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主要觀點述評
分析宏觀經濟形勢，要利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更要把握中國經濟的特殊背景，否則，就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也不可能開出對症的藥方
政府官員的政績衝動是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迄今為止經濟波動的轉捩點往往發生在政府換屆之後的前兩年
二元結構、體制轉軌、發展水準和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口多、不均衡的基本國情，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政策和調控政策都有著自身的特色，這是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時要充分考慮的因素
自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9％後，中國經濟學界經歷了有史以來關於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場最為激烈的爭論。去年10月以後，消費物價指數的持續上漲，使這場討論變得更加“白熱化”。本以為央行在去年下半年採取了適度收縮銀根的政策措施，今年第一季度各項指標將會有所回落，不料，經濟仍然出現了繼續走高的態勢：GDP同比增長9.7％，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長43％。連國家統計局的官員都説：“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指標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管理層的政策取向再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多種聲音”折射出這一輪經濟增長以及宏觀經濟運作的複雜性和新特點。
宏觀經濟是否過熱及其判斷標準
對宏觀經濟是否過熱，大致有三種不同的估計：第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貨幣供應適合於增加內需和抑制通貨緊縮的需要，投資增長只會帶來效益，不會造成過熱。對這輪增長要保護好，不應急著“踩剎車”。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出現了過熱，應採取適度從緊的總量政策，防止過熱引起大起大落的經濟波動。第三種觀點認為，局部投資過熱，但還不能説是經濟全面過熱，正確的政策是不對貨幣總量進行控制，而對投資過熱的部門適當降溫。獨立於“是否過熱”的爭論之外，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指出：“不能簡單説經濟過熱還是不過熱，當前我國經濟實際運作情況，要比用過熱或者不過熱概括複雜得多。去年過熱不過熱的討論沒有引到通貨膨脹上來，當時通貨緊縮還比較明顯，今年一季度的討論就提到了通貨膨脹。”
關於判斷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標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一些：
盧中原認為：“看過熱不過熱，長期可以看現實增長率是否超過潛在增長率，短期可以看物價總水準和商品供求總格局。目前，物價總水準依然較低，600種主要商品的供求總格局基本平衡。當前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引發了資源瓶頸約束，這是一種新的結構性失衡現象，還不是總量熱與不熱的問題，因為這種新的瓶頸約束是在産能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出現的。”
許小年則認為：“效益是判斷經濟過熱的一個重要標準。投資收益超過資金成本的時候，投資增長30％也不叫過熱，如果投資效益低於資金成本，哪怕增加5％也是過熱。去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是20年來最高的，但企業效益低下也還未得到根本改善。”他還以上市公司的數據為例，強調指出，“我們判斷過熱與否的標準不是通脹率，不是增長速度，而是效益水準”。
吳曉靈指出：“經濟過熱不過熱不是百分比的問題，而要看資源配置能否支撐該經濟體的持續穩定增長。由於中國的能源、土地、水資源均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長期保持目前這種速度的增長，因此從這點來説經濟確實有些過熱。”
趙曉等説，“經濟學家們在‘經濟是否過熱’以及物價走勢問題上糾纏不清，是因為缺乏一個具體的衡量標準，或者不是在同一個邏輯框架下談論問題。一些學者強調的是投資、貸款、貨幣和部分生産資料價格變化，另外一些學者卻舉證失業率、商品零售額、消費物價等數據。由於缺乏統一的衡量指標，經濟學家們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沒有身體接觸的交鋒’！”
過熱是對經濟波動狀態的一種客觀描述。盧中原從長期、短期兩個角度，給出不同指標觀察經濟是否過熱；許小年從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投資收益率）看經濟過熱；趙曉等強調統一的衡量指標，都具有方法論意義。吳曉靈從長期供給的角度判斷是否過熱，可以視為以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對比為標準。筆者去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作時，還必須關注一些外生因素，如二元結構、體制轉軌、人口問題和市場發育等。在這次討論中，吳曉靈説：“由於我國經濟處在轉軌過程中，既不同於以往的計劃經濟，也不同於成熟的市場經濟。宏觀經濟運作的複雜性對我們的貨幣政策提出挑戰”。劉福垣認為，“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一半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另一大半在小農經濟時代”，要“從發展看宏觀經濟”。可見，分析宏觀經濟形勢，要利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更要把握中國經濟的特殊背景，否則，就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也不可能開出對症的藥方。
關於投資熱、消費冷及其相應對策
投資熱、消費冷，是對這一輪經濟回升特點的“經典”表述。這個特點既指不同於主流經濟學所揭示的宏觀經濟變數幾乎同時變動的情形，又是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三輪經濟回升相比較得出的結論。在前三次經濟回升時，投資擴張之後，消費隨之增長，出現“雙膨脹”，進而引發物價總水準大幅度上升。這一次出現了投資過熱、但消費仍然比較平穩的格局。與此相適應，物價總水準上升幅度並不太高，一季度GDP平減指數上升4.1％，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2.8％。對於去年以來出現的投資熱，尤其是幾個行業（鋼鐵、汽車、電解鋁和房地産等）投資過熱，基本沒有分歧。但是，趙曉等認為，“目前的投資與1993、1994年不具有完全可比性。譬如，個人買房的龐大支出不是算在消費，而是算在‘投資’中的。這就使得當前的投資與1993、1994年難以比較”。
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在這一輪投資過熱中，怎麼看政府、銀行和企業的作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官員的政績衝動是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迄今為止經濟波動的轉捩點往往發生在政府換屆之後的前兩年。許小年分析發現，“逢三逢八就會出現投資高峰———1993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達到27％，1998年又出現了小高峰，2003年是個大高峰。”同時，銀行體系的主體仍是未經徹底改制的國有銀行，債務融資基本上仍然依賴銀行體系完成，它們和地方政府的不合理行為互相結合，互相推動，成為投資擴張的源頭。當然，這一輪投資熱中有了較多的企業衝動，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投資衝動。許小年認為，不是所有的市場（企業）衝動都是理性的，企業家對形勢的判斷也有過於樂觀的跡象。
