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報專稿，介紹江蘇省一商業學校注重實踐性教學，提高學生職業技能，學生“人人有手藝，個個有特長”，因而畢業後就業形勢良好。內容很不錯，標題卻是：學校公開承諾———確保畢業生就業率100％。

    我絲毫沒有懷疑這家商業學校教學品質的意思。雖然畢業生就業尚須受到經濟景氣、供需矛盾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如今人才市場的競爭也日益激烈，但假如不是對本校畢業生過硬的職業素質和就業前景懷有充分的信心，又有哪個學校敢於把確保就業率的滿話説得如此不留後路呢？

    然而，一項公開承諾的得以成立，光憑己方的信念還不夠，責任要件也須完備。但我在報道中，卻未見有關於這方面的半點説明內容。假如因為自信本校的畢業生在就業時“一個也不會拉下”，在招生承諾時連“假如畢業生就業不成，學校該承擔怎樣的責任”提也不提，本身從邏輯上説就存有不小的漏洞。這就好比一家名牌企業，雖然對消費者作出了保證品質的承諾，卻因為對自己的産品抱有絕對的信心，就覺得“假使出現問題，企業如何賠付”等也不必再提。這樣的承諾，顯見缺乏一定構成要素的支撐，就連企業的誠意也要被重重打上一個問號了。

    交錢上學和花錢買東西

    同為承諾，將學校的百分百就業率和企業的産品品質保證放在一起比較，不免會引起爭議———對一種商品品質的承諾是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契約行為，學校和學生之間權利與義務的約定，難道也視同此例嗎？

    如果認為教育（不含九年制義務教育）是一種消費行為，學生就是交費並接受教育的消費者，教育機構就是提供教育服務的人才加工者。這種交費和提供服務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普通民事關係。學校作了就業率的保證而不明晰違約的責任，當然不合雙方權利義務的約束；如果仍將教育視作一項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事業，那麼學校和學生之間就是一種管理行為，誇下就業率的海口，可能也就僅屬於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描繪的一個美好前景，無須設立責任保證事項。我相信，學校對學生作出承諾而不輔以保證，一定有這樣的觀念依據。

    一個相似的事件不久前也在北京發生。《中國青年報》報道説，國內某知名學府刊登招生廣告，承諾學生入學並畢業後，將獲得教育部承認的學位。但是，學生們在上了一個多學期的課程後發現，學校將來所頒發的文憑和學位將得不到教育部的認可，覺得上了當，要求校方退還數萬元的學費。有的學生以學校實施了欺詐行為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學校雙倍退還學費。海澱區法院沒有受理這一起訴，原因是“上級有規定，凡學生起訴高校的，都應先向教育行政部門提起行政復議，如對復議結果不服，才可以將該教育行政機關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界定教育的性質成了妥善解決此類糾紛的關鍵。如果説交費上學是一種同花錢買東西完全一樣的消費行為，這些糾紛就完全適用民事法的有關規定。《中國青年報》評價説，上述那起學生要求退還學費的訴訟沒有被受理，實際上從司法實踐上否定了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民事訴訟關係。也就是説，法院不承認教育是一種服務。

    觀念澄清的現實意義

    有關教育的其他方面話題，也是近期媒體爭相評説的熱點。

    國內眾多媒體報道，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作出了一則司法解釋。在解釋中，最高院認為偷梁換柱上大學的被告侵害了他人“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並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後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第一次作為一個公民的訴訟依據而具有了司法實踐上的可訴性。然而，在此案的里程碑意義之外，我覺得似乎也可引申出另外的一層反思，即在發展迅速的社會現實和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今天，教育權益領域的相關法規是否暴露出了一些制度上的缺憾，以致法官在判案時不得不援引國家根本大法中的原則性條款？

    制度應與時俱進，制度又由人制定。如果説存在不足，則可能意味著人們觀念上的一種滯後或者模糊。隨著高校改革進程的加快，儘快澄清“教育性質”的觀念之爭，有越來越強的現實意義。《中國教育報》曾報道，一些學生對所在高校教學資源、教師素質和教學態度很不滿意，但又無法通過合適的渠道改善；而在一些高校，存在許多學生拖欠學費的現象。該報記者則在調查後發現，包括教師、學生、甚至高等學校管理人員和教育行政官員在內的被調查者，幾乎全部認為教育就是一種消費，但在現實生活中，教育卻是被當作一種管理活動看待。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和模糊，或許也就是我對學校承諾百分百就業率疑問的由來。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1年09月07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