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提出把教育作為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知識産業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擺到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地位，並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在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時，要保證教育優先的適度超前發展。為什麼要增強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意識？近日，記者走訪了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談松華。
記者：在當今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教育的地位發生了什麼變化？
談松華：人類已進入21世紀，教育問題被作為人類迎接21世紀挑戰的首要的關鍵性因素，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各種戰略對策和國家決策。這種動向説明，教育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將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地位；教育自身也將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和創新。江澤民同志在第三次全教會上指出，“中央全面分析國際國內發展的大勢，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這是全面推進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必然選擇，也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證”。
現代經濟增長規律和國際發展經驗證明，教育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要素，處在先於經濟增長的地位。教育發展對於經濟增長的這種作用，已為實踐經驗所證明。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對1960年—1985年58個國家經濟增長因素的研究表明，勞動者受教育平均每增加一年，可能會使GDP增長3％。這種作用要在至少接受4年教育之後才逐步明顯。《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又指出，1960年—1985年期間，發展中國家産出與資本的彈性指數為0.4，即資本每增加1％，産出提高0.4％；而美國這一指數為0.6—0.75，其原因在於教育水準的差距。從這個發展過程可以看出，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同現代經濟發展中知識和科學技術作用的增強密切相關的。
記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發展對於自然資源的依賴將會下降，知識、科技水準和創新能力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
談松華：是的。世界範圍正在興起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將會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生活和國際競爭格局，教育將成為國家發展水準和國際競爭能力的決定性因素。正如美國未來學家艾文 托夫勒所説：“知識是敲響21世紀經濟霸權大門的鑰匙。”90年代中期以來，尤其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世界範圍內引起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日本從70年代的“技術立國”國策改變為“科技創新立國”，説明瞭知識和科技創新在當今和未來國際競爭中的突出地位。
這種發展態勢引起了我國領導層的密切關注，江澤民同志在全教會上指出：“現在，科學技術在經濟、國防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知識更新和轉化為現實生産力的速度日益加快。如果説過去國際軍事政治鬥爭的背後，主要表現為直接爭奪工業化必需的資源和商品、資本輸出的市場，那麼，當今的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越來越圍繞人才和知識的競爭展開。發展的優勢蘊藏于知識和科技之中，社會財富日益向擁有知識和科技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聚集，誰在知識和科技上佔優勢，誰就在發展上佔據主導地位。”
再從我國的基本國情看，教育在解決社會轉型的各種矛盾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們是在一個人口多、經濟文化落後這樣一種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推進現代化。科技進步的要求迫切而高素質勞動者和科技人才短缺；人口多、就業負擔重而大量低素質勞動者又加重結構性失業等等。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經濟增長中的科技貢獻低（1998年為32％，而發達國家一般為80％以上）。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勞動者素質，變沉重的人口負擔為人力資源的優勢。教育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主要是培養專業人才和提供知識貢獻；延長教育年限，推遲就業；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再就業能力；著重培養受教育者的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因此，江澤民同志向全黨全國人民強調指出“要保證教育優先的適度超前發展”，這一戰略選擇是十分正確的。
記者：保證教育適度超前發展，要有良好的機制，當前要處理好哪幾個關係呢？
談松華：一是普及與提高的關係，主要是指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關係。普及義務教育無疑是基礎工程。但是，高等教育在提高民族創新水準和國際競爭能力方面居於特殊的地位。處理好這個關係，首先要準確判斷“普九”的現狀。目前，我國基本“普九”的標準側重在保證教育機會和最低的教學條件。即使以現行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1995年全國有73.98％的小學和53.59％的中學，理科教學儀器配備未達標；65.8％的小學和57.43％的中學，圖書設備未達標；79.72％的小學和57.07％的中學，教學分組實驗儀器配備未達標。這些數據説明現階段的“普九”是低標準的普及教育，需要鞏固和提高，如果在當前“高教熱”的影響下，不適當地過早把重心高移，會造成義務教育滑坡。發展高等教育至關重要，沒有高等教育的發展，也不可能建設高品質的基礎教育。關鍵是把握好“度”。
二是數量與品質的關係。21世紀教育的重點無疑是品質。但是，由於我國原有教育基礎薄弱，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仍然有一個數量擴展的過程，尤其是高等教育將會有更大的發展。在精英教育階段，大學生是同齡人中的極少數的佼佼者，教育品質大體上比較接近；而當一大批適齡人口進入高等學校，服務面將擴大到社會的許多部門和崗位，教育品質應該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結合。在品質問題上，要改變單純從教育內部的評價標準衡量實際品質的高低，而應把教育內部評價和社會評價結合起來。
三是一般與重點的關係。教育公平原則要求教育資源公平地分配到學校和學生，也就是要辦好每一所學校，培養好每一個學生。這個原則，不僅指提供機會均等的受教育機會，也包括受高品質教育上的機會均等。但是，我國是一個教育資源嚴重短缺的大國，面對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必須辦好一批水準較高的世界一流大學，培養一批各個領域的帶頭人。問題是如何按照在保證一般學校的最基本需要的條件下，加強重點建設的原則，有效地配置教育資源，也就是要給大多數學校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以此為度，集中配置一部分資源。還有一點就是運用社會評估，從學科建設、項目競標入手，通過競爭選優扶持，動態建設有利於帶動一批重點學校發揚學科優勢，提高學術水準。
四是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關係。國家應該加強對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包括制定為西部地區吸引人才的政策等，為西部地區的大開發提前做好人才和知識準備。東部地區要繼續利用區位優勢，瞄準世界21世紀教育發展的趨勢，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為中西部地區提供經驗，並利用自身智力和財力的優勢，支援和帶動中西部地區教育的發展和提高。 （談松華，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勁松，《光明日報》記者 ）
《光明日報》 200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