趙曉等指出，由於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就業問題，“三農”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有效解決，因此，居民收入和購買力不可能出現大幅度上升，再加上大多數商品供過於求的格局難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已無需擔心出現消費推動型的經濟過熱，需要防範的是大家還不太熟悉的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至於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的情況與目前美國的情況進行比較。中國在基礎設施、房地産和城市建設方面的投資需求，將在很長時期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完全合理的。
針對投資過熱中的非市場因素，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重塑政府政績觀，樹立科學發展觀來解決。同時，要通過市場機制的力量，進行有力的結構調整，逐步消除瓶頸制約。克服消費冷的基本措施，是繼續加大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的力度，高度重視提高低收入人群和廣大農民的收入。
關於價格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價格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發生變化或存在障礙，已經對宏觀調控産生影響，是這一輪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特徵。彭志龍指出：“按過去的情況，上游産品漲價傳遞到下游産品只需要3至6個月，進而引起物價水準的大幅度上升，即全面的通貨膨脹。但這次情形不同，沒有出現以前的現象。”他認為，究其原因，一是企業效益普遍比較好，這使企業有能力消化一部分漲價成本。二是食品消費比重呈下降趨勢，相當一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下降，加上近來居民消費增長比較平穩，不易引起消費價格的全面上揚。三是外匯儲備充裕，有能力通過國際市場進口國內短缺的産品，這一點也是以前不具備的。筆者認為，除了上述三個原因外，考慮到改革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的因素，與最終需求（消費品）對應的市場，其市場化程度大於中間需求（資本品）市場的市場化程度，由此産生的結果是，最終需求産能相對過剩，物價上漲有限；中間需求部門受到地方政府利益驅動和政績觀的影響，出現部分行業和産品投資過熱，並使二者的價格脫節。
對於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效果，周小川的觀點是：“微觀基礎是否追求利潤最大化，將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效果。”他認為，“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在逐步向利潤最大化目標轉變，但是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相比，還有差距。一些金融機構，特別是一些大的金融機構，依然沒有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留下的‘官本位’的特徵，在經營目標中，個人的職位級別往往擺在利潤指標之前，這無疑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他還從價格型工具的作用受到限制、社會保障體制落後和激勵政策不到位，分析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障礙。價格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這些問題，恰恰反映了深化政府改革、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關於宏觀調控的難題與進一步改善
王洛林認為，目前的宏觀調控面臨這樣三大難題：第一，利益多元化的情況比過去更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的政策地方不一定執行。現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看法差別很大，而且很多不同的看法背後都有利益集團在起作用，包括經濟學家的分析也是這樣。所以，現在的宏觀調控會比過去更加困難。第二，現在貨幣政策開始適當收緊，但財政政策還是擴張性的。這一點可以從我們發放國債的數量上看得出來。今年我們要發放1100億的國債，去年發了（結轉）450億的國債，加在一起共1550億的國債。所以我們現在實行的依然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緊貨幣、松財政，這中間必然出現矛盾。因為貨幣政策主要是進行總量調控，財政政策才是進行結構調控，我們現在經濟運作中的問題是結構不合理，可偏偏只能依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調控的餘地。第三，貨幣政策的使用空間和有效性已受到嚴重損害。從開放的宏觀經濟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鬆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這種結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影響到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中國現在和世界經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所以，我們調整利率不僅要考慮在國內引起的一些後果，還要考慮中國和美國的逆差，會引起外部大量“熱”錢的跟進。
這些難題的存在，要求我們思考進一步改善宏觀調控的良策。許小年深刻地提出了“現在調控經濟過熱，相信市場還是相信政府”的問題。他説：“如果靠行政部門來調控，那麼被調控的對象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來決定，這裡面就有問題。計劃經濟時代由政府選項目，造成了很大浪費，所以才推進市場化改革……經驗證明，要相信市場。”宏觀調控的目的，短期是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大致均衡，實現經濟的平穩運作；長期是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以達到結構優化和效率提高。為此，政府一定要堅持市場導向，以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干預經濟。在微觀經濟層面，政府提供充分的市場資訊、健康的資訊環境和法治的競爭秩序；在宏觀經濟層面，政府把握適度的貨幣供應量，創造市場主體可穩定預期的經濟環境。
宏觀調控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其完善與否、有效與否，同樣決定著改革與發展成敗的大局。經驗已經證明，二元結構、體制轉軌、發展水準和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口多、不均衡的基本國情，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政策和調控政策都有著自身的特色，這是我們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時要充分考慮的因素。可以預期，在市場經濟規律的基本框架中，並根據特殊的“中國因素”，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政策創新，就能夠形成既保持微觀活力，又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運作和較快發展的格局。 （作者陳憲：上海大學教授）
解放日報 2004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