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拉丁美洲研究》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小文章,題為“慎用‘拉美學’”。前日讀了《光明日報》2001年8月14日發表的“‘歐洲學’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一文,受益匪淺。但我對該文章使用“歐洲學”的提法有一些看法。
誠然,除了“歐洲學”以外,我們還不時聽到“美國學”、“日本學”和“拉美學”這樣的提法。我認為,以國家或地區作為“……學”的定語是欠妥的。所謂“……學”,應該是指某一學科(discipline),而非對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研究(study)。毫無疑問,discipline是不同於study的。因此,我們可以説“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而不能説“美國學”、“歐洲學”、“日本學”或“拉美學”。後者只能説是“美國研究”、“歐洲研究”、“日本研究”或“拉美研究”。
如果可以用國家或地區來定義一種“學”(discipline),那麼我們能否説“伊朗學”、“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學”、“巴拉圭學”、“牙買加學”?顯然這是可笑的。或許有人會説,只有世界上的大國或地區,如美國、日本、歐洲或拉美,才能用作“……學”的定語。這一説法同樣是欠妥的,因為它重大國、輕小國,不符合我們在國際交往中大小國平等的原則。
事實上,在我國的學科分類中,甚至“國際問題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也未被列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其中“世界經濟研究”被列入“經濟學”,“世界政治研究”被列入“政治學”。
總而言之,我們只能説“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歐洲研究”,不能説“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歐洲學”。
特借貴報一角表達我的上述想法。望能引起討論。
《光明日報》 200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