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拉丁美洲研究》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小文章，題為“慎用‘拉美學’”。前日讀了《光明日報》2001年8月14日發表的“‘歐洲學’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一文，受益匪淺。但我對該文章使用“歐洲學”的提法有一些看法。
誠然，除了“歐洲學”以外，我們還不時聽到“美國學”、“日本學”和“拉美學”這樣的提法。我認為，以國家或地區作為“……學”的定語是欠妥的。所謂“……學”，應該是指某一學科（discipline），而非對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研究（study）。毫無疑問，discipline是不同於study的。因此，我們可以説“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而不能説“美國學”、“歐洲學”、“日本學”或“拉美學”。後者只能説是“美國研究”、“歐洲研究”、“日本研究”或“拉美研究”。
如果可以用國家或地區來定義一種“學”（discipline），那麼我們能否説“伊朗學”、“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學”、“巴拉圭學”、“牙買加學”？顯然這是可笑的。或許有人會説，只有世界上的大國或地區，如美國、日本、歐洲或拉美，才能用作“……學”的定語。這一説法同樣是欠妥的，因為它重大國、輕小國，不符合我們在國際交往中大小國平等的原則。
事實上，在我國的學科分類中，甚至“國際問題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也未被列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其中“世界經濟研究”被列入“經濟學”，“世界政治研究”被列入“政治學”。
總而言之，我們只能説“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歐洲研究”，不能説“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歐洲學”。
特借貴報一角表達我的上述想法。望能引起討論。
《光明日報》 2001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