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舉債不能放任自流，周天勇認為宏觀調控應進行根本性轉變並提出六大政策措施建議

當討論2004年怎樣防止可能的經濟過熱時，許多學者和部門提出加強審批、控制投資規模等傳統的政策手段。我們知道,以此思路出臺的調控措施，可能會陷入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來治療市場經濟病症的局面。那麼，進入2004年後，宏觀調控應當怎樣操作呢？日前,記者就此問題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中華工商時報：眾所週知，2003年中國經濟呈現出局部過熱的現象,房地産、開發區、城市建設等行業投資過度,理論界提出宏觀調控方式必須轉型，那麼，為什麼需要轉型?

周天勇：我認為需要進行戰略性的轉變和調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控制資源的現狀發生了變化。

2003年的投資增速過快，房地産、開發區、城市建設等局部過熱，是政府主導性的，還是社會投資主導性的？十分明顯，局部經濟過熱是各地政府主導性的。這次經濟局部過熱中，各地政府可控和可利用的資源為：1、農民的土地被便宜徵用後零地價，甚至負地價出讓，用土地的低成本來招商引資，搞開發區，搞城市建設，搞房地産，搞城市經營；2、各地許多工程項目預算不足，由工程隊來填支，最後形成對農民的欠資，實際是挪用，甚至剝奪農民的吃飯錢，來搞建設和發展；3、近1億外出農民沒有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反過來説，中國的投資和出口高增長建立在中國1億農民工沒有社會保障成本的基礎上，我們在挪用未來的養老錢在發展今天的經濟；4、地方政府拿政府這塊金字招牌借錢來搞開發區，城市基礎設施、大樓、廣場等建設，許多地方並不考慮以後政府財政的還款來源，一些地方搞公共建設所借的債其地方財政據測算幾十年都還不完，財政實際上已經破産；5、迫使，或者誘導政府目前還能控制的國有企業上項目。從投資增長的政府和非政府結構看，外商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速並不十分理想。

中華工商時報：我們注意到，最近您撰文提出“2004年中國經濟不可能過熱的十大原因”，那篇文章只提出了不可能過熱的原因但未提出從決策層角度的調控措施應如何轉變。在您看來，新的戰略對策應該是怎樣的呢？

周天勇： 我提出的思路是，從火上澆水，改為釜底抽薪；從計劃經濟動不動就審批的辦法，改變為通過改革土地徵用制度、規範農民工用工和工資制度、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來防止2004年經濟可能會出現的過熱。這不僅使宏觀調控向著科學化和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並且有利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土地、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體制。

中華工商時報：是不是像您曾説過的,從根本上講，防止政府推動主導性的經濟過熱，要將生産建設型的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政府，要將生産建設型的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的財政，要將政府主導投資的經濟發展轉變為非政府投資主導投資的經濟發展。

周天勇：是這樣。我認為,2004年的宏觀調控，戰略上講，首先，需要關注失業可能繼續嚴重－收入增長緩慢－消費需求不振的關聯問題，從盡可能多地增加就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振興消費需求，來實現就業、收入和消費的良性迴圈，進而實現投資和消費的良性迴圈；其次，對於治理開發區、城市建設、房地産等局部經濟過熱，應當採取釜底抽薪的治療辦法；再次，對於政府投資能力減弱、外商投資不確定、出口受退稅下降的影響，盡一切政策來調動民間投資替補，防止經濟下滑。對此，我提出的六條建議具體策略為：

一是通過各種政策措施，調整投資結構，改變基礎設施、資本密集産業、房地産等投資比重過高，勞動密集産業和中小企業投資比重過低的格局，從而改觀增長速度高而增加就業少、收入增長不明顯、消費不振等局面，改善就業－收入－消費，使國民經濟良性迴圈。過去有關部門曾經上報中央稱中國中小企業有近4000萬個，有70％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這是虛假的數據。綜合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分析研究，我國2003年6月底時的全國城鄉全部企業為1163萬個，每千人企業8.9個，城鎮只有47％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與發達國家每千人中小企業40－55個，勞動力的65％－80％在中小企業就業，差別太大。

二是在政府主導性的投資可能受到制約的情況下，儘快清理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大幅度減少審批和收費，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設想，減輕投資者和企業的稅費綜合負擔，及早出臺設備投資增值稅抵扣政策，刺激民間投資，從而替代政府主導型投資萎縮可能造成的經濟過冷。

三是本著讓利於農民，維護農民權益和其制度化的精神，應當堅決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央領導關於土地徵用、農民工社會保障和農民工工資清欠的有關意見，應密切注視因此而形成的發展成本上升而抑制經濟增長速度的情況，採取相關的補救措施，適時調整，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四是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實施輕稅費負擔的財政政策，國債項目要保持其連續性，以保證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需要；從緊的貨幣政策一定要慎用，並要考慮徵地制度、農民工資清欠和農民工社保等政策出臺的釜底抽薪和經濟緊縮效應，要以從寬的貨幣政策彌補其可能造成的經濟下滑。特別是要形成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銀行貸款、創業投資、擔保公司、企業信用等融資體系。

五是慎重對待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採取人民幣匯率不進行調整，而進行徵地制度改革和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這樣即可釋放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匯率升值收縮轉移為土地和農民社保成本上升收縮，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是有利的。如果繼人民幣匯率升值，再加上土地和社保成本上升，則很難避免經濟陷入蕭條。

六是中央宏觀調控要加強對地方，特別是地縣級政府借債搞建設，上政績，發展經濟的控制。從對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改為對地方舉債的監測和審批。一般來説，因為政府投資的公共性和非收益性，除非財政未來能還本付息，是不能借債搞城市道路、排水、路燈、圖書館、廣場、政府大樓、公交等非經營性和準經營性建築的。這是一個經濟學和財政預算學上的常識性準則。因此，需要出臺全國性的控制地方政府舉債的法律，中央和省一級發展改革委員會和財政部要經常性地檢查地縣級財政負債和還款情況，舉債一定要由財政預算專家評估和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不能僅僅由市地縣領導説了算，將地方政府的借債和財政破産風險，預防和控制在先。否則，各地大規模舉債搞經濟建設的政績偏好和衝動熱情，必定給中國未來的政治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記者張立棟)

中華工商時報 2004年1月5日