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提高到了１３％。基於以上的分析，三位學者深刻地指出：“平心而論，ＧＤＰ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國內生産總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資企業雖然在我們境內從統計學的意義上給我們創造了ＧＤＰ，但利潤卻是匯回他們自己的國家的。一句話，他們把ＧＤＰ留給了我們，把利潤轉回了自己的國家，這就如同在北京打工的四川民工把ＧＤＰ留給了北京，把掙的錢匯回了四川一樣。
看來ＧＤＰ只是一個“營業額”，不能反映環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資源的浪費程度，看不出支撐ＧＤＰ的“物質”內容。在當今中國，資源浪費的亮點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ＧＤＰ中，都可以增加ＧＤＰ。
二、提高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由外在推動轉化為內生增長
意義不過如此的ＧＤＰ，何以成為我國各級地方政府的癡情追求呢？原因在於ＧＤＰ是衡量各級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在行政從屬關係中，簡單的、容易的操作的數量指標最容易被選擇為考核指標。
一個易於考核的指標，一個有限的，通常為四年的任期，一個在給定的條件下每個人都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方案的不可抗拒的邏輯，使得重復建設，亮點工程，“短、平、快”項目等能在短時間內讓ＧＤＰ迅速增加的舉措成為地方政府的普遍選擇，於是我們看到了城市建設優先於技術改造的安排，看到了諸多填補中國、乃至世界空白的工程及設備的閒置，看到了３０多個支線機場基本虧損的效果。我們感到了經濟“過熱”，然而效益卻沒有想像的那麼輝煌。
上述的種種現象，實際上相當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粗放經營，其基本功能在於雖然效益低下，但卻可以在短時間內把ＧＤＰ作得很大，也容易在短時間內使經濟發熱。在筆者看來，粗放經營的根本特徵是為了簡單的作大而一味地、毫無顧慮的鋪攤子。技術含量的高低並不構成粗放經營的基本特徵，因為２１世紀上的項目肯定比上一世紀上的項目的技術含量高。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粗放經營所以成為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於政府對企業的約束軟化，企業的投資饑渴症，花的錢不是自己的。企業和各級地方政府可以從盲目鋪攤子中得到好處，卻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今天的地方政府特別是主要領導人依然可以從“亮點工程”、“形象工程”中得到許多好處，例如職務升遷，而不必負低效的責任，這就不能不使他們熱衷於此。
經濟過熱在於外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即政府依然是投資主體，而且是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針對發展中國家造成資本巨大浪費的發展模式，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１９６７年在他《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的著名論文中，有著入木三分的描述，他説：“浪費的現象在大量已成現實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導致了資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對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廠，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大型機場和航空集散地建築的低利用率等。”這都是普遍的現象。浪費的另外一個方面是使一切建築都變得富麗堂皇，政府建築尤其如此。１９世紀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使用資本時很講究節約，所以能保持很長時間的增長和較理想的就業水準。與此構成對比的是欠發達國家正在以更大的氣派浪費資本；所以當出現某個大型項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業卻比期望的要少時，就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了。我們總是被告知這些國家資本短缺，可同時資本的低效利用和浪費卻是這些國家最明顯的特徵”。看一看眼下的情況，劉易斯所講的正是我們自己的事：一方面是行政手段製造二元經濟——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失業並沒有減少；另一方面是低效和資源浪費。
顯然，對於我們這樣的資本，資源卻十分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當務之急是提高經濟增長品質。若如此就必須把外在增長模式變為內在增長模式。
把外在增長模式變成內在增長模式的關鍵是把投資主體由政府轉為民間。一個基本的判斷是民間投資是要掙錢的，或者説是必須掙錢的，當所投資本能夠掙錢的時候，自己就對社會作出了貢獻——交易的成功等於社會的承認。在我國，經濟內生增長的典型是浙江民營經濟推動的經濟增長。浙江民營經濟在發展之初，選擇的産業領域基本上是技術含量較低的輕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的，但卻形成了名揚海內外的專業市場。從後來的實踐來看，這樣的選擇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於：第一，技術含量不算太高，便於操作和模倣。此點對於剛剛步入市場經濟，剛剛步入製造業的人們特別重要。第二，適合從業人員素質。最初選擇的産業一般對人員素質要求不高，當地相對教高的教育水準保證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具備了相應的素質，實現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推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啟動資金數額不大，在無其他融資渠道的情況下，靠著微薄的原始積累和親朋好友的支援，基本上可以解決起始階段的資本需求。第四，項目選擇直接來自於市場，是在市場力量作用下的自發選擇。較強的市場需求，使得資金回流快，滾動發展能力強。第五，關鍵在於資本是自己的，賺得起，賠不起，且作出選擇決定的是有一定的市場經驗的企業家。浙江民營企業在自己掙錢的同時，對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增長模式是品質效益型的增長模式，是讓政府省心的增長模式。
美國著名戰略專家邁克爾·波特認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競爭優勢在於環境，在於能夠創造高層次的生産要素的環境，在於能夠使各種生産要素充分發揮作用的環境，而不在於政府的直接投資。政府的直接投資，包括政府的保護，恰恰是最沒有效率的。浙江的經濟及波特的分析，都説明變政府直接投資為主為民間投資為主，是提高經濟增長品質的關鍵。為了提高經濟增長品質，我們應當為此而努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時報 2003-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